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原借款是1917年至1918年間中華民國第一次段祺瑞內閣改組內閣日本政府簽訂的一系列公開和秘密借款的總稱。 因日方經辦人是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寺內正毅摯友西原龜三日語西原亀三而得名。一戰時,1917年5月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在激烈討論對德國宣戰案(段祺瑞和日本力主中國參戰),5月18日英文《京報》(Peking Gazette)揭露西原借款事件,令段祺瑞內閣倒台。

過程

1916年6月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病逝,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由國務總理段祺瑞掌握實權。同年10月日本大隈重信內閣辭職,原朝鮮總督寺內正毅組閣上台。寺內內閣調整了日本對華政策,停止支持中國南方革命黨人,唯一支持段祺瑞政府,增加對華經濟援助,力圖維持和擴大日本在華利益。而段祺瑞感到自己麾下的皖系軍閥不易控制,故需要借款編練效忠自己的軍隊。[1]

自寺內正毅1916年10月上台之後,立刻派其私人幕僚西原龜三多次前往中國秘密訪問,並以日本興業銀行台灣銀行朝鮮銀行三行的名義,於1917年1月20日與中國交通銀行(隸屬於中國政府交通部)總裁曹汝霖簽訂了第一批借款500萬日元的合約[2]。之後又有第二次交通銀行借款2000萬日元;有線電信借款2000萬日元;吉會鐵路借款1000萬日元;黑龍江省吉林省金礦森林借款3000萬日元;滿蒙四鐵路借款2000萬日元;山東濟順、徐高二鐵路借款2000萬日元;參戰借款2000萬日元。總共八項借款,合計14500萬日元。貸款的抵押物包括中國山東和東北地區的鐵路礦產森林等。

1918年9月24日,商談《濟順、徐高二鐵路借款預備合同》之際,中日關於膠濟鐵路相關事項進行秘密換文,史稱《關於處理山東省各問題換文》,簡稱《山東問題換文》,中國出讓多項權益,允許日本在濟南駐軍,擔任巡警,鐵路由中日合營。日本外務大臣後藤新平來文稱:

敬啟者,帝國政府顧念貴我兩國間所存善鄰之誼,本和衷協調之旨義,將關於山東省諸問題,照左列各項處理。認爲妥當。茲將此事特向貴國政府提議:

一、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部隊外,全部均調集於青島。
二、膠濟鐵路之警備可由中國政府組成巡警隊任之。
三、右列巡警隊經費,由膠濟鐵路提供相當之金額充之。
四、右列巡警隊本部、樞要驛並巡警養成所內,應聘用日本國人。
五、膠濟鐵路從業員中應採用中國人。
六、膠濟鐵路所屬確定以後,歸中日合辦經營。

七、現在施行之民政撤廢之。[3][4]

曹汝霖密電駐日公使章宗祥,章宗祥復文稱:

中國政府對於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議,欣然同意。特此奉覆。

此秘密換文後來在巴黎和會中被公開,成爲解決山東問題的一個障礙。中國代表團稱二十一條是被迫簽署,但此換文中「欣然同意」一語被日方當作中方自願的證據,曹汝霖與章宗祥因此被指應負擔責任[5]

中國接受借款後,日本加強了在山東的存駐,1917年9月29日在青島設置了民政署(1918年中日《山東問題換文》廢除但機構依然存在,直至1922年中日簽訂《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後正式廢除)[6][7]。也在濟南駐軍[8],並且控制了膠濟鐵路以及滲入了中國軍械製造[9]

西原借款所得款項,日後用於財政性支出占65.22%,軍費占總支出占25.40%。[10]曹汝霖表示有這筆錢之後,政府財政壓力得到緩解,「官員無欠薪,軍警無欠餉」。[11]當時的財政部官員周叔廉表示,日方對借款的條件並不苛求[12]

1925年國民政府成立後,以「賄選總統之下的北京政府所借的外債,概不負責償還」而停付本息,日方還因此血本無歸[13],日本政府必須發行債券以救濟日本興業銀行。日本國內指責該項借款實乃賣國之舉,勝田龍夫也認為西原借款是無效的「泡沫借款」。[14]實則以資金換取政治軍事利益,不僅在山東占得大片利益,還控制了膠濟鐵路,滲透了中國。日本內閣總理寺內正毅說:[15]

「借予中國之款於三倍從前之數,但其實際上扶植日本對於中國之權利,何止十倍於二十一條」

日本在中國獲利是靠武力侵略,西原借款本身是被中國賴帳了,不可能獲利頗豐。[來源請求]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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