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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至1919年存在的政黨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中華革命黨為孫中山於民國三年（1914年）7月8日在日本東京創立的革命組織，黨員多為原興中會、中國同盟會及1912年成立的國民黨的部分人士，後於民國八年（1919年）10月10日改組為中國國民黨。
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孫中山發動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孫檢討二次革命失敗的原因，他認為國民黨失去其前身中國同盟會的革命精神，黨員不服從理事長（即孫中山）的號令，主張循法律途徑解決宋案，未能及時起兵致使失敗。中華革命黨於1913年底開始籌建[7]:274。
1914年，孫重申黨員必須信仰「革命主義」，同時強調「此次立黨，與前次辦法頗有不同。曩同盟會、國民黨之組織，徒以主義號召同志……不計品流之純粹」，以致「內部分子意見分歧，步驟凌亂……無奉令承教之美德。致黨魁則等於傀儡，黨員則有類散沙」；是故「此次重組革命黨，首以服從命令為惟一之要件。凡入黨各員，必自問甘願服從文一人，毫無疑慮而後可」[8]:106-107。5月10日孫在東京創刊《民國》雜誌，後為中華革命黨機關刊物；5月11日孫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勸其支持中國革命，許以優惠條件[8]:375。6月22日[8]:375，中華革命黨召開首次大會，推選孫為總理；7月8日中華革黨在東京築地精養軒舉行成立大會，與會者約300餘人[8]:107。孫就任總理，並公布手書《中華革命黨總章》[8]:375。並兩次發表討袁宣言[9]。「中華革命黨」宣佈「以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規定入黨者都要按指印、立誓約，絕對服從孫，黨員人數最多時只500人左右[10]:33。每個人都要發誓，「為救中國危亡，拯生民困苦，願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7]:274每個黨員之地位取決於入黨時間：凡在革命開始前之前入黨者，即為「首義黨員」，日後為「元勳公民」，將被賦予「特權」；凡在革命開始之後、革命政府成立之前入黨者，即為「協助黨員」，日後成為「有功公民」，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革命勝利之後始入黨者，即為「普通黨員」，日後為「先進公民」，只有選舉權，沒有被選舉權[7]:275。黨總部設總務、黨務、軍務、政治、財政等部，由孫指定陳其美、居正、許崇智、鄧鏗、胡漢民、楊庶堪、張靜江和廖仲愷等分任正、副部長[8]:107。11月29日，黑龍會領袖內田良平上呈日本政府一份關於解決中國問題之備忘錄，他在文中提議從袁世凱手中救出中國，然後與中國結盟，將中國置於日本保護下；他推薦支持兩個有助推翻袁世凱之團體：以肅親王為核心之北方君主主義者，和南方革命黨人孫[7]:280。
孫的提案遭到部分革命黨人抵制，特別是黃興[7]:276。孫向黃興解釋：「要知道過去革命所以失敗的最大原因，就是不肯服從一個領袖的命令。我們現在做革命能夠成功，以後黨內的一舉一動，就要領袖來指導，由全體黨員去服從。至於那一個人來做領袖，這是沒有關係的。假使你黃先生願意當領袖，我們就可以在誓約內寫明『服從黃先生』，我個人當然也填誓約來服從你的。如果你不願意當領袖，就由我來當領袖，那末你就應該服從我。至於誓約上要打指模，完全是表示加入革命的決心，決不是含侮辱的意思。」[11]:220-221孫又對一般黨員說道，革命黨必須犧牲個人自由：「黨員之於一黨，非如國民之於政府，動輒可爭平等自由，設一黨中人人爭平等自由，則舉世當無有能自存之黨。蓋黨員之於一黨，猶官吏之於國家，官吏為國家之公僕，必須犧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絕對服從國家，以為人民謀自由平等。惟黨亦然，凡人投革命黨中，以救國救民為己任，則當先犧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為國民謀自由平等，故對於黨魁則當服從命令，對於國民則當犧牲一己之權利。……是以此次重組革命黨，首以服從命令為唯一之要件。」[12]
1915年夏，中華革命黨組建「中華革命軍」，密令陳其美在上海籌組東南軍，居正至青島籌組東北軍，胡漢民回廣州籌組西南軍，于右任赴陝西三原組織西北軍，共四個總司令部，並派遣黨人分赴各省運動軍隊和會黨。從1914年到1916年，中華革命黨舉行了一系列的武裝起義，其中比較有名的有：1914年10月，廣東黨人鍾明光謀刺廣惠鎮守使龍覲光；11月，洪兆麟在廣東惠州聚眾二千舉兵反袁；朱執信在順德率千餘人，攻打佛山。1915年12月，上海革命黨人發動的肇和艦起義。1916年，江蘇江陰、吳江、安徽大通等地的武裝起義。1916年2月，東北軍連克昌樂、安邱、高密等城；5、6月份三圍省城濟南，攻打即墨、莒縣、昌邑10餘縣。[13]:261-262
除作軍事鬥爭以外，中華革命黨還重視宣傳工作。在1914年5月10日，革命黨人在東京創立《民國》雜誌後，又相繼在美國舊金山出版《少年中國晨報》（李是男、黃芸蘇主編）、《民口》月刊（馮自由、孫科、謝英伯等主編），在新加坡出版《國民日報》（陳新政、丘明昶、雷鐵崖等主編），在加拿大維多利亞出版《新民國晨報》（胡漢賢、夏重民等主編），在檀香山出版《自由新報》（吳榮新主編），在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出版《民國日報》（陳其美領導，邵力子、葉楚傖等主編），在天津出版《公民日報》（劉揆一任社長，劉鑄生、張靜廬等主編），在香港出版《現象報》（羅翼群、朱卓文任經理，鄧寄芳、陳雲鋒等任主編）。[13]:263-264
1915年底在雲南爆發的護國戰爭，與中華革命黨的反袁活動有直接聯繫。朱執信在《論中華革命黨起義之經過》中回顧說：「厥後雲南繼起，遂克有成，然推其本原，不得遂祧去肇和，正猶武昌起事之前有三月廿九之役也。中華革命軍實先護國軍而起，而以甚大之好影響與護國軍者也。」[14]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4月9日，中華革命黨在日本友人田中昂寓所舉行聲討袁世凱的小型集會（又稱「帝制取消一笑會」）；5月1日，孫中山返國抵達上海公共租界；5月9日，中華革命黨發表《第二次討袁宣言》，號召推翻袁世凱；6月6日，袁世凱逝世，國會恢復，原國民黨議員前往北京重新參加議政活動；7月17日，中華革命黨在上海張園舉辦茶話會，與各界人士研討袁死後之形勢和建設方針。27日，本部通告各支部，停止一切軍事行動及黨務活動，並徵求改組意見[15]。
1917年7月，張勳復辟，國會解散。而段祺瑞起兵驅逐張勳後控制北京，亦拒絕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國會。中華革命黨以維護臨時約法為號召，聯合廣東、廣西、雲南、貴州與四川等西南軍閥，在廣州組織軍政府並就任大元帥，形成南北對峙。部分國會議員響應號召，南下廣州召開非常會議，開展護法運動（亦稱「三次革命」），誓師北伐。
中華革命黨在各地組織活動，由於缺乏群眾基礎而屢遭挫折；1919年10月，孫又把中華革命黨改組成中國國民黨[10]:33。由於西南軍閥本無護法誠意，加上護法軍戰事不利，遂醞釀議和。主戰的中華革命黨人遭受排擠，孫黯然前往上海法租界。考慮到中華革命黨在各地的行動因缺乏民眾支持而屢遭挫折，孫以「國民革命」的理念公開活動、擴大吸收黨員。
《誰是新中國》作者辛灝年說，孫中山曾要求入黨人員宣誓、按手模，表示服從領袖，遭到了黃興等人的反對。現代以來，幾位滿族後裔和少數民運人士，指責孫中山是專制主義者。但歷史情況是，孫中山創建中華革命黨的同時，又創建了中華革命軍，目的是用武裝戰勝復辟帝制的袁世凱。現實中的國家軍隊都實行軍銜制，就是為命令和指揮有等級秩序可循。並且，孫僅要求自願入黨的人服從領袖，卻沒有逼迫人們必須入黨。任何黨、任何團體，都有自己的紀律和約束，個人若不願犧牲一己自由，便不會為團體的信念和目標去戰鬥，就不必要入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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