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解凍（俄語：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羅馬化：khrushchovskaya ottepel[1]）指因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在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實行去斯大林化和和平共處政策後，蘇聯政治和文化上的解凍現象[2]。斯大林時期對社會的監控和壓迫得到了解除，大量被流放古拉格勞改營的政治犯被釋放。該名稱因蘇聯作家伊利亞·愛倫堡1954年發表的小說《解凍》（оттепель）得名[3]。
1953年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發表了批判斯大林的《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並在權力鬥爭中將親斯大林的官員逐出克里姆林宮[4][5][6]。隨着赫魯曉夫在1954年訪問中國以及在1955年訪問因蘇南衝突而關係冷淡的南斯拉夫，同年他與艾森豪威爾會面並在1959年訪美，標誌着赫魯曉夫解凍走向高潮。1964年10月，赫魯曉夫因政變被迫下台，繼任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勃列日涅夫開始推行更加保守的政策，赫魯曉夫解凍無疾而終。
蘇聯社會在赫魯曉夫解凍時期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轉變，蘇聯逐漸放開了國際貿易、教育和文化領域以及外來文化的限制，蘇聯與西方合作也獲得了一系列新技術，經濟制度上推進了部分改革，蘇聯亦大規模投入到國際體育賽事中。文藝活動、藝術節以及大眾媒體逐漸變得開放和多元化。雖然赫魯曉夫減緩了蘇聯積弊已久的壓抑氣氛，但隨後改革再度陷入停滯，這種政治和文化的變革對蘇聯在20世紀後半甚至是解體時的思想解放產生了影響。[7][8]
赫魯曉夫和斯大林
赫魯曉夫的解凍起源於與斯大林下屬之間的權利鬥爭。[1] 一些紅軍軍官，例如朱可夫元帥和忠於他的官員，與斯大林的特工部門關係十分緊張[1][9]表面上，蘇聯紅軍和領導層在打贏二戰後更加團結了。然而,在斯大林周圍高層的密謀，和來自斯大林自身的不信任，使得赫魯曉夫開始尋求依附[9][10]。這場權力鬥爭是赫魯曉夫在斯大林在世時暗中準備的[1][9]，並在斯大林於1953年3月去世後開始[9]。同時赫魯曉夫的人幾乎遍布了蘇聯各個部門,這是他在日後得以除掉反對派，變更意識形態的關鍵[1]。
斯大林的領導統治到達了新的極端[11]，例如強制人口轉移、列寧格勒案件、醫生案件，和對知識分子的批判。同時,戰後大量士兵和各級官員了解到其他國家不同於蘇聯的生活方式，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許多人再次被捕並受到懲罰[11]，同時批評一些高級將領。朱可夫以從戰敗德國中獲取了大量戰利品為由而遭到批判，這些戰利品被安全機關沒收，朱可夫元帥被降職，公開批判後被流放；他成了堅定的反斯大林主義者[12]。斯大林去世後，赫魯曉夫將朱可夫召回以便進行新的政治鬥爭[1][13]。
尼基塔·赫魯曉夫和格奧爾基·朱可夫元帥之間的臨時聯盟是建立在他們相似的背景、利益和弱點之上的：[1]兩人都是農民出身，都有着政治野心，都被曾斯大林迫害，都反對斯大林主義。赫魯曉夫和朱可夫需要合作以消除他們在蘇聯領導集團中的共同敵人[13][14]。
1953年，朱可夫幫助赫魯曉夫處決了時任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貝利亞[1]，以及斯大林手下的其他幾位人物。不久，赫魯曉夫下令從古拉格集中營釋放數百萬政治犯。根據一些作家的說法，在赫魯曉夫的統治下，蘇聯的囚犯人數從1300萬人減少到500萬人[11]。
赫魯曉夫還提拔和培養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3]，1952年將他介紹給斯大林[1]，然後赫魯曉夫將勃列日涅夫升至政治局，並任命他為紅軍和海軍政治局局長，並將他提升到其他要職。作為回報，勃列日涅夫幫助赫魯曉夫在與保守派的幾次關鍵對抗中打破了權力平衡，促成包括以莫洛托夫和馬林科夫為首的親斯大林主義者的下台[15]。
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
赫魯曉夫在1956年2月25日午夜之後在第二十屆黨代會秘密會議上發表的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中批評了斯大林。[16] 在這次演講中，赫魯曉夫批判了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大清洗殺死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口。[17] 演講發表後，從1956年3月5日起，以刪減版的形式在蘇聯各地的蘇共黨員中傳播。[1] 赫魯曉夫與他的盟友阿納斯塔斯·米高揚和一小群著名的古拉格釋放者發起了一場平反浪潮。[18] 恢復了在斯大林領導下的大清洗中被殺害或監禁的數百萬無辜受害者的名譽。[16] 此外，通過黨內外媒體採取試探性的舉措，以放鬆斯大林統治時期對言論自由的限制。[1]
影響
蘇聯共產黨的一些人被赫魯曉夫1956年的演講激怒，反對赫魯曉夫的去斯大林化和自由化措施。赫魯曉夫發表秘密講話一年後，斯大林主義者企圖將赫魯曉夫從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崗位上趕下台。[1]
考慮到赫魯曉夫參與了斯大林的大清洗，而且曾為斯大林的要員之一，赫魯曉夫的反對者認為他是虛偽的，並且在意識形態路線上是錯誤的。他們認為，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政策將使蘇聯處於冷戰的被動地位。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拉扎爾·卡岡諾維奇、格奧爾基·馬林科夫和德米特里·謝皮洛夫，並於1957年5月試圖將他罷免。[1]
在朱可夫和米高揚等人的支持下，赫魯曉夫的地位並沒有被撼動。[19]在1957年6月下旬召開的中央委員會特別會議上，赫魯曉夫將他的反對者稱為反黨集團[16]，並再次確認其為第一書記。[1]然後，他罷免了莫洛托夫、卡加諾維奇和馬林科夫，將他們開除黨籍。
赫魯曉夫改革蘇聯工業基礎設施的嘗試導致他與蘇聯經濟大多數部門的專業人士發生衝突。1957年他出於政治動機削弱中央國家機構，建立區域經濟委員會取代了莫斯科的工業部，在領導層中樹立了許多新的反對者。[19]
赫魯曉夫雖樹立起了權威，但無法斯大林相比，並最終導致了他的失勢。許多進入蘇聯體制內的年輕的新官員，例如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都有着獨立的思維。[20]
1956年，赫魯曉夫提出了最低工資的概念。這個想法遭到了強硬派的批評，他們聲稱最低工資是如此之低，以至於大多數人在現實中仍然被低估了。接着是計劃中的金融改革。更換了帶有斯大林肖像的舊鈔票，舊盧布以10:1的比例兌換新盧布。
1961年，赫魯曉夫完成了與斯大林的鬥爭，斯大林的遺體被從紅場的列寧陵墓中移走，然後埋在克里姆林宮的城牆外。[1][9][13][19][21] 將斯大林的遺體移出列寧陵墓可以說是赫魯曉夫在解凍期間採取的最具挑釁性的舉動之一。激化了親斯大林主義者對赫魯曉夫的反對，[1][13]甚至疏遠了他忠實的下屬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來源請求]
文學和藝術的自由化
1950年代初以後，蘇聯社會享受了一系列規模空前的文化體育賽事和娛樂活動，如第一屆斯巴達克運動會，觀看喜劇片，如《狂歡夜》，舉辦流行音樂節。一些古典音樂家、電影製片人和芭蕾舞明星被允許在蘇聯以外的地方露面，以便更好地向世界展示蘇聯文化。[16]
1956年，蘇美兩國政府達成協議，恢復美國製作的《美國》雜誌在蘇聯的出版發行，並在美國發行對應的《蘇聯》雜誌。[22]
1956年夏天，在赫魯曉夫發表秘密講話幾個月後，莫斯科舉辦了斯巴達克運動會。莫斯科接待了來自所有加盟共和國的大型運動隊和身着各民族服裝的觀眾團體。赫魯曉夫利用這一活動強調了他新的政治和社會目標，並表明自己是一個與斯大林完全不同的新領導人。
1957年7月，第六屆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節在莫斯科舉行。這是在蘇聯舉辦的首屆世界青年學生節，首次向世界敞開大門。該節日吸引了來自130個國家的34,000 人參加。[23]
1958年，第一屆柴可夫斯基國際音樂比賽在莫斯科舉行。獲勝者是美國鋼琴家范·克萊本，他演奏了俄羅斯音樂並轟動一時。赫魯曉夫親自批准將最高獎項授予這位美國音樂家。[1]
赫魯曉夫的解凍使蘇聯社會在一定程度上允許了一些外國電影、書籍、藝術和音樂。隨着蘇聯官方審查政策的改變，一些以前被禁止的作家和作曲家，如安娜·阿赫瑪托娃和米哈伊爾·佐申科等，重回公眾視野。一些國際知名作家的書籍，如海明威的書，出版了數百萬冊，以滿足蘇聯讀者的興趣。
1962年，赫魯曉夫親自批准出版了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小說《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轟動一時，成為歷史上第一本關於古拉格勞改營的未經審查的出版物。
文化解凍的時代在赫魯曉夫參觀前衛藝術展事件之後結束於1962年12月。
國際關係
1953年斯大林逝世和1956年2月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對整個東歐產生了巨大影響。實際上，匈牙利，波蘭，保加利亞和東德的文學解凍發生在蘇共二十大之前，二十大之後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毛時期的中國有過短暫開放。除了主要的斯大林主義和反鐵托主義的阿爾巴尼亞外，羅馬尼亞是唯一一個知識分子避免與該蘇聯發生公開衝突的國家，部分原因是戰後的羅馬尼亞沒有發生過任何抗議行動。[24]
在西方，由於赫魯曉夫對蘇聯的去斯大林化和和平共處理論，也由於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謹慎態度和和平嘗試，緊張局勢得以緩和。例如，兩位領導人都試圖通過參加1955年日內瓦國際和平峰會並制定開放天空政策和尋求武器協議來實現和平。正如赫魯曉夫所說，領導人的態度使他們能夠「打破僵局」。 1960年U-2擊墜事件嚴重破壞了這種合作精神。蘇聯在1960年5月的巴黎和平峰會上介紹被擊落的飛行員弗朗西斯·加里·鮑爾斯，同時艾森豪威爾拒絕道歉，結束了這段和平時期。1961年，赫魯曉夫批准修建柏林牆。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期間，赫魯曉夫國際政治地位進一步惡化。當時，蘇聯和國際媒體正在製造兩種截然相反的現實畫面，而世界正處於核戰爭的邊緣. 儘管赫魯曉夫與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之間的直接溝通有助於結束危機，但赫魯曉夫在西方的政治形象受到了損害。
社會和經濟改革
1959年7月在莫斯科舉行了美國國家展覽會，目的是展示美國的生產力的繁榮。美國人的潛在目標是讓蘇聯減少重工業的生產。以降低蘇聯軍需物資的生產。估計有超過2000萬蘇聯公民在接下來的30年間觀看了23場美國展覽。[25]美國試圖讓蘇聯人認可他們科學、技術、農業、醫學、公共衛生、廣播、電視、電影、出版物、政府、青年、體育、學術研究、文化和旅遊等方面。[26] 冷戰時期的西方文化讓蘇聯人民接觸到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27][25]
消費主義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30年，1935年每個蘇維埃共和國首都都建立了模範百貨公司。[28]百貨公司是蘇聯經濟成功的象徵。在赫魯曉夫的領導下，隨着位於莫斯科的蘇聯百貨公司GUM和中央百貨公司TsUM 開始專注於貿易和社會互動，零售業開始盛行。[29]
赫魯曉夫對消費主義的反應比對文化的反應更正式。 赫魯曉夫在回應美國爵士樂時表示：「我不喜歡爵士樂。聽到爵士樂，就好像肚子裡有氣似的。當我在收音機里聽到更確信了這種感覺。」[30] 對於解凍期間的委託藝術家，赫魯曉夫宣稱：「只要我擔任部長會議主席，我們就會支持真正的藝術。我們不會為傻瓜畫的畫出一分錢。"
廚房的流線型、簡約的風格和美感逐漸應用於整個屋子的設計。[31]赫魯曉夫上台後，以前的風格都貼上了小資產階級的標籤。[32]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主義的華麗風格是一種浪費。[33]解凍期間的房屋布置強調簡單和實用，以批量生產的商品為主。赫魯曉夫提倡增加消費文化，並公開宣布蘇聯的人均消費量將超過美國。然而，消費品多為缺乏裝飾性且質量較差的現代商品，重點仍然放在產量而不是消費。[34]
參考文獻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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