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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鎮壓（蒙古語：Их Хэлмэгдүүлэлт，轉寫：Ikh Khelmegdüülelt）是蒙古人民共和國在霍爾洛·喬巴山領導下於1930年代進行的大規模鎮壓運動，在1937年至1939年達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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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8月8日，蒙古人民革命黨七名創始人之一，時任蒙古國務總理兼外交部長鮑陀被捕。這一事件的根源可以追溯至鮑陀的革命青年團和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黨團權力鬥爭。
1936年是蒙古人民革命黨建黨建政十五周年，總理阿瑪爾釋放了幾個政治犯，斯大林送給十五周年慶典的禮物是四支步槍和三萬發子彈，暗示必須處決30,000人。
1937年9月10日晚，大鎮壓的第一場戰役打響，蒙古人民革命黨65名高級幹部被捕，其中包括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成員、國家大呼拉爾成員、部長會議成員、軍隊高層全體將領。蒙古人民共和國內務部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對上述65人施以「坐火椅、拔指甲、扯光頭髮」等酷刑，並扒光他們的衣服，嚴禁他們睡覺及吃飯，直至他們在偽造的「招供狀」上簽字為止。這批人最終無一例外地「承認」自己參與了反革命集團，並供述了「同夥」名單。比如首批被捕的65人中的知識分子門德，為保命而將其所有認識的熟人均說成是「同謀」，因而「戴罪立功」並獲較好的關照，但在1941年仍被送至莫斯科處決。又比如工業聯合會主席普熱夫也是首批被捕者，在刑場上即將被處決時向行刑隊喊道：「我承認我犯了罪，但是我願意招供罪狀更大的人」，其死刑的執行方獲延期，普熱夫隨後供述了許多「同謀」。類似門德、普熱夫的事例在大鎮壓中是很普遍的，在酷刑折磨及對死亡的恐懼之下，絕大多數人都「認罪」並咬出了其他所謂「同謀」。[1]
大鎮壓第一場戰役獲得勝利，「根登—德米德反革命間諜集團」被揪出，隨後根據「口供」又揪出了更多人。蒙古軍隊的旅以上將領中，有187位將領被逮捕；51位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成員中，有36位被槍決。有1,000多位軍人為免被殺，而主動「承認」自己的「反革命罪」，起初其中僅有數人獲赦免，後來絕大部分人仍遭槍決。「根登—德米德反革命間諜集團」中的格勒格道爾吉·德米德是蒙古軍隊中威望僅次於達木丁·蘇赫巴托爾的元帥，在被押送至蘇聯途中死亡，其父以及兄弟遭到處決，其已懷孕的妻子娜察也被殺。[1]
同時進行的還有對宗教界的大規模清洗，其規模更大，手段更為殘忍。蒙古人民共和國內務部揪出了所謂「喇嘛反革命集團」，其揪出喇嘛的邏輯為，如你為學生，則你的老師定是同謀，如你為老師，則你的學生定是同謀。由於藏傳佛教重視師徒傳承，每個上師的弟子眾多，每個弟子也往往向不同的上師、仁波切求法，結果所有喇嘛均可被打成反革命。[1]
指導大鎮壓的蘇聯總顧問格魯伯奇克於1938年8月報告斯大林稱：「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個變成廢墟，仍在運轉的僅有26座，8.5萬名喇嘛僅留下17,338人，這些人還未逮捕，對中高層喇嘛我們將在下一階段戰役中全部解決。」[1]
對宗教界的清洗，按照標準定額，每位肅反人員一天須辦理10件案子，超額完成者有獎。一位名叫班扎拉格奇的肅反人員在毀滅一座寺廟的過程中，平均每日辦60件案子，從而成為「先進工作者」。一位叫巴雅爾馬格奈的肅反人員，因為一周辦理了幾百件案子，而獲得了北極星勳章（該勳章是蒙古人民共和國授予軍功卓著者的勳章）。[1]
蒙古人民共和國內務部成員盧瓦桑薩姆丹1962年回憶稱，因逮捕的僧人過多，導致監獄十分擁擠，每周會進行一至兩次集體處決，每次用卡車將僧人們一車一車地拉至刑場。[1]
在此次鎮壓中，蒙古人民共和國全國除了甘丹寺之外，其他所有藏傳佛教寺院均被關閉和毀滅，這永久性地改變了蒙古的整個文化景觀。
烏蘭巴托的甘丹寺在1938年大鎮壓高潮期間關閉，但在1944年重新開放。這是蒙古在共產主義時期唯一保持運作的佛教寺院，也是極少數逃脫毀滅的寺院之一。
十月革命之後，許多哈薩克人、布里亞特蒙古人、塔塔爾人自蘇維埃俄國逃到蒙古，斯大林認為這些人「逃避革命」（是另一種反革命罪），下令喬巴山對他們進行清洗。蒙古的2.1萬哈薩克人中，有2,000人被消滅；140個塔塔爾人僅剩4個。此外，來自中國內蒙古的漢族及蒙古族人士幾乎未留下任何活口，其中還有的是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員。[1]
處決「反革命」幹部和群眾時，蒙古人民共和國內務部強制黨、政、軍幹部觀看，喬巴山滿臉木然，總理阿南德·阿瑪爾則時常流淚，這被「蘇聯專家」李維諾夫觀察到。伏羅希洛夫授意大鎮壓中喬巴山的副手、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書記魯布桑沙拉布除掉阿瑪爾。[1]
當時，阿瑪爾是蒙古高層人士中僅剩的最後一兩位有聲望者，故斯大林讓他接替已被打成反革命的根登擔任總理，蘇聯專家們則可躲在「阿瑪爾政府」的門面之後作惡。所以，在除掉阿瑪爾前，莫斯科授意先發動宣傳攻勢以降低阿瑪爾的聲望。[1]
1939年3月，阿瑪爾因「反革命集團庇護者」等罪名而被逮捕，並被押往蘇聯審判。在被關押期間，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對他施以各種「非人酷刑」。 1941年7月10日，在蒙古人民革命黨建黨日，阿瑪爾被宣判死刑。與阿瑪爾同被逮捕並送往蘇聯處決的，還有當時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國家元首、蒙古人民革命黨創黨元老道格松。阿瑪爾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期，在獄中遇到了將其清洗的魯布桑沙拉布，這時魯布桑沙拉布已成為其獄友。[1]
在大鎮壓期間，兩個特殊機構凌駕於一切黨紀、國法以及蒙古黨、政、軍機關之上，一是「非常委員會」，作為最高軍事法院；一是「特別委員會」，作為最高法院。到1939年4月，這兩個委員會的卷宗寫明，共判處29,198人反革命罪；其中非常委員會辦理的25,785件政治案件中，已作出判決的卷宗寫明，共20,099人遭處決，5,739人被判入獄。[1]
1939年末，喬巴山在筆記本中記下了如下工作總結：「到11月，共處決喇嘛20,356人，600名是高級喇嘛，3174名是中級喇嘛，13,120名是低級喇嘛，摧毀797座寺廟；在1937年和1939年之間，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處決，被逮捕的人中有17,335人是喇嘛」。喬巴山所記錄的數字比上文提到的蘇聯顧問格魯伯奇克1938年8月記錄的高。[1]
大鎮壓影響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全國，但重點是蒙古人民革命黨及政府高層、軍隊、喇嘛等。受害者們普遍被指控為親日本的間諜。在此次鎮壓中被處決者通常估計在22,000人[2]至35,000人[3]不等，占當時蒙古人口的約3%至4％。近18,000名受害者是藏傳佛教喇嘛[2]。有些作者估計受害者高達10萬人[3]。歷史學家目前經常引用的數字在3.6萬至5萬人左右，但研究者認為3.6萬這一數字屬於遠被低估的數字。[1]
1991年在木倫[4]、2003年在烏蘭巴托[5]，一些萬人坑被發掘出來，數以百計被處決的喇嘛和平民的屍體被挖掘出來，他們都是顱底遭到槍擊而身亡[6]。
1996年，原蒙古人民共和國國家小呼拉爾主席團主席博勒吉德·根登（1937年在莫斯科被處決）的女兒策倫都蘭（Tserendulam）在烏蘭巴托開辦了政治迫害受害者紀念博物館，以紀念大鎮壓等政治運動的受害者。[7]該博物館的展品中，藏有一些大鎮壓時期顱底帶有槍眼的受害者的頭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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