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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萊門特·格林伯格(英語:Clement Greenberg,1909年1月16日—1994年5月7日),有時使用筆名K. Hardesh,是一位美國隨筆作家,作為與20世紀中葉的美國現代藝術密切相關的視覺藝術評論家,同時也是一位形式主義美學家而聞名。他與抽象表現主義藝術運動和畫家傑克遜·波洛克關係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克萊門特·格林伯格生於1909年紐約市布朗克斯區。他的父母是中產階級猶太移民,他是三個兒子中的長子。格林伯格從小就被要求畫素描,直到成年,他才開始專注於文學。格林伯格上了Erasmus Hall高中,然後是馬昆德男校(Marquand School for Boys),接着是雪城大學,1930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成為文學士[1]。大學畢業後,從小就像能說流利的英語和意第緒語的格林伯格,又自學了法語、拉丁語、意大利語和德語。接下來的幾年中,格林伯格前往美國,幫父親做乾貨生意,但這份工作並不合他意,因此他轉而做翻譯。格林伯格於1934年結婚,第二年育有一子,並於次年離婚。1936年,格林伯格在聯邦政府擔任了一系列工作,從公務員管理局到退伍軍人管理局,再到1937年到海關估價部門。從那時起,格林伯格開始認真寫作,不久之後就開始在一些小型雜誌和文學期刊上發表文章[2]。
儘管他的第一篇文章主要涉及文學和戲劇,但藝術仍然對格林伯格有着強大的吸引力,因此在1939年,他在《黨派評論》首次發表了可能是他最著名且最常被引用的文章《前衛與媚俗》,作為視覺藝術作家一夜成名。在這篇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文章中,格林伯格聲稱,真正的前衛藝術是批判性思維啟蒙運動革命的產物,因此要抵制和反抗主流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文化退化,同時也承認了這一矛盾:藝術家同時依賴於市場或國家,仍然不可避免地依附着「金臍帶」。另一方面,媚俗是工人階級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產物,是為工人階級的消費而製造的填充物,他們是渴望文化,但沒有資源和教育來享受前沿的前衛文化的平民。格林伯格寫道,
媚俗文化,利用真正文化的拙劣和學院化的仿製品作為原材料,歡迎並培養這種麻木不仁。後者是利潤的來源。媚俗文化是機械並且按公式操作的。媚俗文化是替代的經驗和假的感受。媚俗文化依時尚變化,但本質始終保持不變。媚俗文化是我們時代生活中所有假的東西的集中體現。媚俗文化偽稱只要其顧客的錢——甚至不需要他們的時間[3][4]。
對於格林伯格來說,前衛藝術過於「清白」,無法有效地用作宣傳或某種目的,而媚俗則是煽動錯誤情緒的理想之選。
格林伯格用德語「kitsch」一詞來形容這種低調、捏造的「文化」形式,不過此後其含義已變為對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文化的懷舊材料的更為肯定的接受。
格林伯格寫了幾篇開創性的文章,表明了他對20世紀藝術史的看法。
1940年,格林伯格加入《黨派評論》擔任編輯。1942年,他成為《國家》的藝術評論家。1945年到1957年,他擔任《評論》的副編輯[5]。
1950年12月,他加入了政府資助的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格林伯格認為現代主義對經驗提供了批判性的評論。它不斷變化以適應俗氣的偽文化,偽文化本身一直在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格林伯格堅稱,最好的前衛藝術家是在美國而不是歐洲出現的[6]。其中,他尤其認為傑克遜·波洛克是他那一代最偉大的畫家,並讚賞他的滿布繪畫。在1955年的文章《美國式繪畫》(American-Type Painting)中,格林伯格宣傳了抽象表現主義畫家的作品,其中包括傑克遜·波洛克、威廉·德·庫寧、漢斯·霍夫曼、巴尼特·紐曼和克萊福特·斯蒂爾的,視之為現代主義藝術的下一個階段,並認為這些畫家越來越強調圖像平面的「平坦度」。
格林伯格幫助闡明了媒介特異性概念。該概念假定每種不同的藝術媒介都有其固有的特質,而現代主義事業部分涉及到了創作更忠於其特定媒介的藝術品。就繪畫而言,與文藝復興和透視法發明後繪畫常見的深度的假象相反,其媒介是二維平面這一現實使畫家日益重視平坦度。
格林伯格認為,美國在二戰後成為了「先進藝術」的守護者。他讚揚了國外的類似運動,並於1956年和美國抽象藝術家協會在紐約河畔畫廊成功舉辦「十一人畫家」的展覽後,於1957年前往多倫多參觀了該組織的作品。畫家威廉·羅納德和傑克·布什的潛力給他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後來他們與布什建立了密切的友誼。格林伯格認為布什的畫家在「十一人畫家」之後的作品清楚地體現了他從抽象表現主義向色域繪畫和抒情抽象的轉變,這是他在該時期大部分批評性著作中都要求的轉變。
格林伯格對波普藝術有着複雜的感受。一方面,他認為波普藝術加入了「開放和清晰,而不是第二代抽象表現主義的晦澀」的趨勢。但另一方面,格林伯格聲稱波普藝術並沒有「超越膚淺的層面,真正挑戰品位」[7]。
1960年代,格林伯格在包括邁克爾·弗雷德和羅莎琳·克勞斯在內的年輕一代評論家中仍頗具影響力。格林伯格反對「後現代主義」理論以及藝術中涉政的運動,這成為一些評論家的標靶,這些評論家給他和他所欽佩的藝術貼上了「過時」的標籤。
湯姆·沃爾夫在他的《畫出來的箴言》(The Painted Word)一書中批評格林伯格、哈羅德·羅森伯格和列奧·施坦伯格,他將這三人稱為「文化伯格之王」(The King Of Cultureburg)。沃爾夫辯稱,這三位評論家以他們的理論統治着藝術界,與任何人都可以買書的文學世界不同,藝術世界被一群富有的收藏家、博物館和有影響力的評論家組成的孤立圈子控制着[8]。
最終,格林伯格擔心某些抽象表現主義已「簡化為一套風格主義」,並越來越傾向於尋求一批放棄了主題、與藝術家的聯繫以及確定的筆觸等元素的新藝術家。格林伯格認為這一過程達到一定程度的「純度」(他只在引號中使用該詞),以致於能揭示帆布的真實性以及空間的二維性(平坦度)。格林伯格創造了「後繪畫性抽象」(post-painterly abstraction)這一術語,以將其與「 抽象表現主義 」(abstract expressionism)——或格林伯格更喜歡說的「 繪畫抽象」(painterly abstraction)——區別開來。後繪畫性抽象指的是反對第二代抽象表現主義者的姿態抽象(gestural abstraction)的各種藝術。後繪畫性抽象中的主導者有埃爾斯沃斯·凱利和弗蘭克·斯特拉等硬邊繪畫畫家,他們探索了規則嚴密的形狀和邊緣之間的關係;以及海倫·佛蘭肯瑟勒和莫里斯·路易斯等色域畫家,他們在未上底漆的畫布上先染上Magna,然後染水性丙烯酸塗料染色,探索觸覺和光學層面的純淨、開放的色彩構成的廣大而生動的色域。這些運動之間的界線模糊,但是肯尼思·諾蘭等的藝術家在其作品中同時運用了這兩個層面。一般認為,後繪畫性抽象是對自我批評的現代主義辯證法的延續。
2000年,波特蘭美術館獲得了克萊門特·格林伯格收藏中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59位重要藝術家的159幅繪畫、版畫、素描和雕塑作品。波特蘭美術館主要在Jubitz現當代藝術中心(Jubitz Center for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展出這些作品,一些雕塑於室外展出。其中多數作品的藝術家都是美國人,還有一些加拿大人,以及少數其他國籍的藝術家。藏品中的藝術家包括:Edward Avedisian、Walter Darby Bannard、Stanley Boxer、傑克·布什、安東尼·卡羅、Dan Christensen、Ronald Davis、Richard Diebenkorn、Enrico Donati、Friedel Dzubas、André Fauteux、Paul Feeley、海倫·佛蘭肯瑟勒、Robert Goodnough、阿道夫·戈特利布、漢斯·霍夫曼、Wolfgang Hollegha、羅伯特·雅各布森、Paul Jenkins、Seymour Lipton、喬治·馬修、肯尼思·諾蘭、朱爾斯·奧列斯基、William Perehudoff、傑克遜·波洛克、Larry Poons、威廉·羅納德、Anne Ryan、大衛·史密斯、Theodoros Stamos、Anne Truitt、Alfred Wallis,以及Larry Zox[9]。
格林伯格的遺孀珍妮絲·范·霍恩(Janice van Horne)將他做了批註的書庫(包括格林伯格收藏中的展覽目錄和關於藝術家的出版物)捐贈給了波特蘭美術館[10]。格林伯格的書庫可於波特蘭美術館的Crumpacker家庭圖書館(Crumpacker Family Library)查閱,該圖書館對公眾免費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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