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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歷史學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詹姆斯·科克倫·史蒂文森·朗西曼爵士，CH、FBA（英語：Sir James Cochran Stevenson Runciman；1903年7月7日—2000年11月1日），通稱史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是一位英國歷史學者，研究範圍包括拜占庭帝國及其相關國家歷史、十字軍東征史乃至沙撈越史，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三卷本的《十字軍史》（1951-54年出版）。
他的《十字軍史》有着深遠的影響，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們對於十字軍東征的一般認識，即消極地看待十字軍而積極看待穆斯林。而且朗西曼強烈地喜愛拜占庭帝國，導致他在寫到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時帶有明顯的偏見。老一代的研究十字軍的學者稱讚他善於講故事、較好地運用了散文文體，但部分當代的研究者認為他的偏見過多[1][2]。
史蒂文出生於諾森伯蘭郡，父親名叫沃爾特·朗西曼，1937年受封為多克斯福德的朗西曼子爵，在議會中任職多年，且在慕尼黑陰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母親名叫希爾達·朗西曼，二人都曾出任自由黨下議院議員，也是第一對同時在議會任職的已婚夫婦，史蒂文是他們的次子[3]。他的祖父也叫沃爾特·朗西曼，是位航運巨頭[3]。他的名字「詹姆斯·科克倫·史蒂文森」取自他的外祖父詹姆斯·科克倫·史蒂文森，後者曾任南希爾茲選區議員。
據說他五歲就開始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後來長大成人後，又掌握了許多種語言，他在寫作地中海東部歷史時，除了使用拉丁文、希臘文及西歐現代語言外，還查閱了阿拉伯語、土耳其語、波斯語、希伯來語、敘利亞語、亞美尼亞語和格魯吉亞語的資料[4][5]。他在伊頓公學求學，獲得了國王獎學金，與喬治·奧威爾是同窗，二人也是很好的朋友；在伊頓，二人都在阿道司·赫胥黎的指導下學習法語[3]。
1921年，朗西曼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學習歷史，師從歷史學家約翰·巴格內爾·伯里，他後來虛假地聲稱自己是伯里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學生」[3]，退隱的伯里本不想接受這個學生，但朗西曼提到自己能閱讀俄語資料，伯里就給了他一堆保加利亞語文章讓他編輯，二人的師生關係也就此開始。1927年，他因拜占庭帝國研究獲得了三一學院的研究經費。
1932-38年，他在三一學院任講師[6]，英國著名蘇聯間諜，叛逃至蘇聯的蓋伊·伯吉斯及拜占庭學者唐納德·尼科爾都曾受教於他[7]。
之後，朗西曼從祖父那裡獲得了一大筆遺產，於是於1938年放棄了研究經費，開始四處旅行，到過中國、希臘、巴勒斯坦、泰國、埃及等地[7]。在他餘生的大多數時間中，他都是個獨立學者，靠私人手段謀生[3]。1940年，他成為英國駐保加利亞公使館的新聞專員，1941年，在英國駐埃及大使館任相同職務。1942-1945年，他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大學任拜占庭歷史與藝術教授[3]，在該校，他開始研究十字軍東征，幾年後，於1951、1952及1954年分三卷出版了他的名作《十字軍史》。1945-1947年，他他又擔任英國文化協會駐雅典代表[3]，1951-1967年，任盎格魯-希臘聯盟董事[7]。
著作中，朗西曼表達了對拜占庭帝國的同情，指責十字軍在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中攻占君士坦丁堡的行徑，稱他們是「毫無寬容之心的野蠻人」，即使剛剛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他仍稱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是「人類史上最大的惡行」[6]。
朗西曼的大部分歷史著作都涉及拜占庭帝國及其近鄰，中世紀的西西里和敘利亞。而1960年出版的《白人羅闍》（The White Rajahs）是個例外，這本書講述了詹姆斯·布魯克1841年殖民沙撈越，成為羅闍，其後人統治沙撈越直至1946年的故事。
1987年，英國第四頻道製作了他的口述自傳《史蒂文·朗西曼爵士：通往東方之橋》（Sir Steven Runciman: Bridge To The East），獲得好評[7]。1991年，他撰寫了回憶錄《一個旅行者的A至Z：部分回憶》（A traveller's alphabet : partial memoirs）[8]。2000年11月1日，他在沃里克郡拉德威去世，享年97歲[9]。同年早些時候，他曾訪問阿索斯山，見證一座位於卡里埃斯的塔樓的揭幕式，正是由於他的金錢援助，這座塔樓才得以修復[10][7]。去世後，他的4000多捲圖書收藏捐贈給了聖安德魯大學圖書館[4]。
2017年，作家米諾·丁肖（Minoo Dinshaw）出版了一部朗西曼的傳記，名為《古怪騎士——斯蒂芬·朗西曼的拜占庭人生》（Outlandish knight - the byzantine life of steven runciman），介紹了他一生的經歷[11]。
個人生活中，朗西曼是個老式的英國怪人，他是個美學愛好者、善於講故事的人、神秘主義愛好者、收藏家。伊頓公學的歷史教師安德魯·羅賓遜（Andrew Robinson）曾說：「他（朗西曼）曾與溥儀彈鋼琴二重奏，曾給埃及國王福阿德講塔羅牌，曾在伊斯坦布爾佩拉宮酒店差點被德國人炸死，又在拉斯維加斯老虎機上兩次中大獎。」1991年，他曾在蘇格蘭國家美術館辦過愛德華·利爾的水彩畫展，展品都是他自己的收藏[7]。
關於朗西曼與神秘主義，喬治·奧威爾的傳記作者戈登·鮑克曾講過一個故事：喬治·奧威爾在伊頓公學上學時與朗西曼是好朋友，兩人都對神秘學感興趣，當時他們都討厭一個名叫菲利普·約克（Phillip Yorke）的高年級學生，於是用蠟燭的蠟做了一個約克模樣的巫毒娃娃，並折斷了娃娃的一條腿。奇怪的是，不久之後約克就摔斷了腿，後死於白血病。這件事很快在學校中不脛而走，越傳越神，同學們都把奧威爾和朗西曼看作需要提防的怪人[12]。
朗西曼是同性戀，終身未婚，沒有子女[13]，幾乎沒有證據可以證明他有長期情人，但朗西曼曾向朋友講過：「我有一種類似妓女的氣質，所以不用擔心感情問題。」。不過，朗西曼還是相當謹慎地對待自己的性取向，這可能與他的宗教思想有關。他也覺得性取向可能會影響自己的事業，馬克斯·馬洛溫稱，朗西曼曾說他覺得他的生活因同性戀而失敗了[8]。
著名十字軍學者喬納森·萊利-史密斯[14]對朗西曼在十字軍方面的貢獻表示讚賞[15]。朗西曼曾在公開採訪中親口對他說自己「不是歷史學家，而是文學作家」[16]。
牛津大學十字軍史教授克里斯托弗·泰爾曼表示，朗西曼的作品「在整個英語世界仍然是人們對十字軍的流行看法的主要來源，在印刷品、電影、電視與互聯網上都很明顯」[17]。
愛德華·彼得斯（Edward Peters）於2011年表示，朗西曼的三卷本十字軍史「立即成為了此方面英語著作中最受歡迎、最有名的單一作者作品」[18]
約翰·M·里德爾於2008年表示，在20世紀的多數時候，朗西曼都是「最偉大的十字軍史學者」，他認為「在朗西曼之前，20世紀初，史學家認為十字軍是基督教反擊伊斯蘭教的理想主義嘗試，朗西曼卻將其描述為野蠻人入侵優越文明，指的是拜占庭文明而不是穆斯林文明」[19]。
美國十字軍學者托馬斯·F·馬登於2005年強調了朗西曼的風格與觀點的影響：
毫不誇張地說你，朗西曼一手塑造了當前流行的對十字軍的看法。這有兩重原因，首先他是一個博學的人，對編年史資料瞭如指掌；其次，但也許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文筆很好。朗西曼描繪的十字軍畫卷部分歸功於當時的學術成果，但沃爾特·司各特的影響更大。縱觀他的作品，朗西曼把十字軍戰士看作摧毀東方的發達文明以求救贖的野蠻人或傻瓜。在他提出的著名「總結」中，他認為「所謂聖戰只是以上帝之名掩蓋的長期不容忍行動，本身就是在聖靈前的犯罪」[20]。
馬克·K·沃恩（Mark K. Vaughn）於2007年表示：「朗西曼的三卷本十字軍史仍是學術比較的首要標準」，但他也說泰爾曼曾說「準確地說，儘管有些傲慢，但朗西曼的作品已經過時，並有嚴重缺陷」[21]。泰爾曼本人則說：「如果我要用哐當的電腦鍵盤與朗西曼既是寶劍，又是畫刷的妙筆相競爭，未免太過愚蠢狂妄，無論多厚重的一卷書，都無法比得上他的三卷本的廣度、深度與優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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