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曉大師（617年 - 686年，韓語：원효대사／元曉大師 Wonhyo Daesa），諡號和諍國師，俗名薛誓幢，又名薛新幢、薛毛，號小性居士、西谷沙彌、百部論主、海東法師、海東宗主、誓幢和尙、高仙大師、元曉聖師。新羅國華嚴宗僧人，朝鮮半島歷史上的佛教大師，他畢生致力將王室貴族佛教轉為生活化、大眾化，普及於民間，並在新羅率先弘揚淨土宗，開創了朝鮮半島佛教界與學術界的新紀元。他不但是一位宗教實踐家，更是會通經、律、論三藏，學術造詣深厚的思想家。計有百餘部，共二百四十餘卷的著作留傳於世。[1]
生平
元曉的祖父爲仍皮公（잉피공，？——634年），也叫赤大公（적대공）；父親爲談捺乃末（韓語：내마 설담날／乃末 薛談捺，？——629年）；母親浦會趙氏；兄薛乙臣，嫂定山白氏。一家居住在押梁郡佛地村（今慶尚北道慶山市慈仁縣），617年誕下元曉。
據《三國遺事》記載的傳說，薛母因夢到流星落入懷中而受孕，懷胎十月後的某日，經過栗谷樹下，忽覺胎兒即將出生，倉惶間無法回家，以夫婿的衣衫懸掛樹林間遮蔽而臨時生產，將元曉誕下，當時天空同時出現五色雲彩覆蓋其間。這棵樹今日也稱為「裟羅栗」。[1]
元曉29歲在皇龍寺出家為僧，隨師父四方參學，精研教義。31歲受比丘戒。後捐獻家宅，改建為寺院初開寺和裟羅寺。因其文辭縱橫，辯難風發，被號稱為「萬人之敵」。
34歲（646年）時，元曉聽聞大唐玄奘法師的唯識學派十分興隆，便邀約後來爲新羅華嚴宗師的同學義湘入唐求法。650年，元曉同義湘西行大唐，不料途經陸路至高句麗（今遼東地區）時，竟被誤認是新羅國派來的間諜，在囚禁數十日後，終於無罪獲釋，但東行計畫因此作罷。
十年後於新羅文武王元年（唐高宗龍朔元年，661年），元曉再次邀約義湘改採海路入唐。二人到了海門唐州邊界，尋了船，預備渡海時，竟然遇上一陣風雨，加上天色已昏暗，不利前行，便借宿於路旁土龕。翌日清晨，環顧四周，只見古墳骸骨四散，但由於雨勢未歇，道路泥濘難行，只好再宿一晚。到了半夜，就覺得有鬼作怪，輾轉難眠。元曉大師因而有所感悟：「前晚以為是土龕，因此安心，不見有怪。今夜知道是寄居鬼鄉，所以心生鬼業。可知心生故種種法生，心滅則龕墳不二。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別無心外之法可求！」因而決定攜囊返國，不再前行。[1]
此番開悟後的元曉，心境空靈，言行羈狂。他居住在芬皇寺[1]，然而有時隨興入於酒肆，有時於祠中撫琴；或講經論道，或參禪唸佛；偶而留宿閭閻（平民生活區），或隨性寄於山水，任運隨機，優遊自在。
在此期間，他研究佛經，著作無數。在新羅太宗武烈王敕令元曉住於公主（即瑤石宮公主，或稱瑤石公主）的瑤石宮期間，更與瑤石公主生下一子，即後來的新羅著名學者薛聰（설총），此後元曉著起俗裝，自稱「小性居士」或「卜性居士」。[1]
於新羅神文王六年(686年)，元曉居芬皇寺著《華嚴經疏》至四十回〈回向品〉時絕筆，是年三月三十日，在慶州南山的穴寺（혈사）圓寂，世壽70。薛聰將其遺骸和土塑像，安奉於芬皇寺中，以表追慕之意。據說當薛聰立在塑像旁禮敬時，塑像忽然回頭，此像至今還留存著。
至高麗朝肅宗六年（1101年），國王下令追諡元曉為「和諍國師」，建立「和諍國師塔碑」以茲紀念元曉及其「和諍」思想。[1]
後裔
神異事跡
元曉一生異行，頗受非議。當時，新羅王曾設百座《仁王經》大會，遍請有德僧人，元曉亦在推舉之列，卻因其他大德嫌惡而遭排斥。不久，王妃罹患癰腫，群醫束手，國王聽從巫師的話，遣使到國外求醫。傳說渡海到唐途中，使者遇見一位老翁，邀請他進入龍宮。龍王（名鈐海）告訴使者：「王妃是青帝的第三女兒，今龍宮有《金剛三昧經》，欲借王妃之病為緣，使此經在新羅國流布。」於是龍王交代使者將經本帶回，交由大安聖者詮釋，並請元曉大師造疏宣說，王后即可不藥而癒。使者如實稟報，國王大喜，立即召請大安入宮，並命元曉造疏，於皇龍寺開講。王醫道俗一時雲集，稱揚之聲四起。元曉唱言：「昔日採百椽時，雖不預會；今朝橫一棟處，唯我獨能。」在座大德聞言自愧，深悔當時失察。後來這註疏傳入中國，即是著名的《金剛三昧論》。
元曉尚有另一異行聞名遐邇：一次駐錫於慶南梁山郡長安面佛光山的庵堂（後稱「擲板庵」），藥石[2]時間，他以天眼見到中國有一古剎即將傾塌，連忙放下碗筷，拿起盤子便朝中國古剎方向擲去。當時在古剎中用餐的大眾，聽見空中傳來陣陣怪聲，紛紛走出查看，只見一奇異之物在庭院中旋轉不停。說時遲，那時快，轟然一聲巨響，大地震動，寺院在剎那間化為斷垣殘壁。險遭不測的大眾，受驚之餘，往前探看，只見一陶製盤碟，上面寫著「海東元曉擲盤救大眾」。眾人嘖嘖稱奇，一起朝東禮謝。至今，梁山通度寺（통도사）屬於比丘尼道場的千聖山內院寺（내원사），仍有文獻記載此一異行。
貢獻
朝鮮半島的文化背景特殊，佛教自始即與國家王權相結合，各宗各派的發展並未進入庶民階層。在新羅真平王時代，圓光法師為貴王、帚項二賢士說五戒：一、事君以忠；二、事親以孝；三、交友有信；四、臨戰不退；五、殺生有擇。這些戒法其實並非居士五戒，可說是貴族的倫理規範，一般大眾並未接觸。然而可貴的是，當時有一批僧人甘冒被指責為墮落、破戒的罪名，仍孜孜矻矻，努力地將佛法廣佈於民間，打破新羅佛教的貴族意識，元曉大師就是其中的特出者。
元曉悟機超妙。當時，新羅太宗武烈王金春秋為培育優秀人才，敕令元曉住於公主（即瑤石宮公主，或稱瑤石公主）的瑤石宮。其後，公主生了一子，名叫薛聰，他天資穎悟，敏睿異常，博通經史，是新羅十大賢人之一。他能以地方語音通曉華夷各地民風，並能訓解六經文學。海東明經者，至今傳受不絕，薛聰實功不可沒。薛聰出生後，元曉改換俗服，以俗家生活從事各種佛教活動，以「小性居士」白衣名義自號，於舞伶技者處，取大瓢瓜作道具，唱著《華嚴經》中「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일체무애인，일도출생사）的《無礙歌》（무애가），吟詠諷誦。就這麼又歌又舞，走遍千家萬戶、大小村落，使得「桑樞甕牖玃猴之輩，皆識佛陀之號，咸作南無之稱」。元曉躬親教化下層庶民，影響深廣，可見一斑。
由於元曉等人的努力，使朝鮮佛教從此得以人間化、大眾化，而元曉教導唸佛的法門，更是影響至今。而其名「元曉」，原是方言「佛日初輝」之意，似乎也巧合地說明他將佛法普濟庶民的悲願，是其來有自的。
元曉大師教化的作風，突破了新羅當時的宗教形態，他深入經藏，研究教理，興起新的學風，對《華嚴經》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他說：「釋尊說法豈有優劣哉？《華嚴》與他經雖有總別差異，並無勝劣之分。」這是他與師兄、新羅華嚴宗祖師義湘觀點最大不同的地方。
其一生著述百餘部，二百四十餘卷，無論質、量，均受後人所推崇。作品內容含括大、小二乘：華嚴、般若、唯識、法華，乃至淨土、戒律等，無所不包，貫通了經、律、論三藏。他所著的《大乘起信論疏》在中國也被稱為《海東疏》、《曉公疏》等，影響頗廣。[3]
元曉的思想重心在於「和會」與「和諍」——會通諸宗風，和諍諸宗門。把全部佛教「和會歸一」。他不偏某一宗、某一派，或受一經一論的拘束。如此總攝一佛乘的思想，於其著述中可以明白得見。如《涅槃經宗要》裡說：「統眾典之部分，歸萬流之一味，開佛意之至公，和百家之異諍。」《法華經宗要》說：「三世諸佛初成佛時，直至涅槃，為成就一切法門，達一切智地，一言一句皆為一佛乘。」又《金剛三昧經論》中提到：「如來所說一切教法，無不令人入一味覺故，皆從如來一味之說，無不終歸一心之源，故言一念即是一乘。」如此宏闊、融和的思想是當時所未曾見的。
所謂「和諍論」，是一種辯證法，他在談到「同」與「異」這兩個相互對立的概念關係時明確指出：「不能同者即同而異也，不能異者即異而同也」，即認為「差異」是對「同一」而言的，「同一」是對「差異」而言的；還說「同者辨同於異，異者明異於同」，即「同一」只有在「差異」之中才能辨別，「差異」只有在「同一」之中才能明確；「差異」中辨別「同一」並不是意味着「分同為異」，「同一」中明確「差異」也不是意味着「銷異為同」；「差異」可以說成「同一」，同樣，「同一」也可以說成「差異」。他還認為「有」和「無」是互相對立，又是互相依存的，「有即無，無即有」，無「無」無所謂「有」，無「有」無所謂「無」。[3]
元曉提出「一心」的哲學概念，認為「一心」即「真如」。他在著作《金剛三昧經論》中說：「一心之體本來寂靜,故言決定性也」,而「決定性者，謂真如性不可破壞」；「四相（生、住、壞、滅）俱有為心所成，離一心外無別自體」。他用「一心」這一根本概念來概括佛教各宗派的異說，創立了朝韓的一佛乘華嚴宗支流海東宗（해동종）。故元曉也被尊稱爲「海東宗主」（해동종주）。[3]
影響
賴於元曉大師在朝鮮半島開創的佛教庶民化新時代，千年以來，他在韓國受歡迎的程度，有如「觀世音菩薩」一般地普遍。時至今日，韓國學者專家撰著專論研究元曉思想者有之，歌頌追慕者有之。
著書舉例
- 《初發心自警文》
- 《金剛三昧經論》
- 《大乘起信論疏》
- 《涅槃宗要》
參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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