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錮之禍中國古代東漢桓帝靈帝時,士大夫貴族等對宦官亂政的現象不滿,與宦官發生黨爭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人」罪名禁錮士人終生(終生禁止仕官)而得名。前後共發生過兩次。黨錮之禍以宦官誅殺士大夫一黨幾盡而結束,當時絕大部分的言論以及日後的史學家多同情士大夫一黨,並認為宦官捕殺士人傷及朝廷根本,為黃巾起事和漢朝的最終滅亡埋下伏筆。

黨錮之禍在東漢的時間位置示意圖

  • 紅色時間條:第一次黨錮之禍
  • 黃色時間條:士人當政時期
  • 綠色時間條:第二次黨錮之禍
  • 藍色時間條:第二次黨錮擴大化
  • 白色時間條:從第二次黨錮部分解除到陳竇平反


士人「黨」的形成

東漢桓帝靈帝時,當權者分為宦官外戚兩派,交替專權。宦官黨有侯覽曹節王甫等,他們任用私人,敗壞朝政,為禍鄉里,如侯覽曾奪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土地一百一十八頃;其兄謀財構陷無辜,聚斂上億的財富。相對而言,外戚一黨的竇武等人卻比較清正[1],因此太學生郭泰賈彪李膺等人與外戚一黨聯合,對宦官集團進行激烈的抨擊。這些人通常被稱作士人,也就是後來所說的士大夫。他們品德高尚,時稱君子,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2]等外號:

當時人以這些人為君子,朝中大臣自公卿以下,都畏懼被他們指責貶損,皆登門拜訪他們。

第一次黨錮

起因

延熹九年(166年),宦官趙津侯覽等黨羽與張汎徐宣等人為非作歹,並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脫懲罰,而官員成瑨、翟超、劉質、黃浮等不畏權貴,在大赦以後仍然按律處置了這些人[3]。宦官等人向桓帝進言,桓帝聽信一面之詞,重處了這些官員。

發展

朝中重臣、位列三公的太尉陳蕃、司空劉茂一同向桓帝進諫。桓帝不悅。劉茂不敢多說。陳蕃獨自上書,以漢初申屠嘉召責鄧通董宣追劾湖陽公主的例子,為受罰的官員們辯解,並要求桓帝「割塞近習與政之源」,清除宦官亂政的不正之風[4]。桓帝不理他,而宦官等人更加嫉恨士大夫們,雖不敢加害名臣陳蕃,但對其他人則大加報復。

朝中大臣、地方官員以及民間百姓[5]大多站在士人一邊,紛紛指責宦官亂政,為非作歹,排斥忠良。結果卻被紛紛免官,成瑨劉質等最終在獄中被害,岑晊、張牧等人逃亡得免。

河南尹李膺[6],在大赦後處死了蓄意在赦前殺人的張成之子。張成為宦官黨羽,宦官一黨遂讓張成弟子牢修上書,誣陷李膺等人「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7]。士人、宦官間的矛盾在此爆發。

興獄

桓帝大怒,詔告天下,逮捕並審理黨人。太僕卿杜密[8]御史中丞陳翔等重臣及陳寔、范滂等士人皆被通緝。太尉陳蕃認為「罪名不章」,拒絕平署詔書。桓帝見詔書無法生效[9],乾脆跳過司法程序,直接讓宦官負責的北寺獄審理此案[10]。李膺、陳寔、范滂等人慨然赴獄,受拶指而不改其辭。

當時被捕的大多是天下名士,民間所認同的「賢人」。度遼將軍皇甫規以沒有名列「黨人」而被捕為恥,上書「臣宜坐之」,要求桓帝連自己一塊兒治罪。桓帝沒有理他。[11]

陳蕃再度上書,以三代之事勸諫,言辭激切[12],桓帝嫌他多嘴,以陳蕃提拔的人才不好的罪名免去了他的太尉一職,改以光祿勛周景為太尉。並罷免了司空劉茂,改以光祿勛宣酆為司空。

結束

同年十二月,桓帝竇皇后的父親槐里侯竇武為城門校尉,他名列三君,同情士人,於次年(即167年)上書求情[13]。同時,負責審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也為黨人的言辭所感動,取消了對他們的酷刑[14]

李膺等人在獄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等害怕牽連到自己身上,向桓帝進言,說天時到了大赦天下的時候了。於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黨人等獲得釋放,但放歸田里,終身罷黜,史稱「第一次黨錮之禍」。[15]

士人當政時期

建寧元年(即168年)漢靈帝即位,竇皇后被尊為皇太后。竇武因身為皇太后父親而被任命為大將軍,陳蕃再度被任命為太尉,兩人與司徒胡廣一起掌握朝政。名士李膺、杜密、尹勛、劉瑜等人得以重新被起用,民間大多認為,賢人在朝,太平盛世快要來了。[16]

宦官首領曹節王甫等人則在竇太后面前諂媚侍奉,竇太后多次在他們慫恿下亂下命令。[17]

陳蕃、竇武等人認為宦官這樣干涉朝政,不是了局,於是私下商議,趁日食的天象上書太后,要求革除宦官參政,但竇太后認為從漢元帝時就有宦官參政,是正常現象。雖在竇武等人建議下處死了宦官管霸、蘇康等,卻保護曹節等人,不願士人處罰他們。[18]

第二次黨錮

九月辛亥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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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模擬的168年10月洛陽星空

不久,又出現太白金星[19]房宿,由上將星入太微垣的天象,當時的人認為這是不祥之兆,象徵奸佞在皇帝身旁[20],大將軍[21]有災難。竇武等人準備動手除去宦官曹節王甫一黨。[22]

九月辛亥日(九月初七),竇武輪到休假日,出宮回家。宦官偷出他的奏摺,得知了士人的計劃,因而連夜歃血共盟,發動政變。宦官們與皇帝的乳母趙嬈一起,矇騙年幼的靈帝,格殺親近士人的宦官山冰等,搶奪印、璽、符、節,脅迫尚書假傳詔令,劫持竇太后,追捕竇武、陳蕃等。[23]

年過七旬的陳蕃聞訊,率太尉府僚及太學生八十餘人拔刀劍沖入承明門,到尚書門因寡不敵眾被擒,當日遇害。[24]

竇武馳入步兵營起兵對抗[25]。名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此前率軍出征,此刻剛回到京師,尚未了解局勢,宦官等人假傳詔令騙過了他。張奐誤以為竇氏叛亂,遂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與王甫所率領的千餘虎賁軍、羽林軍一起進攻竇武[26]。竇武被重重圍困,無奈自殺;他的宗親賓客姻屬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等人皆被族滅;虎賁中郎將劉淑、尚書魏朗等也被誣陷而被迫自殺;竇太后被軟禁在南宮,李膺等再次被罷官,並禁錮終生。[27]

議郎巴肅參與了竇武的計劃,但宦官不知道,只是將他禁錮而已。巴肅認為「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自己投縣官官衙就案,縣官要解印與他一起逃亡,他不同意,被害[28]

陳蕃的友人朱震棄官痛哭,收葬了陳蕃的屍體,並將他的兒子陳逸藏到甘陵,被人告發。朱震全家被捕,都受到酷刑,然而朱震誓死不肯說出陳逸的行蹤,陳逸得以倖免[29]

竇武的府掾胡騰收葬了他的屍體,為他發喪,也被禁錮終生。竇武的孫子竇輔,才二歲,被胡騰收留並冒認為自己的兒子。胡騰與令史張敞一起將他藏匿在零陵,竇輔也得以倖免。[30]

張、謝上書

張奐因「平叛」的功勞被宦官們提拔為大司農,封侯。張奐因深恨自己被曹節等欺騙,害死國家忠良,鑄成大錯,堅決拒絕不肯受印[31]。並在不久後趁天象變化而上書靈帝,要求為竇武、陳蕃等人平反,迎回竇太后[32],並推薦李膺等出任三公[33]。靈帝認為他說得有理,但宦官們紛紛進讒言,改變了靈帝的想法,反而追究張奐的責任,張奐自赴廷尉,被拘留數日,罰俸三月。[34]最終也被罷官回家,禁錮終生。[35]

郎官謝弼上書也為竇武、陳蕃等人鳴冤,要求迎回竇太后,卻被宦官貶職殺害。[36]

大獄興起

建寧二年(169年),宦官侯覽喪母回鄉,大起塋冢。東部督郵張儉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槨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侯覽派人攔截奏章,張儉於是破壞侯覽冢宅,沒收其資財,再次上奏侯覽罪狀以及侯覽母親生時交通賔客干亂郡國的罪過。此次奏章再次被攔截。侯覽、張儉因此結下仇恨。[37][38][39]張儉鄉人朱並為人奸邪,被張儉棄用,因此心懷怨恨,侯覽收買朱並,讓他上書誣告張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祇、宣靖、公緒恭為「八顧」,朱楷、田槃、踈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襃為「八及」,刻石立墠,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漢靈帝因此詔刊章捕儉等二十四人。[40][38]張儉四處流亡,在路途上,看見人家就前往投宿(「望門投止」),沒有不願意冒滅門之禍而收留他的,張儉在眾人的幫助下,得以逃到塞外。因為收留他而被追究滅門的,前後有數十家之多,郡縣也因此殘破。[41]

又此時宦官曹節見李膺杜密等名望仍在,「又懼善人害己」,藉此機會向靈帝進讒言,誣陷黨人「欲圖社稷」,意圖謀反。年僅十四歲的漢靈帝被他們欺騙,因而大興大獄,追查士人一黨。李膺、杜密、翟超劉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餘人,被下獄處死。在各地陸續被逮捕、殺死、流徙、囚禁的士人達到六、七百名[42]

是為第二次黨錮之禍

(備註︰部分史書以為翟超在延熹八年任用張儉為東部督郵就認為張儉牽涉入第一次黨錮之禍,甚至寫張儉殺了侯覽的母親,是導致第一次黨錮之禍的其中一原因,但其實根據陳蕃給漢桓帝的奏章可知在第一次黨錮之禍發生之前,翟超只是沒收了侯覽的財產「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張儉與侯覽真正交惡在建寧二年侯覽的母親去世回鄉辦喪事時發生,而「張儉殺侯覽母親」的謠言應是因為此時張儉把侯覽母親的墳冢破壞而以訛傳訛而成。根據《後漢書.黨錮傳》、《後漢書.宦者傳》以及《廿二史札記》所梳理事情原委,張儉與侯覽交惡是第二次黨錮之禍的起因,因而《李膺傳》才會有「張儉事起」後李膺陷入第二次黨錮之禍而死。)

黨錮再起

172年,皇太后竇氏去世,宦官示意司隸校尉段熲逮捕太學諸生千餘人,太學生被牽連進黨錮之禍[43]熹平五年(176年)閏五月,永昌太守曹鸞上書為「黨人」鳴冤,要求解除禁錮,靈帝不但沒有聽從,反而收捕並處死曹鸞。接着,靈帝又下詔書,凡是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罷免,禁錮終身,並牽連五族。黨錮的範圍擴大,波及更多的無辜者。[44]

結局

中平元年(184年)春二月,黃巾之亂興起,漢靈帝怕黨人與黃巾一同作亂,遂於壬子日大赦天下黨人。[45]

中平六年(189年)三月靈帝死,九月董卓掌權,廢劉辯獻帝,並借獻帝之名派使者弔祭陳蕃、竇武等人。事隔整整22年,東漢朝廷才算正式為陳竇等人平反。[46]

影響

東漢桓、靈二帝之前,宦官、外戚雖然專權,但有名臣陳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士大夫、豪強等心向朝廷,局勢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即《後漢書》中所說的「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但兩次黨錮之禍後,清正的官員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錮,宦官更加為所欲為,殘害百姓,因而激起民變,釀成黃巾之亂。士大夫、豪強離心,於是黃巾之亂以後群雄並起,東漢最終走向了滅亡。

評價

范曄《後漢書》的評價

翻譯:
在桓帝靈帝當政期間,政務荒謬,國家大政出自宦官之手,士大夫們羞於和他們為伍,所以匹夫、處士們憤然議論朝政,於是互相品題,議論公卿大臣,評價朝政得失蔚然成風。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矯枉必須過正,原本就是這個道理。像范滂、張儉這樣的人,清高自首,疾惡如仇,最終被當作朋黨,也是這個原因啊。

贊曰:渭水因為碰到涇水而顯出它的污濁,玉放在石頭間才顯出它的堅貞。事物的本性有所區別,善惡自然顯露。遺憾的是,為了照明,不得不點燃芳香的油脂。

司馬光《資治通鑑》的評價

翻譯:
司馬光說:「天下有道的時候,君子處於朝廷,以道來處罰小人的罪過,沒有不服的。天下無道的時候,君子隱匿不發議論,想躲避小人們的陷害,也未必能成功。黨人們生在昏亂的時代,不能處朝堂之位,想用口舌議論來拯救天下大局,卻激怒了和虺蛇虎狼一樣殘暴的宦官們,遭到殘酷的刑罰,連累朋友。士大夫們被害死了,國家也隨之亡了,真是讓人悲痛的事情啊!」

呂思勉版《中國通史》的評價

參見

參考文獻與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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