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鏗（1886年—1922年3月23日），又名仕元，字仲元。廣東惠陽人。中國軍人，陸軍上將，革命家，中華民國建國元勳之一。
生平
1905年廣州將弁學堂畢業，後留校任教，任學兵營排長。後加入同盟會，1911年4月在廣州參加由黃興領導之黃花崗起義，失敗後避往香港。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後，於10月底與陳炯明等往東江率領民軍起義，11月1日，陳炯明、鄧鏗在南洋粵僑的資助下於惠州淡水組織起一支8000 餘人的革命武裝，號稱「循軍」，以「藍底井字旗」為軍旗，於八日後在新軍響應下經激戰攻克重鎮惠州。陳炯明任循軍總司令、鄧鏗任參謀長。11月廣東宣佈獨立，成立軍政府，鄧任陸軍司司長。
1913年二次革命時，鄧鏗響應孫中山，失敗後避往日本，曾助孫組織中華革命黨。之後回廣東討袁世凱。1914年10月，孫文遣鄧鏗、朱執信分赴香港、澳門設立機關，策劃反袁討龍行動。鄧鏗負責策反惠州、潮州、韶關、增城、龍門、香山、江門等地的軍隊。該月下旬，增城、龍門、惠州駐軍經鄧鏗策動相繼起事，皆被濟軍迅速鎮壓。1917年孫中山回廣東護法，鄧任粵軍參謀，與陳炯明率粵軍赴潮梅一帶發展。
1920年10月，陳炯明率粵軍驅逐桂軍莫榮新。8月16日，在桂軍主力尚未到達粵閩邊境之際，粵軍先發制人，以20個營留守閩南。陳炯明親自與參謀處處長葉舉指揮中路、以參謀長鄧鏗指揮左路、以第二軍軍長許崇智指揮右路，指揮82個營的兵力發動全線攻勢，第一次粵桂戰爭打響。由鄧鏗率領的左路軍自詔安出發越過邊境，於黃岡、澄海大破敵軍，逼近汕頭。
11月2日，入城粵軍召開歡迎粵軍凱旋大會。11月28日孫中山重回廣州，展開第二次護法。此時粵軍決定延攬廣東軍界精英組建粵軍第一師，由鄧鏗為師長。粵軍第一師軍官多數為保定軍校畢業生，訓練教育士氣俱佳，日後發展成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是北伐時國軍主力；而粵軍第一師內更不乏日後叱吒一時的風雲人物。1921年底，孫中山建立大本營進行北伐，由鄧鏗於後方策劃軍需及糧餉。此後陳炯明與孫之關係愈加緊張。1922年3月21日，鄧鏗從香港公幹後回廣州，於廣九鐵路大沙頭站被人開鎗暗殺。鄧中彈後送院，延至23日逝世。被追贈為陸軍上將，葬於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側。
兇手謎團
1922年3月21日鄧鏗自香港返回廣州時在廣九車站遇刺，張發奎口述自傳中張說到:「無疑，此案是陳炯明親信的助手葉舉策劃的。鄧鏗的遇刺身死，使孫大總統失去了他的右臂」[1]
暗殺鄧鏗者為誰人指使，至今仍然有爭議。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官方歷史觀點一直認為是由於鄧鏗支持孫中山北伐，以至為上司陳炯明指使人所暗殺。據代表國民黨官史的，由《香江晨報》編輯部魯直之、謝盛之、李睡仙所編的《陳炯明叛國史》：「鄧被刺，抬入總司令部，曾向大眾嘆氣言曰：『我知參謀長地位危險，何必自己人殺自己人。』有問兇手為誰者，鄧又嘆氣，謂：『我認得，真不料他殺我。』」也有聲音[2]質疑此段記載的真實性，因為鄧鏗在受傷後馬上返回省署（陳炯明辦公的地方），又命人通知陳炯明。後來陳炯明辭職離開廣州時，「鄧仲元（鏗）夫人及鄧之介弟聞訊，趕至車站送行，陳與之談話甚久，語及鄧仲元身後時局之狀況，相對泣下。」[3]可見鄧的親屬都不認為陳炯明是幕後黑手，陳鄧兩家還一直保持着通家之好。
汪榮祖的《鄧鏗之死真相探索》引英國領事占武臣（J.W. Jamieson）於1922年4月22日發給北京使館的電文，「It has also become publicly known that the murder of his late Chief of Staff Teng Keng was instigated by the Kuo Min Tang」和「and that other assassinations were doubtless contemplated」，以及美國駐廣州副領事聲稱得自廣州的外國情報，謀殺鄧鏗的只有二個可能，一是廣西派黨徒幹的，另一是國民黨特務幹的，作為對陳炯明的警告。由此認為是國民黨所策劃[4]。但文中所稱未能排除外國人士由publicly known的街談巷議中得到結論，其它證據文中未能給出。
黃花崗起義時的四大隊長之一莫紀彭，鄧鏗在清末即相識，他認為鄧鏗不是陳炯明所殺，而是為鴉片商所暗殺，因為鄧鏗在廣州厲行禁毒：[5]
（一）「競存（陳炯明）決定下野，搭車返惠州時，余往送行，見鄧妻猶親往車站送行，且登車坐競存側，如果真有殺夫之仇，則競存已下野，鄧妻可不必再來送行，尤其不必登車惜別也」；「鄧鏗為競存之部將，地位懸殊，競存萬無疑忌之必要，仲元（鄧鏗）亦不會有覬覦之野心，並且兩人為惠州一帶同鄉，辛亥惠州光復之役，仲元即參與，以後始終追隨競存，競存之部將多起自草莽，僅仲元一人受正規軍官教育，因此甚獲競存之荷重，屢加擢升，終畀以粵軍參謀長兼第 一師長之要職」。（二）「仲元之死，實因緝獲大批走私鴉片，廣州煙商恨之入骨，而必欲致之死命也」。他的依據是：「緝捕鴉片走私，雖非總司令部參謀長之職責，但鄧鏗素性苛細……逕行押送省長公署，煙商遂無活動轉圜之餘地。此批煙土價值至昂，煙商痛心之餘，乃必欲殺之以泄恨。」
收藏家羅林虎指出，鄧鏗經常直接指揮憲兵，緝拿偷運煙土之徒，其中以在廣州晏公街緝獲鴉片200多擔為最大一宗，經查是陳炯明部屬第二師師長洪兆麟和陳炯明的族人陳覺民等合謀所為。緝獲後，鄧鏗即召集各界代表及各國駐穗領事，共同監視燒毀，時人稱頌為林則徐後第二次焚毀鴉片。因此，洪兆麟等有很大嫌疑。按美國武官費龍少校（Major Philoon）報告，「謀殺鄧鏗的同時，陳的第二師師長洪兆麟離開他的汕頭總部前往上海。」[5]
廣州文史學者陳曉平研究了法庭檔案等文件後，認為以陳炯明不會下令刺殺鄧鏗，但陳的部下陳達生、黃福芝是刺殺真兇，他們因為走私鴉片被鄧鏗沒收，借刺殺清除營利謀私的障礙。[6]:206陳炯明在事後出於利益考慮沒有真正實施緝兇，有包庇犯罪之嫌。[6]:206陳曉平並指出以往研究及爭論的謬誤，因為孫派堅稱刺殺是陳炯明下令，故長期以來因此被詰難。[6]:198陳炯明固然無刺殺動機，但陳炯明的親信走私煙土營利，鄧鏗被刺當日，其憲兵從水警廳長座駕船搜出價值數十萬元以上的煙土，莫紀彭說「煙商痛心之餘，乃必欲殺之以泄恨」，沒有明言「煙商」是陳炯明親信，但同日的廣州《大同報》報道「大人物運土被獲續訊」，已表明「煙商」身份。[6]:199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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