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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理论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行動者網絡理論（英語：Actor–network theory，ANT）是社會理論的一種理論和方法論方法，它認為社會和自然世界中的所有事物都處在不斷變化的關係網絡中。它假定在這些關係之外再無他物。社會狀況中涉及的所有因素都在同一水平上，因此，除了網絡參與者當前的互動之外，沒有外部社會力量。該理論因此認為，在創造社會環境的過程中，物體、思想、過程以及任何其他相關因素與人類同等重要。
行動者網絡理論認為社會力量本身並不存在，因此不能用來解釋社會現象。相反，應該以嚴格的經驗分析來「描述」而不是「解釋」社會活動。只有在此之後，才可以引入社會力量的概念，並且只能作為一種抽象的理論概念，而不是世界上真正存在的事物。[1]
儘管其最知名的而有爭議的觀點是認為非人類有行動或/和參與進入系統或網絡的能力，但除此之外，行動者網絡理論也涉及了對傳統和批判社會學的激烈批評。它是由科學技術研究（STS）學者米歇爾·卡龍、Madeleine Akrich和布魯諾·拉圖爾、社會學家約翰·勞等人提出的。從技術上講，它更像是「物質-符號」（material-semiotic）方法。這意味着它映射的關係既是物質的（物體之間）也是符號的（概念之間）。它假定許多關係既是物質關係又是符號關係。
從廣義上講，行動者網絡理論是一種社會建構主義的方法，因為它避免對事件或創新的本質主義解釋（例如，在解釋一個成功的理論時，行動者網絡理論會理解使之成功的元素的組合和相互作用來解釋它的成功，而不是說它是正確的而其他是錯誤的）。[2]同樣，行動者網絡理論本身並不是一個有凝聚力的理論，而是一種策略，可幫助人們對術語和其中的未被察覺的假設保持敏感。[3]它與眾不同的物質-符號方法使之與許多其他的科學技術學以及社會網絡理論不同。
行動者網絡最早是在1980年代初期由國立巴黎高等礦業學校社會創新中心（Centre de Sociologie de l'Innovation，CSI）工作人員（米歇爾·卡龍和布魯諾·拉圖爾）以及訪問人員（包括約翰·勞）提出的。[2]約翰·勞和社會學家彼得·洛奇（Peter Lodge）共同撰寫的1984年的著作《社會科學家的科學》（Science for Social Scientist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是早期探索用行動者網絡的互動來分析和解釋知識的增長和結構的一個例子。該方法最初是為了理解科學技術的創新和知識創造過程而創立的，借鑑了科學技術學的現有工作、大型技術系統的研究，以及包括阿爾吉達斯·朱利安·格雷馬斯的符號學、哲學家米榭·塞荷以及年鑑學派的著作在內的一系列法國思想資源。
行動者網絡理論似乎反映了法國後結構主義的許多關注點，尤其是對非基礎的和多重的物質-符號關係的關注。[2]同時，和大多數受後結構主義影響的方法相比，它更深地植入了英語學術傳統中。大量通過定性的經驗案例研究對理論發展的研究投入，反映了它在（主要是英語的）科學技術研究中的地位。它與（主要來自美國的）大型技術系統的相關著作間的聯繫體現在它願意以囊括政治、組織、法律、技術和科學因素的，公平的方式來分析大規模技術的發展。
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許多特點鮮明的工具（包括翻譯、廣義對稱性和「異質網絡」的概念）以及用於反映科技創新的科學計量學工具（「共詞分析」）最初是在1980年代主要在CSI及其周圍發明的。拉圖爾在1987年的著作《行動中的科學》（Science in Action）中對行動者網絡理論的「最新技術」進行了詳盡的描述。[4]
1990年左右開始，行動者網絡理論被廣泛用作科學技術學以外的其他領域中的分析工具。許多作者在組織分析、信息學、健康研究、地理、社會學、人類學、女性主義研究、技術交流和經濟學的各個部分中選用並發展了該方法。
截至2008年[update]，行動者網絡理論是一種廣泛用於分析異質關係的物質-符號學方法。在某種程度上，由於流行，它有時會被以另外的，甚至互相矛盾的形式解釋和使用。當前的行動者網絡理論中缺乏正統，不同的作者可能以根本上不同的方式使用該方法。[5]
行動者（actor）或行為體（actant）是指行動的事物或被其他事物授予行動的事物。它不隱含人類個體行為者或一般人類的動機。只要能充當行動的來源，任何事物都可以是行動者。[6]換句話說，在這種情況下，行動者可以認為是任何做了事的實體。例如，「巴斯德網絡」中的微生物不是惰性的，它們會使未滅菌的材料發酵，而滅菌後的材料則不受影響。如果他們採取了其他行動，也就是說，如果他們不與路易·巴斯德合作——如果他們不採取行動（至少根據巴斯德的意圖）——那麼巴斯德的故事就可能會有所不同。有鑑於此，拉圖爾會將微生物視作行動者。[6]
在行動者網絡理論的框架下，廣義對稱性（generalized symmetry）原理[7]要求在考慮網絡之前，所有實體必須用相同的術語來描述。實體之間的任何差異都是在關係網絡中產生的，在應用任何網絡之前是不存在的。
人類通常是指人和人的行為。
傳統上，非人類實體指生物（包括動植物等）、地質和自然力量，以及人類創造的藝術、語言。[8]在行動者網絡理論中，非人類涵蓋了多種實體，包括事物、物品、動物、自然現象、物質結構、運輸設備、文本和經濟商品。但非人類行動者不包括人類、超自然生物和自然界中的其他符號對象。[9]
顧名思義，行動者網絡是行動者網絡理論中的核心概念。拉圖爾指出，「網絡」一詞存在一些問題，因為它有許多多餘的含義。[1][10]首先，它意味着所描述的內容具有網絡的形狀，但事實未必如此。其次，它暗示「無變形的交通」，但在行動者網絡理論中，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任何行動者網絡都會涉及大量的轉譯。然而，拉圖爾仍然認為網絡一詞是一個合適的，因為「它沒有先驗順序關係；它與社會上層和底層的價值論神話無關；它決不會假設特定位點是宏觀的還是微觀的，並且不會修改研究元素『a』或元素『b』的工具。」「網絡」一詞的用法與德勒茲和Guattari所說的「根莖」非常相似。拉圖爾甚至半開玩笑地說，假如聽起來更順耳，他就不會反對將行動者網絡理論更名為「行為體-根莖本體論」，這也暗示拉圖爾對「理論」一詞並不完全滿意。
行動者網絡理論試圖解釋物質-符號網絡如何共同發揮整體作用；參與創造意義的行動者群體既是物質的，又是符號學的。作為其一部分，它可能會考慮尋求顯性策略，將不同元素一起關聯到網絡中，以使它們形成表面上一致的整體。這些網絡可能是瞬態的，存在於不斷的製造和再製造中。[1]這意味着關係需要反覆「表現」，否則網絡將瓦解。他們還假設關係網絡在本質上不是一致的，可能確實包含衝突。換句話說，社會關係只存在於過程中，且必須被持續地表現。
行為體（英語：actant(s)）表示人類和非人類行動者，並且在網絡中由於彼此之間的關係而呈現出它們的形態。它假定關係網絡之外不存在任何東西，並且如上所述，認為技術、人類、動物或其他非人類的行動者的行動能力沒有差異（且只存在已確定的聯盟）。一個行動者與行動者網絡互動後，它也立即進入關係網中，並成為這個整體的一部分。
上述的巴斯德的故事介紹了各種不同物質構成的模式化網絡，該理念稱作「異質網絡」。[6]模式化網絡的基本思想是，在社會中或在任何社會活動和網絡中，人都不是唯一的因素或貢獻者。因此，這種網絡是由機器、動物、物品和任何其他對象組成的。[11]人們可能很難想象非人類行動者在網絡中的角色。例如，如果兩個人正在通過文本交談。以目前的技術，他們可以在不見面的情況下相互交流。他們寫信或打字時，交流實際上不是由兩人中的任何一人來轉義的，而是由物體構成的網絡來轉義的，比如紙和電腦。[11]
推演其邏輯結論，則幾乎任何行動者都可以視作其他較小行動者的總和。汽車是複雜系統的一個例子，它包含許多電子和機械元件，但對於駕駛員來說，所有這些組件基本上都是看不見的，駕駛員只是將汽車作為單個對象來處理。這種效果被稱為點化（punctualization/punctualisation）[11]，類似於面向對象程序設計中的封裝。
當行動者網絡崩潰時，點化效果也趨於停止。[11]在上面的汽車案例中，發動機故障會使駕駛員意識到汽車是零件的集合，而不是僅僅能夠將他或她從一個地方運輸到另一個地方的車輛。當網絡的元素與整個網絡的行為相反時，也會發生這種情況。拉圖爾在《潘多拉的希望》（Pandora's Hope）一書中，將去點化（depunctualization）的過程比擬作黑盒子的開啟。關閉時，盒子被簡單地視為一個盒子，但當它打開時，其中所有的元素都可看見。
轉譯（translation）是行動者網絡理論的核心概念，它有時也稱為轉譯社會學，創新者在其中嘗試創建一個論壇（forum），即一個中央網絡，所有參與者都認為該網絡值得建設並保護。Michel Callon於1986年進行的關於如何海洋生物學家試圖恢復在聖布里厄灣（St Brieuc Bay）的扇貝來提高扇貝產量的研究中，定義了轉譯的4個節點：[7]
對這一概念來說，網絡客體的作用也很重要，它通過在複雜的人員、組織或條件之間建立等價關係，使轉譯過程更順暢。布魯諾·拉圖爾在他的作品《重組社會》（Reassembling the Social，2005）中談到了客體的這一特殊任務。[1]
准客體是一種實體，其特徵在於它具有連接性，能夠編織網絡、社會集體和關聯（如籃球、語言或麵包）。[12]
在上文的例子中，「社會秩序」和「正常工作的汽車」是通過它們各自的行動者網絡之間成功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而行動者網絡理論將這些產物稱為代號（token）或准客體（quasi-object），它們在網絡內部的行動者之間傳遞。
隨着代號越來越多地通過網絡傳傳遞，它會變得越來越點化且越來越物化。當代號的傳遞減少時，或行動者無法傳遞代號時（例如油泵發生故障時），點化和物化也將減少。
儘管被稱為「理論」，但行動者網絡理論通常不解釋「為什麼」網絡的形式如此。[1]它是一種全面探究網絡（可以是多種不同的事物）內部聯繫的方法。拉圖爾（Latour）指出：[10]「解釋不是從定義中推斷出的；它是更進一步的定義。」換句話說，它不是哪一個事物的理論，而是一種方法，或者如拉圖爾所說，是一本「指引手冊（how-to book）」。
該方法與其他版本的物質-符號學（特別是哲學家吉爾·德勒茲、米歇爾·福柯和女權主義學者唐娜·哈拉維的著作）有關。它也可以被視為忠於民族學方法論的見解及其對常見活動、習慣和程序如何自我維持的詳細描述的一種方式。儘管拉圖爾[13]反對這種比較，但行動者網絡理論和符號互動論方法（例如較新版本的紮根理論，例如情境分析）之間存在相似之處。[14]
儘管行動者網絡理論主要與科學技術研究和科學社會學有關，但它在社會學的其他領域也一直在穩步發展。行動者網絡理論具有徹底的經驗主義特性，因此通常可以為社會學研究提供有用的見解和工具。行動者網絡理論已應用於身份和主觀性、城市交通系統以及激情和成癮的研究。[15]行動者網絡理論在政治社會學和歷史社會學的應用也在穩步發展。[16]
中介者（intermediary）和轉義者（mediator）之間的區別是行動者網絡理論的關鍵。中介者是（對於作為研究對象的事態而言）沒有區別的實體，因此可以忽略。他們或多或少地傳遞了其他一些實體的力量，但沒有進行任何變形，因此缺乏研究價值。轉義者是生產差異的實體，因此應該成為研究對象。它們的輸出不能通過輸入來預測。從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角度來看，社會學傾向於將世界上過多的人和事物視為中介者。
例如，社會學家可能會以絲綢和尼龍為中介者，認為前者「指」、「反映」或「象徵」上層階級，而後者則對應下層階級。從這種觀點來看，現實世界中的絲綢與尼龍的區別是無關緊要的——許多其他物質的區別也能夠且確有傳達類似的階級區別。但是作為轉義者時，這些織物必須由分析者研究其特徵：此時絲綢和尼龍的內部現實世界的複雜性因而被凸顯，並被視為積極地建構了意識形態的區別，而這些區別只是它們曾經反映出來的。
對於忠實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分析者而言，社會的事物（如絲綢和尼龍的品味的階級差異）、群體和權力必須通過與複雜的轉義者進行複雜的互動來不斷地建構或表現。單獨存在的社會活動無法藉由互動進行反映、表達或實體化。[1]
在相對主義理論中，反身性（reflexivity）被視為一個問題。它要求觀察者既要為自己謀求一個其他人沒有的地位，又要像其他人一樣保持沉默，不承認任何特權地位。[17]社會特權和知識的限度皆不存在。如果行動者能夠解釋其他人，那麼他們就會這樣做。如果做不到，他們仍然會嘗試。
混雜性（hybridity）的概念相信人類和非人類都不是純粹的，即某種意義上，「人類」和「非人類」都不是絕對意義的，而是通過二者之間相互作用而創造出來的存在。因此，人類被視為準主體，而非人類被視為準客體。[6]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將行動者網絡理論作為分析工具，引入社會學以外的一系列應用學科，包括護理、公共衛生、商業（Klein和Czarniawska，2005）、城市研究（Farias和Bender，2010），以及社區、城市和區域規劃（Beauregard，2012；[18]Beauregard和Lieto，2015；Rydin，2012；[19]Rydin和Tate，2016，Tate，2013）。[20]
理論方面，國際關係學者採用行動者網絡來打破傳統的世界政治二元論（文明/野蠻、民主/專制等），[21]並更加注重以後人類主義的角度理解國際關係、[22]探究國際政治於物質面的底層結構[23]，以及關注由科技塑造的能動性造成的影響。[24]
經驗方面，國際關係學者利用了行動者網絡理論來研究各種政治現象，例如酷刑和無人機的使用[21]、海盜和海事管理[25]，以及垃圾處理[26]。
行動者網絡理論也可以應用到設計中，其使用的視角不僅限於分析物品的結構。從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角度來看，設計是一系列功能，它們構成了社會、心理和經濟的世界。行動者網絡理論認為，物品旨在塑造人類的行為和個性或影響決策。通過這種方式，物品的設計可以轉義（mediate）人際關係，甚至可以影響我們的道德、倫理和政治。[27]
文學評論家芮塔·菲爾斯基認為，行動者網絡理論為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領域提供了重要的解釋和參與文學文本的新模式。她表示拉圖爾的模型有能力「讓我們擺脫懷疑的束縛」，並為與批判有關的問題提供有意義的解決方案。[28]該理論對她提出後批判至關重要。菲爾斯基指出，將行動者網絡理論應用於文學研究的目的「不再是降低或減少我們所研究的文本的真實性，而是增強它們的真實性，作為充滿活力的共同行動者和重要的伴侶」。[29]
在人類學家對基督教的研究中，已有對應用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多種應用方式，旨在理解人類如何與非人類行動者互動。一些人對宗教人類學領域提出了批評，認為它傾向於認為上帝不是社會行動者。行動者網絡理論被用於問題化上帝作為非人類行動者的角色，並談論上帝如何影響宗教實踐。[30]另一些人則使用行動者網絡理論來談論宗教建築的結構和位置，尤其是在跨文化背景下，可以將建築視為使上帝的同在變得切實可見的主體。[31]
行動者網絡理論堅持非人類有成為行動者或網絡和系統參與者的能力。包括蘭登·溫納在內的一些批評者認為，意向性之類的特性已從根本上將人與動物或「東西」區分開來（見活動理論）。[32]行動者網絡理論學者[誰？]則以下述論點回應：
批評者認為行動者網絡理論是不道德的。Wiebe Bijker對此回應，行動者網絡理論未必是不道德的；研究可能會帶有道德或政治立場，但在確定立場之前必須先表述其網絡。斯圖爾特·夏皮羅（Stuart Shapiro）進一步論述，將行動者網絡理論與生態學歷史進行了對比，他主張研究決策是基於道德的，而非方法論的，但是其道德層面並沒有被重視。[33]
惠特爾（Whittle）和斯派塞（Spicer）指出：「行動者網絡理論還試圖超越以決定論將組織現象追溯到強人、社會結構、霸權話語或技術影響的架構。行動者網絡理論更傾向從行動者之間的連結中找出因果關係的模式。」他們認為，行動者網絡理論的本體論現實主義使其「較缺乏能力來追求對組織進行批判性解釋，即認識到現實展現的本質，考慮知識的局限性，並試圖挑戰支配結構。」[34]這意味着行動者網絡理論不會考慮諸如權力之類的既存結構，而是將這些結構視為網絡中者行動者的行為及其為追求自身利益而進行調整的能力的產物。因此，行動者網絡理論可以看作是將輝格史重新引入科學技術研究的嘗試；就像英雄發明家的神話一樣，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嘗試可以看作是在解釋成功的創新者時僅僅說是成功的那樣。同樣，對於組織研究，惠特爾和斯派塞稱行動者網絡理論「不適合用於開發市場管理主義的政治替代方案」。
早期的主要批評來自科學社會研究界的其他成員，特別是Collins和Yearley之間的「認識論的雞」辯論，以及拉圖爾（Latour）、卡倫（Callon）以及伍爾加爾（Woolgar）的回應。Collins和Yearley批評行動者網絡理論陷入了無限的相對主義倒退。[35]一些評論家[36]認為，基於行動者網絡理論視角的研究仍然完全是描述性的，無法為社會過程提供解釋。行動者網絡理論像可比較的社會科學方法一樣，需要研究人員做出判斷，以確定哪些行動者在網絡中重要，哪些不重要。也有批評家認為，在沒有「網絡外」標準的情況下，確定特定行動者的重要性（例如在給定哥德爾不完備定理的情況下對一個看似自洽但似是而非的系統的邏輯證明）是不可能的。類似地，也有人認為行動者網絡有可能退化為無盡的關聯鏈（六度分隔理論——我們彼此相連）。其他研究角度，例如社會建構主義、科技的社會形塑、社會網絡理論、規範化過程理論和創新擴散理論，被視為行動者網絡理論方法的重要替代方法。
布魯諾·拉圖爾本人在一個名為「關於廢止行動者網絡」（On Recalling ANT）的研討會上說，「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有四處錯誤：「行動者」、「網絡」、「理論」和連字符。[37]但是，在後來的書中，拉圖爾接受了該術語的使用，「包括連字符」。[1]:9他還指出，自己得到了善意的提醒，即「actor-network theory」的首字母縮寫「ant」（螞蟻）「非常切合盲目、鼠目寸光、工作狂、嗅探行跡和集體主義的旅行者」——這正是行動者網絡的認識論定性標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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