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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和日本共產黨的關係描述了中共與日共兩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在東亞，作為在1921年和1922年相繼建立的兩個歷史悠久的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和日本共產黨存在長期交流，但關係總體好壞反覆[1]。
中共和日共分別成立於1921年和1922年，均加入了共產國際成為其支部，因此在共產國際解散前，中日兩共產黨實際上都服從於蘇聯共產黨，莫斯科指定的道路對中日兩共產黨來說具有重要意義。[2]
在當時的中國，日本雖然被認為是壓迫本國的列強之一，但也是了解歐美先進思想的重要窗口，日本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一個重要渠道，其中留日學生發揮了關鍵作用。[3]中國的知識分子階級中間有過日本留學經歷的人非常多，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4人曾是留日學生，除此之外陳獨秀、李大釗等許多中共早期重要人物也都有赴日留學經歷。
太平洋戰爭前，中共和日共都不是執政黨。中共在二戰後於1949年基本上完成了對原有政治體制的革命，並奪取了對中國大陸的控制權，從那時起，中共的規模對於日共來說就和蘇共差不多；而日共在1922年的黨綱中確立了廢除君主制的目標，因此沒有與當時政府合作的可能性，由於呼籲反對侵略中國、黨內鬥爭、派系路線對立、被政府取締等等原因，日共在1930年代後半期國內組織幾乎完全絕跡，所幸受共產國際指示下留在莫斯科的野坂參三於1940年轉移到中共的解放區中心延安，建立了日本人民解放聯盟對在華作戰的日軍士兵進行反戰宣傳活動和對被俘虜日軍的共產主義教育，由此，日共才得以在國外保留了國內組織重新建立的火種，但也間接造成日共綱領強烈受到中共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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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於1943年解散後，野坂參三從俄國來到中國，並於1946年1月從延安回到日本，在日共五大上，他將「日本共產黨目前正在推進資產階級革命以及和平發展。完成這個革命是通過和平的革命方法」作為日共綱領。[4]:54 但是，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在1950年1月6日就和平理論批評了野坂，認為和平革命理論只會助長美帝國主義，完全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蘇聯的批評使日共領導層感到不安，並且德田球一在1月12日說：對野坂參三同志的嚴厲批評，而無視日本的實際國情，會對人民和我們黨造成嚴重損害。和平革命理論似乎是親美的，但事實並非如此，該政策沒有錯誤。」但宮本顯治等人反對這種觀點，並表示應該接受來自情報局的批評[註 1][4]:63。 中共黨報人民日報在社論指出野坂參三的資產階級可以用和平革命贏得國家政權的理論是錯誤的，德田球一的支持令人遺憾。社論表達了對蘇聯批評的支持，並要求野坂參三進行反思 [4]:63。對此，野坂於1月18日宣布，他將反思和平革命理論，並完全接受來自情報局的批評[4]:64。 作為黨內的一場爭論，國際派獲得了勝利，但是支持德田的所感派沒有放棄資產階級和平革命理論，而是與宮本這樣的國際派分道揚鑣。此外，當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在赤色清洗中命令開除所感派黨員的黨籍後，所感派轉入地下，日共內部僅剩國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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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入地下的所感派的德田和野坂1950年9月流亡在北京時創設了北京機關。[5]另一方面，留在地上的宮本等國際派為了對抗所感派，於12月結成了日本共產黨全國統一會議。但是所感派在1951年2月的第4次全國協議會上認定為分派，並發表了「分派鬥爭決議」。德田球一在北京會見了毛澤東，隨後又飛到莫斯科會見了斯大林，確保了中蘇兩黨對所感派的支持。[4]:71在這種壓力下，國際派幹部被要求提交自我批判書，宮本也被迫提交自我批判書，「統一會議」被迫解散。國際派的復黨並沒有馬上得到承認，宮本在1954年才回到日共中央。
使國際派同意合作的是所感派在四全協上提出的「當前的基本鬥爭方針」、1951年10月的日共第5次全國協議會[註 2]的「日本共產黨當前的訴求」[註 3]等中制定了激烈的武裝鬥爭方針，由地下廣播自由日本放送發出指示，指使中核自衛隊進行武裝鬥爭，據稱這個51年綱領是中共和斯大林的合作的結果[4]:66，中共對51年綱領表示滿意。[6] 然而在1952年，由於舊金山和約生效而取消了美國的占領地位，赤色清洗也因此停止。斯大林於1953年去世後，朝鮮戰爭也於同年7月結束。德田球一於10月份去世，日共內部幾乎沒有人再提及武裝起義。[4]:72在蘇聯的建議下，所感派和國際派從1954年開始互相妥協，並於1955年在日本共產黨第六回全國協議會上重新成立了組織。這次日共派系的重新合流，也放棄了中國式革命武裝鬥爭路線。[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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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共派系合流後，宮本顯治在日本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確立領導地位。[4]:81但直到1966年都仍繼續受中國共產黨的影響。[4]:76,91[7]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中蘇對蘇共新領導人赫魯曉夫的路線發生了嚴重衝突，中蘇開始交惡，尤其是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中蘇決裂後，中共不再派代表團參加蘇共的會議。[4]:86中蘇決裂後，中蘇兩黨敦促世界各地的共產黨澄清各自的立場，日共最後表示保持中立。[4]:86
1963年8月，蘇美英簽署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但中共強烈反對，認為這三個國家壟斷核武器會阻礙中國發展。同月在第9屆日本反對原子彈和氫彈委員會會議上，這場爭論被帶到了日本。中共代表朱子奇與蘇共代表朱可夫發生了猛烈的對峙。日本社會黨部分同意禁止核試驗條約，而日共則與中共立場一致。從這個時候起，日本社會黨和日本共產黨的關係也開始分裂。[4]:87 蘇共意識到日共內部親華反蘇的趨勢已經加劇，於1964年1月派出三名秘書前往日本，並試圖從內部制裁日本共產黨。另一方面，日本共產黨於2月派出了以袴田裡見為團長的代表團赴蘇訪問，但不歡而散，當其在返回途中經停北京時，還受到中共的歡迎，被認為是反修英雄」。[4]:87
1964年5月，眾議院關於投票表決部分停止核試驗條約的會議上，在訪日的蘇聯第一副總理米高揚旁聽下，日共親蘇派黨員志賀義雄投了贊成票。在參議院，鈴木市藏也投了贊成票。得知這一緊急情況而急忙從中國回國的宮本顯治出席5月21日的第8屆中央委員會總會上，將兩人開除出黨。此外，9月25日該派的神山茂夫和中野重治也被開除黨籍，蘇聯派被清洗。因此，在11月召開的日共九大，日共親中共的立場越來越鮮明。[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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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日共對中共的立場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同年2月，以宮本顯治為首的日共代表團出訪中國、北越和北朝鮮，以期建立「反對越戰國際統一戰線」。宮本一行於2月9日從福岡若松港乘坐中國貨船前往上海，在上海進行預備性會談後，於2月17日進入河內。在河內停留10天，簽署聯合公報，2月28日抵達北京。在北京停留了一周，與中方進行了4次會談，但由於是「反美侵略越南的國際統一戰線」還是「反美反蘇的統一戰線」，雙方的主張差距很大，沒有發表共同公報，宮本一行繼續前往朝鮮，原計劃3月11日抵達平壤，21日發表共同聲明，當天經由北京回國，但中方提出了關於共同公報內容中的批評，會談中指名道姓地批評蘇聯，但日方不同意，將雙方的一致點總結成了三千字的公報。宮本等人認為會議是正式的，公報將被接受。但是，毛澤東批評公報內容軟弱，明確指出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美國帝國主義，宮本顯治修正主義集團和佐藤榮作反動內閣是錯誤的。因此不打算發表公報，宮本等人就此匆匆返回日本。[4]:92
回國後，宮本於4月27日至28日召開了第四屆中央委員會。宮本批評毛澤東年紀大了，頭腦昏花，此外毛澤東在黨內被孤立，因此在日共十大中開始轉向明確的反華路線。[4]:93 隨後日共機關報赤旗報發表文章批評毛澤東的極左冒險主義。[4]:93 此外，為防止中共派遣間諜和黨內親中派形成更大派系，日共十大修改了黨章，要求黨員具有日本國籍，並開除了西澤隆二等30餘名親中派黨員的黨籍。[4]:93 作為回應，中共批評宮本是修正主義者，並開始將日本共產黨稱為宮本修正主義集團（簡稱宮本修）。1966年9月，日中友好協會分裂為日本派和非日本派，後者退出了協會，並成立「日中友好協會正統總部」。隨後，日本亞非團結協會也分裂為日本派和非日本派。在日本記者代表大會和新日本婦女協會中，兩派形成對峙。 [8]不破哲三認為，中共還利用與其他政黨的關係在日本政治中孤立日共並在內部分裂它。然而他冤枉了中共。[9]
1967年，東京都文京區發生善鄰學生會館事件，造成在日華僑和日本人的流血衝突。[8]日中友好協會正統總部和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人民日報稱其為日本共產黨加強反華活動的有計劃有系統的暴力行為。遭到日共和日本共產黨控制下的日中友好協會反駁，日共認為是中國學生和盲從他們的日本不法分子闖入了日中友好協會秘書處，並非法拘禁秘書處工作人員。日方聲稱該事件是中共極左翼有計劃、有系統地干涉日本和破壞日本活動的一部分。[8] 同年8月，發生北京機場事件，兩名試圖離開北京的日共黨員遭到紅衛兵集體毆打。上述兩事件導致了日共和中共徹底決裂。[8]
宮本在他的回憶錄[10]中寫道，對於路線衝突，他會等待歷史的驗證，但即使是同屬於共產黨，國與國之間的國情也不同，意見衝突在所難免。繼1965年中日青年友好交流會取得成功後，原定於1966年舉行的第二次中日青年友好交流會，日本共產黨不僅不參加，而且還阻撓日共下屬團體參加。佐藤內閣決定利用這一內部衝突，不簽發護照。
1966年11月至12月，在中日貿易相關組織的主持下，中國經濟貿易展覽會在北九州市和名古屋市舉行。日共中央決定不參加展覽，相關團體的黨員也決定不擴大展覽規模，還進行了其他阻撓活動，例如會場禁售禁展毛澤東選集等中文書籍。日共的行為徹底貫徹在中日友好運動中。這是因為日中友好運動不是任何特定政黨的財產，而是日本各界人士的群眾運動。有人[誰？]批評將黨的政策置於中日建交等議題之上，質疑日共當時的態度不利於中日復交的政治問題。[11]
面對來自中共的批評、黨內各種派系的分化，宮本只好與中共斷絕關係。然而當時日共把中國和蘇聯都當作敵人，因此幾乎完全孤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外。此外，日共認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本身實際上已經被蘇共、中共、捷共等團體摧毀。[7][4]:95
1968年，蘇共得知中日共產黨決裂，以米哈伊爾·安德烈耶維奇·蘇斯洛夫為首的蘇共代表團前往位於東京代代木的日共總部。日蘇兩黨發表了聯合公報，但走自主獨立路線後，日共採取與蘇聯保持距離的立場，同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時，日共認為蘇共違背了兄弟黨之間不能插手內部問題的原則。因此，蘇共與日共關係的恢復期很快就結束了。 [4]:95這一次，因為與日共進行激烈鬥爭的是中共和蘇共，反共主義政黨民主社會黨比起其他右派也受到了諷刺的評價。[4]:10
中日共產黨決裂期間，由於文化大革命在中蘇邊界衝突中的南北軍事緊張局勢，加劇了美國對越南的軍事干預。董必武作為建國以來一直保持權力的少數中共成員之一，與有留日經歷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繼續獲得毛澤東在行政管理方面的深深信賴。而出生於東京，在日本度過童年的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同樣是批評了日共，但在文革中卻將他斥為親日派並被打倒。直至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及同年10月自日本訪華的自民黨籍首相田中角榮發表中日聯合聲明宣布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擔任翻譯的廖承志才恢復了職務。
1976年，周恩來、毛澤東等原中共領導人逝世，文化大革命結束，毛澤東接班人華國鋒沒有掌權，鄧小平過渡到了最高權力核心並開始進行改革開放，中日兩共產黨的對峙仍在繼續，甚至在日本訪華代表團，中方也拒絕日共成員來訪。然而，儘管日共黨內存在強烈抵制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派系，但與自民黨不同，自民黨在中日建交之後也與中華民國保持着深厚的關係。由於蔣中正逝世前在島內主張反共主義並在離世後繼續執行着戒嚴，這段時間日共不太可能與台灣保持友好關係。最終，日共未能在海峽兩岸事務上施加實質性影響，只能在嚴厲批評中共的同時，繼續支持國民黨關於一個中國的理解和旨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理論。
1978年，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批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例行國會中，參議院議員立木洋批評中國"十多年來，中方一直試圖對日本人民的運動強加一條武裝鬥爭路線……是霸權主義的表現。"日共作為同樣反對中國霸權主義的意見而贊成這些批評。[12]
1979年，中越戰爭開始，與越共一直保持友好關係的日共發表聲明呼籲中國應立即停止入侵越南，批評中國的軍事行動與社會主義事業完全無關。[13]同年3月，發生了日共機關報赤旗報駐河內特派記者高野功在報道戰爭時被解放軍槍殺的事件。[14] [15]赤旗報總編輯韭澤忠雄表示，「我們對追求正義和真相的高野記者之死深表哀悼，並再次強烈譴責中國入侵越南。[16]
1989年，日共批評六四事件從社會主義事業的大局來看都是國際上絕對不能沉默的暴行，表達了對這種無恥暴行的強烈譴責。[17]
鄧小平逝世後，中共體制開始轉向江澤民體制時，朝日新聞刊登了中共內部對違反不干涉內政原則進行反省的信息，這對恢復與日共的關係是一個非正式信號。1997年，日本共產黨領導人更替，日共內部長期與中國對立的宮本顯治出任名譽主席，不再掌握黨內實務，而不破哲三確立了黨的領導地位，與兩黨關係惡化時期相關的領導人全部更換後，中日兩共黨關係開始走向恢復。[7] 1998年6月在北京舉行的中日兩黨會談中，中共和日共達成了恢復關係的協議。中（共）方受1960年代國際環境和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在兩黨關係中，黨際四項原則特別是對採取不符合互不干涉內政問題的原則的措施進行了認真總結和糾正。日（共）方積極評價中方的真誠態度。同時中國共產黨明確表示與日本的反日共團體沒有關係。[18][19] 關係恢復後，雙方恢復了理論交流。1976年以來，日本共產黨將指導思想的表述從馬列主義改為科學社會主義[20] ，但其含義與中國共產黨所倡導的「馬克思主義」相同。但在與中國共產黨的理論交流中不排除將其作為一個術語，以便產生共同語言。[21] 2004年，由日本共產黨主席不破哲三領導的日本共產黨章程的修訂中，由於與中國共產黨關係改善的影響出現了
脫離了資本主義的幾個國家在政治經濟問題懸而未決的情況下，通過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新嘗試，作為人口超過13億的廣大地區，將成為21世紀世界史的重要潮流之一。
正面評價了中國共產黨所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另一方面也表示，「政治和經濟問題懸而未決」的附帶條件並不能肯定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切。 [22]日共委員長志位和夫明確表示由他增加了這段內容，因為即使在關係正常化的階段，中國的民主和人權問題也不容忽視。[23]
志位和夫認為，日本共產黨對中共作出社會主義的新嘗試的評價的判斷標準是，領導勢力對社會主義事業是否認真、誠實，他一直採取以對外關係來評價態度。如果領導勢力對社會主義事業有認真誠實，就能克服各種困難，向前邁進。如果沒有這個態度，就沒有了前進的保障[24] 。按照這個標準，恢復關係時的中共領導層承認了干涉日共的錯誤，並採取了通過電視和報紙向公眾通報的措施，所以日共判斷這表達了對社會主義事業的認真誠實[25] 。 志位和夫一再表示，他對中國的未來不樂觀，基於這一立場，日本共產黨採取了「在遵守不干涉內政的原則的同時，對於具有國際性質的問題，會在各個時期傳達我們黨的見解」的方針。日共在釣魚臺列嶼主權問題、南海問題等領土問題上，以及在與國際人權保護協定背道而馳的強硬內政層面上，經常談到強硬立場。日共在西藏問題，新疆問題，香港問題上都在報紙等媒體上批評過中國共產黨。[26] 日本共產黨在2014年1月召開的第26次黨代會決議中表示，中國的未來會有一些新嘗試，但可能會有失敗和試錯，存在霸權再現的危險。如果犯了這麼大的錯誤，甚至可能會果斷地拋棄社會主義道路，日共希望「一個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國家」永遠不要重蹈前蘇聯的覆轍。[25]
近年來習近平領導的中共加速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轉型，志位和夫領導的日共加速朝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轉型，兩黨的分歧愈來愈大[27]。
在2016年9月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的亞洲政黨國際會議上，日共代表團提出修正案，將「呼籲迅速啟動禁止核武器條約國際談判」的聲明寫入大會的宣言，但遭到中共代表團的強烈反對。[28]此後日共中央主席志位和夫宣稱日共決定了必須果斷地改變對中國的看法。志位和夫還表示他詢問過中共代表，中共在亞洲政黨國際會議上的言行是否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授權，中共代表許諾答覆但後來他並沒有收到答覆。所以日共認為中共代表團在吉隆坡採取的霸權言行，必須視為代表中共中央本身的立場。[25]
2017年1月，日本共產黨第二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此次會議談及中國武力改變東海和南海現狀，並且日本共產黨對核武器問題的態度也發生了大轉變。志位和夫又點名批評亞洲政黨國際會議上中國的態度與中日雙方確立的原則不符。就在黨代會前夕，時任中國駐日本大使程永華要求與志位和夫會面，並在會面時要求刪除「中國是新霸權」的描述，但志位和夫拒絕了，同時說明了作出這樣描述的理由。[24]。2019年，日共修改黨章，刪除將中國評價為「開始了新的社會主義探索的國家」的定性，不再承認中共是社會主義政黨[27][29]。2021年中共建黨百年時，日共領導人志位和夫再次評論稱「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的霸權行為和在香港和新疆地區的侵犯人權行為，與社會主義無關，不配共產黨的名義」，且並未在當天向中國共產黨發祝賀信[30]。
直到1984年，日共一直堅持一國一先鋒黨的思想。按照這種思想，各國共產黨都應以科學社會主義為基礎推動社會改革，而不應受各黨之間的關係和路線政策左右。因此，兩國共產黨組織唯一的共同目標就是要實現馬克思主義。自1970年代以來，日本共產黨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和先鋒黨等概念的解釋與之前有所不同。在這樣的背景下，可以說1966年日中共產黨關係的斷絕實際上與兩黨各自的理念衝突有一定的關係。截至2021年，日共也沒有文件明確論證過日本共產黨在理論上否定或修正了1984年提出的一國一先鋒黨理論。然而，目前日共積極宣傳的議會民主的政綱與一國一先鋒黨的主張似乎互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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