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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尼古洛·迪·貝爾納多·代·馬基雅維利（義大利語：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義大利語發音：[nikkoˈlɔ mmakjaˈvɛlli]；1469年5月3日—1527年6月21日）是佛羅倫薩共和國的政治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家、外交官。他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重要人物，被稱為「近代政治學之父」，在政治哲學領域具代表性，他所著的《君主論》（又作《君主論》）一書提出了現實主義的政治理論，其中「政治無道德」的權術思想，被人稱為「馬基雅維利主義」。另一著作《李維論》則提及了共和主義理論。他的《戰爭的藝術》一書，則論了兵役制度、練兵之法、行軍、宿營、作戰、工程等軍事問題，讓他也成為著名的西洋軍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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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基雅維利生於義大利佛羅倫薩，父親曾是一名律師，有兩姊一弟。後人對於馬基雅維利的幼年時期所知不多，但他顯然受過了相當完整的拉丁文和義大利文教育。
馬基雅維利生時正值亂世，教宗國是最強大的軍事勢力，富有的義大利城邦一個接著一個的被外國強權如法國、西班牙和神聖羅馬帝國攻占。當時各大強國之間的合縱連橫變化不斷，傭兵軍團經常在一夕之間便轉換陣營，地方政府也常在數周之間建立或瓦解。在1527年羅馬市還遭到神聖羅馬帝國的軍隊洗劫，這是12世紀以來羅馬第一次被德意志的軍隊入侵。繁榮的羅馬城市如佛羅倫薩和熱那亞也在同一年遭到相同命運，雖然馬基雅維利在佛羅倫斯遭到洗劫時便去世了。不過也正因為在這樣的環境下，馬基雅維利培養出了分析他周遭乃至全世界發生的政治和軍事事件的智慧。
在1494年，統治佛羅倫薩長達六十年的美第奇家族被推翻，接著由反抗教宗亞歷山大六世的修士薩佛納羅拉成立共和國，領導長達四年，由於薩佛納羅拉施政嚴厲，苛待百姓，後遭推翻，還被以火刑燒死。之後由索德利尼繼續統領佛羅倫斯共和國。1498年馬基雅維利出任佛羅倫薩共和國第二國務廳的長官，兼任共和國自由和平十人委員會秘書（Secretary of the Ten on Liberty and Peace）[1]，負責外交和國防，經常出使各國，拜見過眾多掌權的政治領袖，因而成為佛羅倫薩首席執政官的心腹。他看到佛羅倫薩的僱傭軍軍紀鬆弛，極力主張建立本國的國民軍。1505年佛羅倫薩通過建立國民軍的立法，成立國民軍九人指揮委員會，馬基雅維利擔任委員會秘書，在1506建立一支小型民兵部隊[1]並在征服比薩的戰爭中，率領軍隊，親臨前線指揮作戰，最終在1509年迫使比薩投降佛羅倫薩。在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和教宗陷入矛盾期間，他到處出使遊說，力圖使其和解，避免將佛羅倫薩拖入戰爭，並加強武裝以圖自衛。也是在這段時期馬基維利認識了另一位義大利的政治家和軍人切薩雷·博吉亞，領略到他在擴展領土上採用的各種策略和統治手段之後，對他相當欽佩。
然而到了1512年8月馬基維利前往比薩時，經過一連串複雜的戰役和外交角力後，美第奇家族在儒略二世的軍隊支援下攻陷了佛羅倫薩，共和國隨之瓦解。喬凡尼·麥地奇（後當選教宗，為李奧十世）成為佛羅倫薩大公，身為共和國高官的馬基雅維利喪失了一切職務，並在1513年以密謀叛變為罪名遭收入監獄，受到刑求拷打，但最終被釋放。此時他已然一貧如洗，於是在距佛羅倫斯城7哩遠的聖安德里亞（Sant'Andrea）隱居[1]，開始進行寫作，在他給朋友的一封信中這樣描述道：
《君主論》是獻給洛倫佐二世·德·美第奇的鉅著，洛倫佐死後，主教朱理·美第奇統治佛羅倫薩，立志改革政治，徵詢馬基雅維利意見。1523年朱理當選教宗，為克萊芒七世，重新重用馬基雅維利，讓他編寫《佛羅倫薩史》。馬基雅維利後將新書獻給教宗，獲得120金幣的賞賜，並起用他為城防委員會書記，加入教宗的軍隊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作戰。
他在《佛羅倫薩史》中描述當時的佛羅倫薩人：
「他們在穿着和日常生活上，比他們的先輩更自由，在其他方面花費更多，花費在休閒、遊戲和女人上的時間和金錢更多，他們的主要目的是擁有更好的穿着，有更文雅的談吐。誰能以最精明的方式傷害他人，誰就是最能幹的人。」
1527年，佛羅倫薩恢復共和，馬基雅維利想繼續為佛羅倫薩共和國效力，但因為他曾效力於美第奇家族，不被共和國任用，最終鬱悒成疾，58歲即離世。
《君主論》是馬基雅維利最知名的著作，但克里斯汀·高斯（Christian Gauss）在引言中在認為本書並不能使人了解馬基雅維利政治思想的全部，又言「對於馬基雅維利可謂不幸，因為這本書迅速地壓倒了其他所有著作，而使他的大名完全依賴在這一本書上。」[1]:123
在此書中馬基雅維利闡述了一個君主（統治者）應該採用怎樣的統治手段才能保住自己的政權。書中人性本惡的部分類似中國荀子、先秦法家思想，尤其在論證「君主應該不擇手段達到目的」這一命題時，和韓非子繼承申不害提出的「重術」觀點不謀而合。[1]:123馬基維利所假設的人性本惡也反映出他認為必須使用殘忍權力才能達成實際目標的主張。君王不該對於其臣民抱有完全的信賴和信任。
然而此書中馬基雅維利更加創舉的部份在與其對「新君主」（principe nuovo）現象的關注和論述，認為因世襲而來的君主由於人民已經習慣了舊政權，統治困難比新君主要來的少，世襲君主要做的只是小心維持其既有的制度；而新君主為了維持其奪取的土地，建構一套新的而恆久的權力架構則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馬基雅維利對此總結，為了穩定政權，君主在公眾上必須保持完美的名聲，但在私底下則必須採取許多本質邪惡的政治手段。
與其他著作不同的是，《君主論》並沒有告訴讀者一個理想的君主或王國應該是什麼樣子。馬基雅維利透過眾多例子解釋了哪些君主得以成功的取得統治並保持權力，這些例子來自於他在擔任佛羅倫斯外交官時對各國政局的觀察和對古代歷史的研究。他的著作也代表了意大利文藝復興的高潮，他在書中大量採用來自古代文獻的歷史例子。
如是不謹慎研讀馬基雅維利的論點，讀者經常會以為《君主論》一書的中心思想是「為達目的而可以不擇手段」—這其實是一種目的論的哲學觀點，亦即只要目的正當，所有的邪惡手段也都是正當的。然而這只是對於馬基維利的誤讀，因為馬基維利也指出了邪惡手段的一些限制，首先，他指出只有維持穩定和繁榮才是國家可以追求的正當目標，個人為了其利益而不擇手段則不是正當的目標，而且也不能正當化邪惡的手段。再者，馬基維利並沒有完全否定道德的存在，也並非鼓吹完全的自私或墮落。馬基維利明白澄清了他的定義，以及採取殘忍手段的前提（必須要快速、有效、而且短期）。儘管如此，天主教會仍將《君主論》一書列入禁書名單，後來一些人道主義者如伊拉斯謨也大力批評這本書。
《君主論》一書在政治思想史上的主要貢獻是徹底分割了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雖然馬基雅維利也強調道德的重要性，但君主所應該做的是將善良與邪惡作為一種奪取權力的手段，而不是目標本身。一個聰明的君主會妥善的平衡善良與邪惡。
實用主義是馬基雅維利在整本著作中所遵循的主要原則，一個君王應該將其作為奪取和維持權力的方針指引。不同於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理想的社會」並不是馬基維利的目標。事實上，馬基維利強調應該在必要時使用殘忍的權力或獎賞，以維持統治的現狀。
馬基雅維利對於政治家如此評論：他背信棄義，掩蓋真相，文過飾非，歪曲事實，以維持正義的表象，正義儘管沒有實現，但永遠是他矢言爭取的目標。
馬基雅維利之前以及之後許多思想家其實都對於國家有相同的認知：國家不是不道德，而是非道德；它有一半是在道德範圍之外的！
《君主論》一書是馬基雅維利用以闡述君主治國之道的著作，而《李維論》則是他用以為共和國政體辯護的，集中了他全部共和政治思想的精華，《李維論》也因此而被認為是《君王論》的姊妹篇。
《李維論》是對李維《羅馬史》前十卷的研析，馬基雅維利總結了一系列的歷史教訓，描述了共和國應該如何成立、架構，涵蓋了對權力制衡、政治權力分立的好處、以及共和國比君主國優秀之處。在《李維論》一書中，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哲學初露端倪，對之後法國的盧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民約論》中，盧梭就多次引用了馬基維利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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