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1916年4月15日—2009年7月11日），字又之[1]，男，漢族，山東平原人，中國哲學家、宗教學家、墨學研究專家，曾任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名譽館長。
生平
任繼愈於1916年4月15日生於山東省平原縣的一個世代書香的大家庭。父親任蕭亭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官至少將，曾參加過抗日戰爭。任繼愈大哥很早就過繼給親戚家並早逝，任繼愈排行第二，三弟任繼亮，四弟任繼周。任繼愈四歲起識字入私塾，名字「繼愈」就是入學時老師取的。後來私塾換為小學，在山東濟南貢院牆根的省立第一模範小學（現大明湖小學）畢業。中學在北平大學附屬中學就讀，開始接觸胡適、梁啓超、馮友蘭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層次的思想啟蒙[2]。
中學時代的任繼愈夢想是當一名醫生，但接觸到哲學以後，便被哲學深深吸引[3]。1934年，任繼愈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西方哲學。
大學三年級時，「七七」事變爆發，北京淪陷，北大決定南遷，任繼愈隨校南行至長沙，後又報名了學校組織的「湘黔滇旅行團」，旅行至昆明。這次旅行使他親身體驗到中國農村和農民的真實情況，對他的人生理想和態度有很大的改變。他認為：「作為一個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國的農民，不懂得他們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國的社會；不懂得中國的農民、中國的農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國的歷史。」1938年，任繼愈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1939年考取西南聯大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導師是湯用彤和賀麟，專業方向是中國哲學史和佛教史，1941年碩士畢業。畢業後任繼愈選擇了在北京大學留校任教，直至1964年，先後講授中國哲學史、宋明理學、中國哲學問題、朱子哲學等課程[註 1]。1956年起，任繼愈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培養了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1955至1966年，擔任《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編輯[4]。1956年，任繼愈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了無神論者。
1964年，任繼愈接受受命組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並任所長，這是1949年後中國的第一個宗教研究機構。然而不久後文革開始，任繼愈被下放到河南信陽幹校接受「教育」。由於光線昏暗、勞動過度，任繼愈的右眼患了嚴重的眼疾，左眼視力也受到損害。
「文革」結束後，任繼愈得以回到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漸恢復原有的建制。1979年，任繼愈成立了中國無神論學會，並擔任理事長。1980年開始，任繼愈提出了「儒家宗教說」，與當時思想界公認的「中國無宗教」的看法相左。1978年起，任繼愈開始招收宗教學碩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與北大合作培養宗教學本科生。1999年，任繼愈當選為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曾經擔任過的職位有中國宗教學會會長、中國無神論學會理事長、中國西藏佛教研究會會長、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社會科學基金宗教組召集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譽所長。此外他曾當選為第四至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87年起，任繼愈開始擔任北京圖書館（1999年更名為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直至2005年。2008年後，擔任中國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
2009年7月11日凌晨4時30分，任繼愈在衛生部北京醫院逝世，享年93歲。
學術工作
任繼愈在大學時主修西方哲學史，但是1938年的隨校南遷旅行使得任繼愈轉變了志向，決定要探究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傳統哲學，把總結中國古代精神遺產作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5]。任繼愈致力於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古代哲學。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任繼愈相繼發表多篇研究中國佛教思想哲學的論文，後來以《漢唐佛教思想論集》出版，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宗教問題的奠基之作。1962年至1963年始由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出版，並成為中國大學哲學系的基本教材。
1964年，在毛澤東批示下，任繼愈成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並擔任第一任所長。世界宗教研究所任職期間，任繼愈與北京大學聯合培養宗教學本科生，培養了大批宗教學研究人才。
1978年底，在中國無神論學會成立大會上，任繼愈首先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論點。1980年起，任繼愈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正式提出「儒教是宗教」的主張。從1980年的《從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國哲學與中國宗教》、《儒教的特點及其發展階段》、《儒家個性與宗教共性》、《儒教是人倫日用的神學》，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攏》，1986年的《重視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國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任繼愈詳細地論述了儒教的發展、演變、歷史與現實，透徹地分析了儒家思想在中國的宗教性質。他認為：「儒教作為完整形態的宗教，應當從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多年來人們習慣地稱為理學或道學的這種體系，我稱之為儒教。」[6]任繼愈提出儒教的內在本質是禁欲主義、敬天法祖、重「忠孝」、尊「三綱」，而其教義則表現為「天地君親師」，並與王權結合，廣泛而深入地影響了宋元之後的中國社會[7]。
八十年代以來，任繼愈投入大量精力，領導了大規模的傳統文化資料整理工作。1982年起，時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的任繼愈開始主持編修《中華大藏經》。《中華大藏經》以1930年代發現的稀世孤本《趙城金藏》為基礎，採用《房山雲居寺石經》、《資福藏》、《影宋磧砂藏》、《普寧藏》、《永樂南藏》、《徑山藏》、《清藏》及《高麗藏》等八種刻本進行對校。大藏經的編纂由漢文部開始，《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費時13年，前後有160餘名學者參與編寫，共107冊，1.07億字。而接下來的續編將包括二至三億字。此外任繼愈還是《中國佛教史》、《中國道教史》、《宗教大辭典》、新修《二十四史》、《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以及《中華大典》等浩大文化工程的領導或主編[8]。
學界公認任繼愈對中國哲學的最大貢獻是：他認為儒、釋、道三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支柱，對中國社會各階層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他認識到中國佛教和道教思想對中國文化的重要性，力圖將其納入中國哲學發展的主流。他始終主張，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研究要從「多民族統一大國」的中國國情出發[9]。
評價
主要作品
注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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