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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政治人物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辜顯榮(1866年2月2日—1937年12月9日),字耀星,臺灣實業家、政治家,生於清治臺灣彰化鹿港(今彰化縣鹿港鎮),自台灣日治時期經商漸露頭角,乙未割臺時曾以臺北士紳名義接應日本軍進入臺北城,又協助日軍能久親王剿殺抗日舉事者有功,受日本政府賜予敘勳六等、授「單光旭日章」。後任台灣公益會會長、臺灣總督府評議會議員、日本貴族院議員,贈從五位。
辜顯榮祖籍大清福建泉州同安。曾祖辜禮歡自福建到東南亞,為檳城富商及僑領,早期因反抗清政府而輾轉逃到暹羅及海峽殖民地檳城。祖父辜安平,清道光年間進士,任職林則徐幕僚,後調職台灣官至道台。[1]清末名儒辜鴻銘與辜顯榮為從祖兄弟。 [1]
辜顯榮是臺灣政商名人辜振甫與辜寬敏的父親,是被稱為「臺灣五大家族」之一的「鹿港辜家」始祖。鹿港辜家又與清末實業家盛宣懷、福州嚴復家族以及臺灣板橋林家等具姻親關係。
1866年2月2日,辜顯榮出生在臺灣府彰化縣馬芝堡鹿港(今彰化縣鹿港鎮)。父親辜琴長年臥病,並於1867年去世,時辜顯榮方一歲四個月。母親薛麵一手養大辜顯忠、辜顯榮兄弟。辜顯榮從小軀體碩大,聰明敏捷,個性豪爽,於遊戲時總是指揮群童。他喜好冒險,有一次不小心掉落自宅前庭的井裡,幸好由一名叫郭聯的青年將他救起,爾後,辜顯榮每次想起此事,總是不禁苦笑。少年時期,追隨貢士黃玉書讀過漢學,由於好學向上,頭腦清晰,因此成績經常名列前茅,其成就令老師激賞不已。此外,他的書法亦自成一家之風格,大家寄望他將來朝向學藝方面大展宏圖。然而,他洞察時勢,知道東亞將有重大變局,於是立志從商。
1884年,十九歲的辜顯榮前往臺北城當苦力、轎夫,從事南北貨生意,後來開設嘉成、嘉益兩個堂號,與上海、福州、南京等各大商埠進行貿易。1888年,辜顯榮助清廷平定施九緞之亂、招撫良民有功,獲賞五品軍功。
由於資性慧敏,能幹又具膽識,經商有成,1891年辜顯榮娶鹿港街的陳笑為妻,家庭圓滿和樂,從那時起,他移居臺北,在臺北城開設雜貨店「瑞昌成號」,除了糖之外也開始兼賣煤炭,往來於福州、上海等地經營貿易。甲午戰爭時曾與南洋大臣張之洞簽訂供煤合約。
1895年,甲午戰爭清廷戰敗,依照《馬關條約》,將臺灣、澎湖與周邊島嶼割讓給日本,1895年5月8日起條約生效,當時大多數仕紳均不願接受日本統治,共議推動獨立建國。5月23日,時任臺灣巡撫承宣佈政使的唐景崧及丘逢甲、陳季同等人以「全臺紳民」名義,在臺北發表「臺灣民主國獨立宣言」,25日宣告臺灣民主國成立。5月29日,日軍接收人員與部隊於澳底(今新北市貢寮)登陸,順利攻佔瑞芳、基隆,台灣民主國不敵日軍,根據史料記載,其時台北城內亂兵、遊民伺機四出騷擾劫掠。接著日軍整軍準備進攻台北城,此時台北城因首任大總統唐景崧逃亡廈門,城內毫無秩序混亂不堪。6月6日,艋舺士紳李秉鈞、吳聯元、劉延玉、陳舜臣等人,前往大稻埕與李春生商議,共擬請日軍進兵臺北以維秩序的「嘆願書」(請願書),可是當時沒有人敢前去遞送,於是當時經營「瑞昌成」號的辜顯榮等人自告奮勇赴基隆送請願書,由日本政府所派臺灣民政局長水野遵接見並收下請願書。[2]當時日方不明臺北情況,懷疑辜顯榮為間諜,不敢冒進,隨後美國《紐約先驅報》記者戴維森(James W. Davidson)、英商湯姆遜(Thomson)及德商奧利(Ohly)到水返腳(今汐止)日軍紮營處,表明代表臺北外僑請日軍開赴臺北城,日軍於6月11日進入台北城。6月17日,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在臺北舉行「始政典禮」,開啟日本在臺灣長達半世紀的統治。
同年8月,辜隨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的近衛師團南進,協助剿殺抗日台灣人民有功,以台灣紳士的名義,跟水野遵到東京,受警界人士接見,日方賜予敘勳六等、授「單光旭日章」,蒙受破格的光榮。隔年辜被任命為「臺北保甲總局」局長兼團長。保甲總局,於保甲內實施連坐法並組織壯丁團,協助管理台民以及對付抗日軍。
臺灣史學者王世慶根據「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案指出:「日後辜氏帶領日軍南下攻城之舉,臺人死傷甚多,這是世人不能諒解辜氏之處。」《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亦顯示1920年代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中,辜顯榮亦站在臺灣總督府立場,打擊臺灣反日運動。[3][4]
辜顯榮因協助日本軍隊進入台北城,得到日本軍方信任,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初,辜因庇護一位參與反亂的臺灣人而被日本人關押於監獄達59天,後獲免起訴出獄。台灣總督府又對辜的言行不滿而對他經營的生意展開「詢查」,使辜在台的事業發展受到影響。直到1898年2月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上任,日本政府改變殖民策略,對臺灣民眾的抵抗採取軟硬兼施的招降措施,辜因居間協調「有功」,才又開始真正飛黃騰達。
1898年,他被任命為台灣總督府事務總顧問,同時也是台中知事的顧問。後來招降柯鐵,於1899年再任台北保良局局長。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時,日本海軍獲知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將繞道航行通過台灣海峽;辜顯榮率領12艘戎克船,在鵝鑾鼻和菲律賓間的呂宋海峽、台灣和福建之間的台灣海峽巡視偵察。1906年,辜因日俄戰爭功勞,獲得日本敘勳五等授雙光旭日章。1909年,被選為臺中廳參事。
1895年總督府頒布「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所有樟腦業者必須提出申請審核,辜顯榮為全台通過審核者37人中之一,1897年辜顯榮收購大和行其他股東股份,取得樟腦製造許可證獨資經營大和行,從事樟腦的製造與販售事業,而為了樟腦的運輸也購置了多艘船舶。1899年總督兒玉源太郎依據六三法令,將原本可自由買賣的鹽宣佈改為專賣,同時成立鹽務總館指定辜顯榮為鹽務總館組合長,辜顯榮同時取得臺灣總督府所給的樟腦和鹽等專賣特權,奠定辜家富裕的經濟基礎。
在土地開發方面,1900年辜顯榮設立「牛埔厝大豐館開墾事務所」,隨後在二林、鹿港開墾荒地1500公頃,並建立灌溉設施。同時在臺中、虎尾購置大量地產進行開發。
1900年,任全臺官賣鹽商組合長。此年日本三井成立臺灣製糖株式會社,辜顯榮即參與投資,而後更於1920年獨資創設大和製糖株式會社,辜顯榮從早年小型糖業經營,到此時已是富甲一方。1909年11月16日,辜取得鴉片煙膏經銷權[5]。1914年,取得台中菸草專賣權。
1923年林獻堂為首所領導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蓬勃發展,時年7月辜顯榮在台中公會堂演講「時事談」稱:「台灣今日之設施,非常發達;假使二十年前,哪有這公會堂,哪有此整然的台中市?由天理而言,今日支那各省不但民不得安,而官亦不得安穩啦。所以凡事不可錯辨為第一。今日二十八年整頓如此江山,比較支那,民國至今十二年還不息兵亂;這樣事由,良心可以忘記嗎?其次,就是我對警察官的意見。警官之中,難免有無品格之警官,然亦不可無視他們;他們是有資格,不可與他爭辯了。」[6]11月8日,辜顯榮與知日派商人板橋林家林熊徵等人組織「台灣公益會」,協助台灣總督府壓制「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民權運動。1924年召開「有力者大會」,在東京各大報紙及《台灣日日新報》發表聲明書,稱林獻堂等人領導的議會請願運動並非台灣人的真正意願。日本檢察官三好一八在治警事件時,曾讚賞他是「顏智」(印度聖雄甘地的台語音譯)。
前述種種親日之作為,辜顯榮因此被台灣文人批為「民賊」。[7] 當時曾有一首流行於台北艋舺的酒場間的歌:「日本上山兵五萬,看見姓辜行頭前,歡頭喜面到台北,毋管阮娘舊親情。」[8]台南詩人謝星樓就曾寫一首詩諷刺:「辜顯榮比顏智,蕃薯籤比魚翅,破尿壺比玉器。」
辜顯榮過去以糖業起家,他於1902年起陸續在二林、鹿港等地強奪民地闢為蔗田,並投資30萬元設立4個改良場,同時在鹿港設立製糖機械工廠,後來增加到18個工廠,每個工廠年產量在80至120噸之間,為辜家賺進巨大財富。但日本三井、三菱、鈴木等日本大企業也先後進入臺灣爭取利益,使臺灣人經營的本地企業難以生存與發展,辜顯榮便將多個糖廠轉售給大日本製糖公司。但辜顯榮並未放棄此一領域,1920年,他投資500萬元創辦大和製糖株式會社,自任社長。但次年該會社又被日本明治製糖株式會社吞併,辜顯榮僅為會社的監察人。
1922年2月,辜顯榮創辦大豐拓殖株式會社,從事土地開墾、造林、紅糖製造及米麵、肥料的貿易業務,次年任臺灣紅糖協會名譽理事長,從此「大和」與「大豐」成為辜家事業的兩大支柱。
1925年到1935年,辜顯榮在高雄、屏東開墾鳳梨園達230多公頃,其間於1929年在屏東街內建立鳳梨製罐工廠。當時,臺灣此類工廠達到80餘家。1931年,辜出面組成「臺灣鳳梨罐頭共同販賣株式會社」,自任社長。
辜顯榮還建立了許多其他企業,例如高砂鐵工所(1917年)、臺灣漁業(1919年)、大豐精米工廠(1922年)及從事銷往中國木材的集大木材商行(1920年)等。辜家擁有如此眾多事業,自家人已不足用,辜顯榮便大量起用專業人才,以確保企業的經營活力。
辜顯榮在文化事業方面也有著墨。1915年,辜顯榮與台灣中部士紳林烈堂、林熊徵、林獻堂、蔡蓮舫等人創立「臺灣公立臺中中學校」(今臺中第一高級中學之前身),這也是日治時期全台第一所專為台灣本島人學生所設立的學校,為當時爭取教育平等權的象徵。1919年,辜買下日本內地人經營的淡水舞台,改名為台灣新舞台,專門請上海班[9]、京班[10]、福州班的戲班子來演戲。
辜顯榮曾獲得大正天皇的邀請在御苑聚會(春天有「觀櫻會」,秋天有「觀菊會」),與林熊徵和藍高川同受天皇敘勳,合稱當時的台灣三巨頭。
辜顯榮與蔣介石、馮玉祥、汪精衛等要人均多有接觸。在1933年的閩變中,李濟深等人密謀請求駐臺日軍支援,蔣介石知悉後,派李澤一與他商計,他因此遊説臺灣軍司令松井石根不要出兵,使蔣介石順利擊敗叛軍,獲蔣介石褒揚。[11][12]
辜顯榮曾資助重建臺北孔子廟。原本清代臺北城內建有孔子廟,1907年台灣總督府以市區改正(都市計劃)為由將此官方孔廟拆除。直到1925年,辜顯榮、陳培根、黃贊均、吳昌才、洪以南、謝汝銓、黃純青、陳天來、李聲元等多位士紳,為重建孔子廟而組織成崇聖會,推選辜顯榮為議長,於大龍峒現址重建孔廟,歷經三年於1928年完工。
1937年,辜顯榮赴東京出席貴族院臨時會議時,因狹心症宿疾病逝於東京世田谷宅邸,享壽72歲。
辜顯榮的喪禮在東京舉行後,靈柩以他所有的「大和丸」運返基隆,再以火車專用列車載運南下,安葬在彰化快官的彰化市第七公墓,俗稱紗帽山公墓。
其子辜振甫承接台中墾地6000甲、鹽田350甲,以及其餘大量房地產。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軍戰敗,中華民國接管臺灣,辜家收購《辜顯榮翁傳》並予以焚燒,以逃避國民政府對「漢奸」責任的追究。
2000年台灣政黨首次輪替,幼子辜寬敏出資重新排版印行《辜顯榮翁傳》,時任陳水扁政府之國史館館長的張炎憲為新版《辜顯榮翁傳》寫序,序文中仍將簡大獅、柯鐵虎、林少貓、余清芳、羅福星、莫那魯道、蔡清琳等台灣抗日運動領袖之歷史地位定位為「盜」或「匪」,引發爭議。
其家族政經影響力極大,被稱為「台灣五大家族」之一的「鹿港辜家」。辜顯榮生前有妻妾六房:元配陳笑(養子辜孝德、辜皆的,生女辜敦治、辜註治、辜津治)、翁富(養子辜斌甫)、張悅(生子辜岳甫)、施過(生子辜振甫)、黃寶、岩瀨芳子(生子辜偉甫、辜京生、辜寬敏,生女辜秀治),共育有8子4女。
辜顯榮開台北城迎日軍之事,被部份人視為「國賊」或「民賊」[15]。1924年7月20日《台灣民報》諷刺,開台北城迎日軍的辜顯榮等人有「三不可能」[16]:
以少數走狗藐視多數民眾的要求,偽造民意,假公行私,阻礙同胞之進步,誤國殃民,是民賊而兼國賊;死後靈魂欲歸依救主見上帝,一不可能。為富賈而不仁,為劣紳而不義,賣同胞自由,更無慈悲;欲求免墜落十八地獄的永劫,二不可能。以小人而稱大人,胸無點墨,眼有財神,善巴結與應酬,是三等的下流;欲潑盡淡水河的水,以洗民賊二字的羞,三不可能。
由於辜顯榮在日本統治台灣時期,從二林事件、治警事件直到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立場較為傾向總督府,支持日本統治者鎮壓台灣反日運動,因此二戰後有人將辜顯榮定調視為「漢奸」。
辜顯榮曾於當年的《時事談》中自我辯解,他是「寧作太平犬,不作亂世人」,故《台灣民報》的蔣渭水幫民意刊載,『彰化吳石麟君,提出建設狗銅像的建議案』。[17]
2008年3月3日,汪笨湖公開批評「辜家是台灣最大機會主義」,尤其辜顯榮。[18]
另外,《辜顯榮傳奇》一書參考日治時期1898年《台灣新報》的記載並作了如下批評[19]:
辜顯榮出生於原台中縣……故賤民也。……自小放縱,兄弟為矯正其素行,屢加規勸均如馬耳東風,因而為鄉黨所嫌厭糾彈,流浪於艋舺、大稻埕一帶,混跡苦力轎夫之間以渡日。經常率領黨徒,嘯傲市街……橫行無忌。……趁國家禍亂,人心恐慌,達成多年宿願,……乃即嘯聚徒眾七十餘人往訪巡撫……諉稱願為抵擋日軍之前鋒,得若干錢糧以為糊口之資……唐景崧棄城逃遁,顯榮察得機先,向七十餘名夥伴謊稱探查軍情之身赴基隆……(實)請求謁見樺山總督……顯榮首告以台北城內外情事及人心向背……我方固知其巧言令色,無奈千里初渡之師,無從查其底蘊,兼千軍萬馬正需採查敵情之際,乃命顯榮為響導。……此時……彼除領軍令外,尚謂:既承知遇,則軍抵台北之日,當先捕土匪數千獻於轅下,以表報恩赤誠。皇軍既抵台北城,顯榮即記下以前夥伴七十餘人名字,謊稱土匪,此批顯榮同黨即因而遭捕斬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