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戰運動是一種社會運動，通常是指反對某個國家挑起或繼續戰爭——即便這種戰爭中可能存在正義性——的行動。反戰一詞也可追溯到和平主義上，該思想反對一切在衝突中訴諸武力的行為。許多活動家將反戰運動與和平運動區分開來。反戰活動家常會通過各類草根手段向政府施壓要求停止戰爭或避免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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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英國國內持續的反對聲浪導致英國下議院於1783年2月27日投票反對進一步擴大美國的戰爭，為隨後的第二次羅金漢內閣及1783年的巴黎條約鋪平了道路。
美國在1812年戰爭結束後，內戰開始之間的這段時間裡產生了大量的反戰情緒。同一時期，英國也出現了類似的運動。這些運動中既有嚴格的和平主義，也有較為溫和的不干預主義。包括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亨利·戴維·梭羅、威廉·埃勒里·錢寧、威廉·拉德、挪亞·伍斯特、托馬斯·科格斯韋爾·阿珀姆和阿薩·馬漢在內，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發表了一系列反戰的文學作品。美國各地的和平運動家還成立了各種和平協會，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國和平協會，各類和平出版物和書籍也在這一時期迅猛增長。美國和平協會於這一時期出版的《和平之書》也被譽為有史以來最傑出的反戰文學作品之一[1]。
這一時期的反戰文學多聚焦於兩個主題，一是要求建立一個國際法庭來裁決國家間爭端，二是強調戰爭導致道德淪亡及社會暴力頻發。
早期美國反戰文學及社會運動的一個關鍵事件是美國內戰，其高潮為喬治·B·麥克萊倫作為和平民主黨人參選美國總統，以反對現任總統亞伯拉罕·林肯。其中出現了美國反戰立場的輪廓：維持戰爭的成本遠低於收益的論述，結束戰爭恐怖的呼籲，以及戰爭是為了某一利益集團的利益而發動的觀點。美國的徵兵制也遭到了反對：除非提供一筆不菲的資金，青年們將被徵兵。這樣的制度使得青年們感到不滿，繼而爆發了紐約徵兵暴動。這場暴亂至少導致了120人的死亡，估計2000人受傷，損失約一百萬美元[2]；最後這場暴動被軍警鎮壓。
威廉·托馬斯·斯蒂德組建了停止戰爭委員會以反對第二次布爾戰爭。
1914年，英國公立學校軍官訓練營在索爾茲伯里平原附近的蒂德沃斯營地舉行了每年一度的訓練活動。基奇納伯爵本應視察這次的訓練活動，但由於一戰爆發未能成行。赫拉斯·史密斯-多倫將軍被派來代替視察，他對着在場的兩三千學員說道：「幾乎應該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戰爭，戰爭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只會讓歐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變成廢墟，戰爭會造成大量的生命逝去，會把一個地區的幾乎所有人殺光。我和我們那時的許多人在對戰爭一無所知的時候也對一個說出這些令人沮喪和不愛國情緒話語的英國將軍感到羞愧，但在接下來的四年裡，我們這些在大屠殺中倖存下來的人——可能只有不到原本那些人的四分之一——了解到了將軍的預言是多么正確，他說出這種預言是多麼勇敢。」[3]這些話並沒有對這位將軍的仕途造成什麼影響，也沒有影響到他在一戰中履行自己的職責。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大日本帝國的少壯派軍官與日本的共產主義人士發生衝突，比如五一五事件。在1930年代的大蕭條以前，當時的日本處於大正民主時期，此時日本的各種政治、文化、社會運動正值高潮。左翼人士開始批判軍隊、支持裁軍，這些舉動也使得政府開始裁軍。
當1930年大蕭條來臨時，日本經濟急劇萎縮。這種事件客觀地促進了青壯派軍官與左翼人士的衝突。納粹德國在面對大蕭條時也有着相同的困境。而意大利王國因一戰後沒有分得領土而令法西斯崛起。這三個國家均選擇了極端民族主義，導致了二戰的開始。
20世紀五十年代，隨着搖滾文化與共產主義的影響，美國的左翼思潮逐漸擴展開來。
美國在幾乎同一時間介入了越南戰爭，遭到左翼學生的反對。戰爭歷經約翰·肯尼迪、林登·約翰遜、理查德·尼克松三任總統。其中肯特大學的反戰遊行[4]遭到國民警衛隊鎮壓成為了整個反戰運動的最高潮，儘管尼克松政府對肯特大學的鎮壓慘案不斷道歉，這個事件也成了美國的污點之一。
1975年，越南戰爭結束。這場戰爭的結束也意味着美國反戰運動的告一段落，但反戰運動所遺下的左翼思想已經成為了美國文化的一部分。
2003年3月20日，美國總統小布什以推翻薩達姆·海珊政權為由發動了伊拉克戰爭。
這場戰爭引起了大量反戰人士的反對，反戰人士認為這場戰爭是不正義的，質疑小布什政府是為石油而戰。關於對伊戰爭的反戰遊行通常被看作是越南戰爭反戰運動思潮的延續。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以「去軍事化」和「去納粹化」為由[7]入侵烏克蘭[8][9]。2022年2月27日，普京要求該國的核威懾部隊進入高度戒備狀態[10][11][12][13]。
國際社會普遍強烈譴責俄羅斯的入侵行徑，並對俄羅斯實施史上最嚴厲的制裁措施，進而引發了2022年俄羅斯金融危機。全球多地爆發反對戰爭的抗議活動，而在俄羅斯的反戰抗議人士則遭到了俄羅斯當局的大規模逮捕。[14][15]
自以色列—哈馬斯戰爭開始以來，世界各地發生了多次反戰爭抗議活動，抗議活動有的反對以色列，有的反對哈馬斯。[16][17]
關於反戰的藝術與文化
第一次世界大戰造就了一代的反戰詩人和作家，他們的作品深受其戰爭經歷之影響。與魯珀特·布魯克的十四行詩表現出的面對死亡的理想主義不同，威爾弗雷德·歐文、西格里夫·薩松等詩人在戰壕中寫成的作品更着重於揭露戰爭的殘酷和質問戰爭的意義。在被謳歌頌揚的愛國主義面前，他們痛斥鼓動戰爭者的虛偽。此外，德國作家埃里希·瑪利亞·雷馬克所著《西線無戰事》經過多次改編，已成為最常被引用的反戰作品。
畢加索1937年的畫作《格爾尼卡》以超現實主義方式表達了對西班牙內戰時，西班牙國民軍和長槍黨請求納粹德國空軍轟炸格爾尼卡的強烈控訴。美國作家庫爾特·馮內古特在其1967年的小說《第五號屠宰場》中，運用科幻元素，結合其親身經歷，再現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德累斯頓轟炸。
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反戰文化領域依舊風起雲湧。反戰音樂和反戰電影層出不窮，它們或針對整個冷戰的大環境，或針對例如越南戰爭等特定事件。當代的伊拉克戰爭同樣催生了大量的反戰藝術作品。例如創下美國紀錄片最高票房記錄的反戰電影麥克·摩爾的《華氏911》和2006年加拿大音樂家尼爾·楊的專輯《Living with War》。
反戰音樂多出現在越南戰爭時期，隨着嬉皮士文化興起。約翰·列儂是活躍在上世紀70年代的音樂家，以左翼思想聞名，《Imagine》是其代表作。鮑勃·迪倫是著名的民謠作者，同樣也有大量的反戰音樂作品，例如《Blowin' in the Wind》。
反戰文學出現面廣，多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時代。反戰文學也是屬於20世紀中期左翼文學的一部分。
唐代杜甫的《兵車行》、白居易的《蠻子朝》與《新豐折臂翁》是中國古代為數不多的反戰主題詩歌的代表作。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作家雷馬克，以自身在西線戰場從軍的經歷為基礎，寫下了《西線無戰事》一書，成為戰間期的反戰文學代表。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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