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魯濱遜·魯斯[註 1]（英語：Henry Robinson Luce，1898年4月3日—1967年2月28日），漢名路思義[2]，暱稱哈里（Harry），生於清帝國山東省煙臺登州，美國出版商，創辦了《時代周刊》（1923 年）、《財富》（1930年）與《生活》三大雜誌（1936年），被稱為「時代之父」。 英國首相邱吉爾曾經說，盧斯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7個人之一。由於盧斯首先提出「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因此，20世紀50年代也被稱為「盧斯的十年」。
生平
1897年亨利·盧斯的父母作為傳教士來到中國，父親亨利·溫特斯·魯斯是美北長老會傳教士，後來先後出任齊魯大學與燕京大學的副校長；母親伊麗莎白，亨利·魯斯出生於中國山東省登州府，是四個孩子中的老大。他曾就讀於中國和英國的寄宿學校。10歲時，他被送往中國內地會在山東省海濱城市煙臺設立的寄宿學校芝罘學校。在14歲時單獨前往歐洲。他在15歲時第一次到美國，進入康涅狄格州的Hotchkiss 學校。亨利·魯斯在課後一面擔任侍者，一面擔任 Hotchkiss 文學月刊主編。1920年，他畢業於耶魯大學，在那裡成為骷髏會成員。
亨利·魯斯在Hotchkiss首次遇見Briton Hadden，後者任校報總編輯，而亨利·魯斯是助理執行編輯。後來二人又在耶魯共事，Hadden 和他分別擔任耶魯每日新聞的主席和執行編輯。
1923 年，亨利創辦了《時代周刊》，他開創了周刊概念媒體形式的先河。這種新形式的雜誌，因內容的豐富性、和及時的新聞性受到大眾的好評。1930年2月，亨利·魯斯創辦《財富》雜誌，1936年又創辦《生活》畫報，1952年和1954年又創辦了House & Home和《運動畫刊》。他還出版廣播和電影方面的The March of Time。到1960年代中葉，時代公司是世界上最大、最有聲望的雜誌出版商。
共和黨執政期間，亨利·魯斯一度有野心成為國務卿。1941年，亨利·魯斯在生活雜誌上發表一篇著名文章《美國世紀》，分析20世紀剩餘部分美國外交政策的任務。
家庭
前妻：莉拉·霍茨(Lila Hotz).
第二任：克萊爾（Clare Boothe Luce） 於1943年遇到盧斯，志同道合，遂改初衷（她二十歲初婚，嫁給四十三歲的富商George Brokaw（猶裔），家產值五千萬美元。丈夫原來嗜酒成習，1925年婆婆逝世，夫婦失和，因年齡相差巨大，志趣各異，即行離異。打算以寫作為生，不再議婚，決保獨身。）但遇見魯斯後，經過考慮，於次年結婚。[3]
她在婚後的三年中寫書及劇本計四冊：《Abide with me》, 《The Women》, 《Kiss the Boys Goodbye》, 《Margin for Error》都很成功。
評價及影響
盧斯出生於教士家庭，受其影響巨大。
作為傳教士的兒子，他本身就是傳教士。他逼迫自己拼命的工作，把自己的意志投入更廣闊的領域，努力工作和做出個人犧牲。從不參加諸如網球、高爾夫球之類的活動，也不尋歡作樂。從不注重衣着，食物也就是為了補充能量。
在意識形態上，他不能容忍共產主義，認為與他的哲學和信仰衝突。他甚至在蘇聯和美國結盟時，就準備為東西方冷戰的到來而「枕戈待旦」，做了大量媒體輿論上的準備。
在對待刊物編輯問題上，他認為《紐約時報》發行人蘇茲貝格缺乏責任心，對記者的文稿疏於管理——來稿照登，不加修改。他認為此種做法是玩忽職守，對刊物的放任。但他有時也會疑惑，《時報》在公眾心目中比《時代》可信性高。
他最反感電視行業巨頭的行徑——用高級設備狂呼叫賣最低俗的東西，同時將賺錢作為頭等大事。
特殊的成長經歷讓盧斯對中國始終保持着一種特殊的情結，他甚至認為，中國是自己除美國之外最熱愛的國家。早在1924年9月8日，《時代》就將軍閥吳佩孚列為封面人物，而這只是它關注中國的開始。童年的盧斯目睹了上世紀初中國的貧窮和戰亂，對中國既愛又恨。長大後，他又堅信只有依靠美國方式才能幫助中國實現「富強」和「民主」。為此，他在美國利用手中的雜誌，不遺餘力地為中國搖旗吶喊。抗日戰爭初期，美國社會還深受「孤立主義」思潮的影響，盧斯卻對中國報以同情，他向中國前線派遣了十多名戰地記者，率先在《時代》上大量報道中國抗戰。不過，這些報道都帶有明顯的傾向性和目的性——在大量報道、抨擊日軍暴行的同時，他還竭力樹立蔣介石中國戰時領袖的形象，以此獲取美國公眾的同情和政府的援助。為此，蔣介石、宋美齡接二連三成為《時代》封面人物，兩人甚至在1938年被評為年度風雲人物中的「風雲夫妻」。國民黨將領陳誠也登上過雜誌封面。
《時代》對中國大批量、轟炸式的報道，也確實對美國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很多美國人通過《時代》了解到了抗戰的中國，在輿論的壓力下，美國政府和民間對中國的援助也迅速增加。
盧斯拒絕承認共產黨治下的中國。他只認為蔣介石領導的中國，才是真正的中國。
他對蔣介石的情感投射，主因為蔣介石夫婦是基督徒，更是東方亞洲最早信基督的國家領袖人物之一。傳教士之子對信基督者自然特別有好感；而中國共產黨持無神論，壓迫宗教，驅趕基督徒，自然為他所憎惡。
早在1927 年，時為北伐軍總指揮的蔣介石就登上過《時代》封面。1932年，盧斯時隔20年回到中國，受到了蔣介石政府國賓般的接待，在此期間，他還迅速與宋氏家族結下了深厚的私交。當1943年宋美齡訪美尋求援助時，盧斯則專門成立了「紐約公民歡迎蔣夫人籌備委員會」。據統計，在盧斯執掌《時代》的幾十年間，蔣介石夫婦前後十幾次登上封面，成了美國家喻戶曉的「中國第一伉儷」。因為支持國民黨的立場，盧斯獨排眾議對西方左傾記者發出的國民黨負面新聞、以及美化共產黨的大量報道予以封殺。1945年日本投降時，盧斯再次讓蔣介石成為《時代》封面人物。
在抗戰末期，魯斯認為只有蔣介石才是能夠重建中國的英雄，但是西方新聞界普遍左傾的情況下，《時代》多名記者趨向親共路線，其中駐華資深記者白修德在華長期採訪期間，和另一位記者賈安娜的文章幾乎完全被魯斯任命的編輯修改，惱怒之下，回國後的白修德離開了《時代》，他致電盧斯說：「如果《時代》明確地、無條件地支持蔣介石的話，我們就沒有對千百萬美國讀者盡到責任。」由於在這一問題上的嚴重分歧，二人最終分道揚鑣。魯斯在後來的採訪中說他開除白修德是因為後者是共產分子。
艾森豪威爾曾邀請其擔任大使，被其拒絕，在與朋友談話中說：「我志願當民主在中國恢復後的駐華大使」。當共產主義取得中國後，他拒絕承認其政權的合法性。魯斯晚年時曾與時年29歲的迪克·克勒曼感慨：「我是在一個叫做登州的小城長大的，現在那地方已被共產黨接管，我殷切地希望能在某一天回到那個地方，看着它再次成為自由之鄉。」魯斯拒不承認共產主義全能式政權的存在，也不認為它是真正改變中國的歷史力量，更不相信記者從紅色中國發回的某些報道，而始終對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政府報以希望。
《時代》的反共態度，直到盧斯晚年才有所轉變。特別是在他1967年去世後，這種變化越來越大。在中美建交過程中，《時代》給予了充分關注，往日那種強烈的偏見也在淡化。1971年，當著名的「乒乓外交」啟動時，該周刊就於當年4月26日刊登了一幅美國乒乓球運動員在長城上的合影。當年11月8日，《時代》又將周恩來列為封面人物。1972年2月18日尼克松成功訪華後，《時代》又在3月6日的封面上，設計了一個抽象的漢字「友」，將畫面切割成四塊，分別為尼克松與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會面、參觀長城以及觀看歌舞演出的情景，明顯體現出積極樂觀的態度。
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和成功，中國開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時代》對中國的關注隨之進入到一個新時代。這種變化，最典型的體現在對中國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的關註上。從1976年1月到1997年，鄧小平至少7次成為《時代》封面人物，並且兩度成為年度風雲人物。迄今為止，能夠兩次當選該刊年度風雲人物的，只有丘吉爾、艾森豪威爾等少數幾位世界領導人。這一階段，《時代》的報道範圍也不再僅僅局限於對中國內政的關注，文體明星、普通中國人紛紛走入其視線。
步入新世紀，《時代》與中國的距離更加貼近了。2005年14位世界最有影響力人物中，就有中國海洋石油公司董事長傅成玉和著名演員章子怡。所有這些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時代》特殊的「中國情結」正走向一個新的時代。
麥卡錫緊揪着菁英和既有體制門爭，威脅到盧斯身處的世界。盧斯也認為，麥卡錫讓大家分心，讓大家注意小問題，卻不關心當前最重要的挑戰：美國需要的是對付全球共產主義的一貫策略，而不是在美國國內糾舉傾覆份子。[4]
台灣東海大學是由美國「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所設立。魯斯本人在亞洲中國出生，且父親是曾主持教會學校的傳教士，家族歷史原本就與「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緊密結合。
魯斯經營媒體出版業有成後，擔任為「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成員。1960年代，他以紀念父親宣教為名，捐助了台灣東海大學校內的教堂興建，東海大學命名為路思義教堂，此教堂由華裔美籍建築師貝聿銘設計，為台灣知名地標。
註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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