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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運動，又稱保路風潮，發生於清宣統三年（1911年），為清朝末年四川、湖北、湖南、廣東等省反對清朝政府將地方準備興建的川漢鐵路、粵漢鐵路進行國有化而發生的運動。其中四川省的運動最為激烈。
 | 此條目需要補充更多來源。 (2019年7月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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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保路運動是由立憲派發動和領導的。他們力圖把運動控制在和平抗議的範圍內，要求人們只求爭路，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得聚眾暴動。同盟會雖然沒有掌握保路運動的領導權，但他們執行「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實」的策略，暗中聯絡會黨，準備武裝起義。此次運動因使清廷調派湖北官軍前往四川地方鎮壓，導致守備缺乏，是武昌起事成功的決定性因素。
1904年，由四川省留日學生首倡，經四川總督錫良奏請，在成都設立官辦的「川漢鐵路總公司」。股本來源除認購之股、官本之股和公利之股外，主要是「抽租之股」，也稱「租股」。租股的抽收辦法，一般是隨糧徵集，值百抽三，帶有強制性。所抽租股均按市價折銀，填給股票，每50兩一股，按年領息，路成後可分紅利。因此凡是納稅的四川農戶皆為公司股東。為保障四川民眾權益，《川漢鐵路總公司集股章程》55條，明確宣布不借外債，不招外股，專集華股。由於租股佔川漢鐵路公司股本的比重越來越大，因此四川紳民強烈要求改官辦為商辦。
1907年，官股退出，名義上成為商辦公司，但是公司管理層依然充斥各級官員，如該公司宜昌公司的總理李稷勳，為前郵傳部參議；駐上海經理施典章，其在1905年升任公司經理前，曾任廣州府知府、瓊州府知府、榆林府知府。
1909年張之洞受命督辦湖北境內的川漢鐵路和湖北湖南境內的粵漢鐵路，與英法德美四國簽訂《湖廣鐵路借款合同》，借款五百五十萬英磅，五厘起息。後張之洞病逝，不久由郵傳大臣盛宣懷接手督辦。
1911年5月，清廷在盛宣懷的強力推進下，宣布「鐵路幹線國有政策」，強收川漢、粵漢鐵路為「國有」，由中央借外債修築鐵路。旋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訂立借款合同，總額為六百萬英鎊，四國銀行團享有湘鄂境內粵漢、川漢鐵路的修築權和鐵路延長修築的優先權。 1905年收回的粵漢鐵路築路權、四川民眾擁有的川漢鐵路築路權因此喪失。而原來地方的集資款概不退現款，只換發國家鐵路股票。這引發四川、湖北、湖南、廣東各地的反對聲浪。各省督撫順從民意致電朝廷，希望遵從民意，從長計議。盛宣懷本欲與各省一一談判，分化瓦解危機，但四川由於發生官員虧空案，反對尤為激烈，最後導致保路運動發生。
至保路運動爆發為止，川漢鐵路公司總共從民間募集1400萬兩的股款。因各種困難，宜萬鐵路（宜昌至萬縣）段於1909年底方才開工。據估算，其中約700萬兩用於的建設，對應等值股票，剩餘700萬兩中的300萬兩，被前廣州府知府、時任公司駐上海經理施典章在上海橡皮股票風潮中投機虧空。清中央政府只同意發給四川鐵路公司股東大約400萬兩的國家保利股票，而不負責承擔施典章虧空的300萬兩損失。再加上各種損耗，川漢公司籌集到款項至保路運動發生前就已經消耗損失近半。清廷宣布鐵路國有時，川漢公司商人股東本欲藉國有化讓政府彌補虧空案損失。川漢鐵路公司管理層為了轉移各界對集資款去向的質疑[1][2]，商人股東為了保護自己的投資，發動以一般民眾為主要群體的中小股東抗爭，希望讓清中央政府承認官員虧空，否則將反對鐵路國有化、並敲打清中央政府搖搖欲墜的統治權威。但清中央政府與盛宣懷拒不答應條件，遂使矛盾激化。[來源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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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6月17日，成都各團體兩千餘人在鐵路公司開會，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推舉四川省咨議局議長蒲殿俊、副議長羅綸為正副會長，提出了「破約保路」的宗旨，發布《保路同志會宣言書》等文告，出版《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四處張貼，宣傳保路。並派會員分路講演，舉代表赴京請願。四川護理總督王人文接見請願代表，表示同情，並上奏朝廷，參劾盛宣懷。全川各地聞風響應，四川女子保路同志會、重慶保路同志協會和各州、縣、鄉、鎮、街、各團體保路同志分會相繼成立，會員眾至數十萬。四川各族人民、各階層人士也紛紛加入保路鬥爭的行列。教師學生、農夫苦力、商人士兵、回族同胞、羌族土司、基督教徒、僧尼道士以各種形式集會演說，呼號奔走，掀起保路運動熱潮。
8月2日，趙爾豐抵達成都，接任四川總督，開導民眾，代奏貶黜川漢鐵路宜昌公司的總理李稷勛。8月5日，在成都召開川漢鐵路股東特別大會，鬥爭日趨激烈，逐漸衝破立憲派「和平抗議」的束縛。8月24日，群眾性的罷市罷課風潮在成都發端，迅速席捲全川各地。
9月1日，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議通告全川不納糧稅。[3]抗糧抗捐鬥爭在全省蓬勃興起，搗毀各地經征局、厘金局和巡警局。風潮所播，遍及全川，使清廷陷於窘境。
9月4日，清廷電飭趙爾豐：「迅速解散，切實彈壓，勿任蔓延為患」。9月5日，在鐵路公司特別股東大會上，出現《川人自保商榷書》的傳單，號召川人共圖自保，隱含革命獨立之意。[4]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誘捕保路同志會和股東會首要人物蒲殿俊、羅綸、顏楷、張瀾、鄧孝可等人，封閉鐵路公司和同志會。成都數萬群眾相率奔赴總督衙門請願，要求釋放被捕人員。趙爾豐下令清兵當場槍殺請願群眾三十二人，由力主武力鎮壓的巡防軍統領田徵葵率先下令對民眾開槍[5]，製造「成都血案」[6]。之後，趙爾豐致電內閣，說是匪徒數千進攻督署[7]。當天，同盟會員用木片制「水電報」，投入錦江，傳警各地。
在保路運動剛剛興起時，同盟會在成都秘密會議，決定要「以保路為推倒滿清的工具」，「鼓動股東大會，組織革命軍」，明確提出將「離間官民」作為重要的工作手段，「故意領導民眾，暴動於省城之中」，外圍則「割據州縣，或進攻成都，包圍於省城之外」。
成都附近十餘州縣以農民為主體的同志軍，在同盟會員和哥老會首領秦載賡、龍鳴劍、侯寶齋、張捷先、張達三等人率領下，四面圍攻省城，在城郊紅牌樓、犀浦等地與清軍激戰。周鴻勛率所部巡防軍在邛州反正，與南路同志軍占據新津。羅子舟率雅州、滎涇同志軍扼守大相嶺，阻擊清軍。各州縣同志軍一呼百應，把守關隘，截阻文報，攻占縣城。大竹李紹伊、犍為胡潭等會黨首領揭竿而起，西昌地區彝藏同胞攻城逐官，川西北藏羌土司聚眾舉義。全川各族人民浴血奮戰，反清鬥爭勢如燎原，造成四川獨立的有利形勢。
同志軍起義使清廷震恐，9月10日將趙爾豐免職，命端方署理四川總督，率部分湖北新軍立刻入川鎮壓，[8]是時全國革命黨人加緊活動，革命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湖北空虛，從而導發了武昌起義。11月27日新軍譁變，端方及其弟端錦為軍官劉怡鳳所殺。
10月10日，武昌起義進一步推動四川的獨立革命。11月21日，廣安州組成大漢蜀北軍政府。22日，蜀軍政府在重慶成立，宣布同盟會的政治綱領。川東南五十七州縣響應獨立。27日，成都宣布獨立，成立大漢四川軍政府，蒲殿俊被推舉首任都督。同一天，入川湖北新軍在靠近成都的資中縣反正，殺死端方。清朝在四川的統治徹底覆滅。
保路運動發生以後，清廷調派湖北新軍前往鎮壓，造成武昌防務空虛，為武昌起義提供有利的契機。所造成的影響有二：一、清政府在四川、陝西、湖南南部的影響衰落。二、辛亥年武昌起義之後湖北、陝西等地的革命軍在四川幾乎是「兵不血刃，城門自開」，駐守在當地的清朝官吏大都被俘，或被迫化裝連夜潛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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