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旗及國歌相關法律》（日語：国旗及び国歌に関する法律／こっきおよびこっかにかんするほうりつ Kokki Oyobi Kokka ni Kansuru Hōritsu，平成11年8月13日法律第127號），簡稱國旗國歌法（国旗国歌法／こっきこっかほう Kokki Kokka-hō）[1]，是一項正式確定日本國旗及國歌的法律[2]，於1999年8月13日生效。雖然通稱「日之丸」（日の丸 hinomaru）[3]的日章旗（日章旗 nisshōki）自1870年起便已然成為日本的非官方旗幟，《君之代》（君が代 Kimigayo）也在1880年後成為事實上的日本國歌，但在該法生效之前，日本是沒有官方的國旗和國歌的。
| 國旗及國歌相關法律（日本） | |
|---|---|
 日本法律 | |
| 正式名稱 | 国旗及び国歌に関する法律 |
| 通稱、簡稱 | 國旗國歌法 日之丸、君之代法（日の丸・君が代法） |
| 編號 | 平成11年8月13日法律第127號 |
| 種類 | 公法 |
| 效力 | 現行法 |
| 內容 | 確定日本的國旗及國歌 |
| 相關 | 元號法 |
| 鏈接 | 總務省法令數據提供系統 |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日本社會上不乏將日之丸和《君之代》立法設為日本官方象徵的建議。1974年就有一項將日之丸和《君之代》官方化的法案，惟最終未能通過國會審查，原因是日本教職員組合反對立法，堅稱這兩樣事物與日本軍國主義有關。這兩者在學校儀式上的使用問題也引發了不少爭議，在廣島一所學校的校長因此自殺後，官方化事宜重新提上日程。
經國會參眾兩院表決，該法在1999年8月9日獲通過，並於1999年8月13日頒布施行。該法被認為是20世紀90年代內，日本國會通過的最具爭議性法律之一，立法前後的辯論亦反映出在野黨日本民主黨（DPJ）領導層的分裂，以及執政聯盟內自由民主黨（LDP）和其他成員的團結。
不同的人對法案通過的反應各有不同。在日本，有人為法律通過而歡呼，也有人覺得民族主義情感和文化出現復活跡象，尤其是通過時正值明仁天皇的即位周年慶典。在日本於二戰占領過的國家中，一些人認為該法的通過，加上軍事和靖國神社相關法案的立法辯論，意味着日本開始出現政治右傾。就法律通過後各部門（特別是東京都教育委員會）發布的一些相關規定和政府命令，有日本人以內容違反日本憲法為由，選擇向法院提起訴訟。[4][5]
法律內容
《關於國歌及國旗的法律》將日章旗定為國旗，《君之代》定為國歌，並在附件中提供了國旗和國歌的細節，包括旗幟的製作規範和《君之代》的曲譜。法律沒有在這兩者的使用和處理方面作出規定[6]，而是留給國家和都道府縣的各個機構與部門自行制定規定進行規範[7][8][9]。如果當初含有國旗國歌的使用規定，法案就不能在國會中得到足夠的支持票，從而無法通過審查[10]。
附件一中列出了國旗的繪製與製作細節。旗幟整體高度與寬度的比值是2:3，正中心有一紅色實心圓形，直徑為旗幟高度的五分之三[3][11]。法律同時允許繼續使用和生產另一種規格的日章旗，這種規格由1870年《太政官布告第57號》規定，旗幟高寬比為7:10，中間紅色實心圓形向旗杆方向偏移旗幟寬度的百分之一[12]。旗幟的背景色為白色，中間的實心圓形使用紅色，但這項1999年的法律沒有規定具體的色調[6]，其後的政府解釋也只是說圓形應該使用深紅色[13]。2008年，防衛省發布一項規範，其中定義了中間圓形所使用的紅色色調[14]。國會在審議該法案時，曾有建議提出色調應該使用亮紅色（赤色 aka iro），或是從日本工業規格的顏色池中選擇[15]。
附件二中列出了國歌的歌詞和曲譜。法案文本沒有列出作詞者，只列明作曲者為林廣守[6]。然而，現在有證據表明作曲者可能是奧好義和林廣季（林廣守之子），而公布的作曲者林廣守當時作為宮內省式部職雅樂課一等伶人，實際上是監督指導人士[16]。弗蘭茲·埃克特隨後為旋律附上西洋和聲，歌曲於1880年開始公布使用[17]。樂譜上的歌詞以平假名書寫，且沒有標明音樂演奏的速度。演奏時通常採用多利安調式，拍號為(4/4)[6]。
1999年前的日之丸與《君之代》
15至16世紀的日本戰國時代，不少勢力採用日之丸作為自己的戰旗[18]。明治維新時期，1870年2月27日（日本曆法明治3年1月27日）頒布的《太政官布告第57號》將日之丸規定為日本的「御國旗」，要求在商船上懸掛，這一正式法律上的國旗地位一直持續到1885年。之後隨着內閣制的出現，太政官制度於1885年廢止，直到1999年都沒有正式的法令規定何為國旗[19]。雖然不是法律上的國旗，日本在設計旗幟時仍然經常以日之丸為底本，不少日本軍用旗幟的設計便源於日之丸，如帝國海軍所用的旭日旗[20][21][22]。 二戰結束後同盟國軍事占領日本，對日之丸的使用作出了非常嚴格的限制，過了一段時間後才有所緩和[23][24]。
《君之代》是世界上最短的國歌之一，僅11小節、32個字符。歌詞來源於平安時代（794－1185）一首和歌，旋律則是在明治時代（1868－1912）創作。1869年，一名名叫約翰·威廉·芬頓的英國軍樂隊長正在日本工作，他意識到日本缺少國歌，便向島津氏官員大山岩提議創作一首。後者接納該意見，並選出了歌詞。[25]
選出的歌詞與英國國歌《天佑吾王》有一定的相似程度，這可能是受芬頓的影響[16]。歌詞決定後，芬頓在大山岩要求下開始譜曲，創作出第一版的《君之代》，但該版本後因「不夠鄭重」而未獲採用[26][27]。1880年，宮內省採用現今版本的《君之代》旋律，政府於1888年正式將《君之代》定為國歌[28]。1893年，當時的文部省發文，規定公立學校儀式上需演奏《君之代》[10]。同盟國軍事占領日本期間，駐日盟軍總司令沒有要求日本政府限制《君之代》的使用[29]，但戰後一段時間內，官方儀式上都是只演奏《君之代》的旋律，不唱出歌詞[30]。
立法背景
該法的立法提議由廣島一名高中校長的自殺而起[31]，這名校長名叫石川敏浩，在廣島縣立世羅高等學校工作，因未能解決教育委員會和該校教師間關於日之丸與《君之代》使用方面的爭議，選擇在學校畢業典禮前夜自殺[32]。廣島縣教育委員會當時要求所有校長確保日之丸與《君之代》出現在每一次學校儀式上，此舉激起世羅高等學校教師的強烈反對[33][34]。在確信自己無法得到教師的妥協後，石川校長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34]。
石川校長自殺後，世羅高等學校的教師們在畢業典禮上舉行了抗議，這兩件事使得自由民主黨（LDP）黨員、日本首相小渕惠三決定起草一份法案，訂明日之丸與《君之代》為日本官方象徵[35]。他本來想在2000年引進這份法案，但內閣官房長官野中廣務希望該法能在1999年11月之前生效，屆時天皇明仁將迎來即位十周年紀念[36]。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有立法提議將日之丸和《君之代》列為官方國家象徵。在1972年沖繩政權移交至日本，以及1973年全球石油危機後，1974年，時任首相田中角榮提出通過一部將兩者定為國旗國歌的法律，這一舉動部分目的在於吸引保守派選民[37][38]。建議提出後，日本教職員組合反對采《君之代》為國歌，認為這首歌「帶有天皇崇拜氣息」[37]，連接着戰前軍國主義。據調查，在當時識字率99%的日本，不少學生都不會唱《君之代》，甚至還有根本不知道這首歌是什麼的。除要求學校教授及演奏《君之代》外，田中還想讓學生每天早上舉行升旗儀式，並朗讀明治天皇1890年頒布的《教育敕語》[37]，但法案最終未能在國會通過[39]。
政黨立場
日本兩大保守政黨，自民黨和自由黨，是1999年法案的主要支持者。自民黨幹事長森喜朗6月時宣言稱，日本國民已經接納日之丸和《君之代》為國家象徵。自由黨黨首小澤一郎持同樣觀點，稱相信國會不能得出其他結論[10]。公明黨（CGP）最開始對法案持謹慎態度，儘管該黨領導層中一些人承認這兩者都為國民所接納，黨內還是認為以法律形式進行規定可能會違反日本憲法。公明黨後來轉為支持該法案，作為加入自民黨執政聯盟的交換條件[40]。
社會民主黨（SDPJ）和日本共產黨（CPJ）反對立法，理由是日之丸和《君之代》都含有戰爭時代的內涵，以及沒有給公眾提供進行公投決定的選項[36]。共產黨委員長表示，共產黨更願意支持能代表民主和和平日本的新國家象徵[10]。社會民主黨此前曾對日之丸和《君之代》持支持態度，該黨之前擔任首相的村山富市（當時叫日本社會黨）曾於1994年接受這兩者為日本的象徵，以換取自由民主黨在國會的支持[41]。
日本民主黨（DPJ）時任黨首菅直人要求該黨必須支持此法案，因為社會早已承認這兩者是日本的象徵[42]，時任幹事長代理鳩山由紀夫卻覺得法案會給學校管理帶來問題，擔憂可能引起反對日之丸和《君之代》的左派團體騷動[43]。民主黨隨後擬定一份法案的修正案，修正案中國旗仍為日之丸，但國歌另外挑選，不採用《君之代》。7月16日，民主黨決定提出修正案，如果被拒絕，則黨員可自由投票[44]。除民進黨外，也有其他組織提出與政府立法相左的法案，惟均遭拒絕，無一進入最終表決程序[45]。
公眾意見
參議院投票前一周，《日本時報》在東京、大阪和廣島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約有九成的受訪者支持將日之丸定為國旗，六成的受訪者支持將《君之代》定為國歌，總體支持該法案的受訪者約占46%。受訪者多數認為日之丸就是代表日本的旗幟，同時覺得政府和學校應教授其歷史。一些人認為《君之代》不適合用作現代日本的國歌，其中一位受訪者建議國歌改用民謠《櫻花》，另幾位則建議保留《君之代》旋律的同時替換掉歌詞。[46]
《讀賣新聞》和日本公眾意見調查委員會（Japan Research Council on Public Opinion Polls）分別於1999年3月和7月展開民意調查，結果與《日本時報》的民調出入較大。《讀賣新聞》的調查是在石川校長自殺後進行的，受訪者中61%覺得日本國旗應為日之丸、國歌應為《君之代》，64%覺得這兩者最好都在學校儀式上使用，68%認為這兩者應作為國旗和國歌載入法律。日本公眾意見調查委員會的結果與《讀賣新聞》相近，其中68%的受訪者認為日之丸和《君之代》都是日本的象徵，71%支持國會應通過法案。兩項調查的受訪者均接近2,000人[10]，支持日之丸的均比支持《君之代》的多出15個百分點左右，因為後者的歌詞與天皇有直接聯繫[10][27]。兩項調查均顯示年長者對這兩個象徵顯得更為支持，青年一代中則有更多人對這兩者感受負面[10]。
表決
1999年7月22日，眾議院以403比86票通過法案[47]，7月28日轉送參議院；8月9日，參議院以166比71票通過法案[48]，該法於8月13日生效施行[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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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
小渕首相對這項給國旗和國歌使用提供「明確成文法依據」[52]的法律通過感到非常興奮，稱這是日本「進入21世紀」的一大步[52]。在12月23日明仁天皇生日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及明仁天皇這部法律的事情，但他拒絕發表評論，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憲法禁止天皇就政治事項表態[53][54]。然而在2004年，他又對東京都教育委員會委員米長邦雄表達了自己的不快，表示強迫師生尊崇國旗和國歌是「不理想的」。[54]有教師聯合會組織的負責人稱讚該立法，相信這會在教師教導學生尊重國家象徵方面有所幫助，減少諸如向其他國家國歌喝倒彩這類的國際事件。該法亦引來一些不滿本國二戰中行為的日本人譴責，他們覺得，只要政府還沒對二戰中的行為作出帶有「真誠悔意」[32][55]的正式道歉，他們就看不出要對國旗和國歌感到自豪的理由[32][55]。自由黨黨首小澤一郎認為1999年，該法和其他一些法律的通過預示着一場通往新未來的「不流血革命」，這場革命將改變日本的國族認同，並最終導向憲法修改[55]。
在正為日之丸和《君之代》的使用問題爭執不休的教育界[56]，反應也是因人而異。法案通過後，文部省在1999年發布的《學習指導要領》中說明：「考慮到國歌和國旗的重要性，在入學和畢業典禮上，學校應當升起日本國旗，教導學生齊唱國歌《君之代》。」[57]此外，在對1999年學習指導要領的解說中，文部省還提到：「隨着國際化的進程，在培育作為日本人的自覺和愛國之心的同時，為使兒童成長為將來受國際社會尊重與信賴的日本人，培養他們對國旗和《君之代》更正確的認識與尊重是很重要的。」[58]
在世羅高等學校所在的廣島縣，教育界多持負面看法。作為二戰時期日本直接受到原子彈影響的兩縣之一，廣島縣的教育受部落民組織（如部落解放同盟）和教師聯會的影響較大，在日之丸、《君之代》和天皇方面的立場一直偏左[59]。當地認為法案的通過是一種「困擾」，既與縣內教育實踐相反，又無助於解決戰爭相關的問題[59]。
日本國外對該法反應不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1999年這項規定日之丸和《君之代》地位的法律與日本國內關於靖國神社地位問題、美日軍事合作及增設導彈防禦體系的討論一起，使人們感覺日本正偏向政治光譜的右側。這兩個國家都曾淪為大日本帝國的領地，擔憂右傾的日本會走上重新武裝之路。
不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這項法案的相關問題應由日本人自行解決，期望日本向和平未來邁進。新加坡的年長者仍對日之丸和《君之代》感到不舒服，菲律賓政府則相信日本不會重回軍國主義，並指法律的目的是正式確立國旗和國歌，這是每個國家都有的權利。[10]
立法角力
在領導層自身出現分裂後，日本民主黨領導允許黨員就此法案按自己的意見投票。幹事長代理鳩山由紀夫無視反對意見，與民主黨幹事長羽田孜一起投票支持該法案，黨首菅直人則投下反對票。除民主黨外，其他每個黨的議員都嚴格按照政黨官方路線投票，沒人打破黨內紀律[50]。諷刺的是，鳩山由紀夫本還想以他的投票號召民主黨議員們團結起來。最終，民主黨議員中有半數投票支持法案，減少了反對人數，為法案通過掃清障礙。民主黨投票結果的分裂突顯該黨黨員間缺乏團結[43][60]。
自民黨、自由黨和公明黨的執政聯盟也起到了幫助法案通過的作用。在國會中，自民黨和自由黨聯盟占據眾議院多數議席，但未能達到參議院中的多數[10]。儘管自民黨領導層認為1993年離開的小澤一郎是個叛徒，為組建執政聯盟，他們還是要向小澤和其領導的自由黨尋求支持[51]。在眾議院議席不是很多（52席）的公明黨於政策主張方面同自民黨毫無相同點，但在得知有機會加入執政內閣後，該黨轉而支持自民黨通過法案[51]。社會民主黨為加入執政聯盟，不得不放棄了一些關鍵政策，包括早前對國旗國歌立法的反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反對和對自衛隊存在的反對。只是社民黨的讓步並沒有換得自民黨推動社民黨任一傳統主張，社民黨倡導的政策最終被排除在國家政策辯論之外[61]。共產黨是整個立法過程中唯一完全沒改變過立場的政黨，公明黨、自由黨和社民黨都在後期有支持法案通過的傾向[62][63]。
投票前情勢的改變使《日本時報》一名作者質疑起國家立法的政治過程是否足夠合理[60]。這項法律是自1992年《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合作法》之後，國會通過的最具爭議性法律之一；前者又稱《國際和平合作法》（国際平和協力法）[60]，其允許通過憲法第九條放棄以「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的日本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64][65]。
地方法規與訴訟
法律通過後，首相小渕惠三和其他官員都表示政府不打算規管國旗和國歌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66]。但文部省不久便在1999年發布的《學習指導要領》中說明：「考慮到國歌和國旗的重要性，在入學和畢業典禮上，學校應當升起日本國旗，教導學生齊唱國歌《君之代》。」[57]
東京都於2003年制定了使用規範。該市規定在學校儀式上，學生面向的方向需升有國旗，還要求教育委員會或學校官員記錄不起立或拒絕唱國歌的教師姓名[54]。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鼓勵處罰違規教師，方式包括批評訓誡，要求參加再教育課程，減薪，停職和辭退[67][68]。僅在2004年，東京便有67名教師獲警告、243名教師受到紀律處分，他們或是沒有遵守相關政策，或是曾教導學生不必尊重國旗和國歌。
福岡縣曾有一座城市按照學生合唱《君之代》時的聲音大小對學校進行測評，而東京都教育委員會是當時唯一對不遵守規定者施以大規模懲罰的教育部門。根據該委員會數據，自2004年以來，至少已有400人受到了處罰[69]。
針對東京都的規定，一些人向法院提起訴訟，稱其侵犯了日本憲法第19條規定的「思想及良心的自由」。東京地方裁判所支持教師的訴求，裁定不應該強迫教師起立或歌唱。但這些裁定不是被上訴，就是遭東京高等裁判所推翻，後者判決這些命令並不違反憲法[4]。日本各級法院已接到十幾起這類訴訟，內容涵蓋廣泛，從質疑東京規定的合憲性到請求給受處罰教師以補償都有[69]。2011年的一起案件中，日本最高裁判所認定要求教師在合唱《君之代》時起立不屬於違反憲法，判決駁回上訴，維持東京高等裁判所原判[5]。此判決作出之後，大阪府議會在2011年6月3日通過一道法令，要求大阪的教職員工在學校儀式上聽到《君之代》時，需起立併合唱[70]。
參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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