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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理念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蔣介石主義(Chiangism),又稱蔣介石的學說、蔣介石政治哲學、蔣介石思想或蔣主義,是蔣中正(字介石)在中國國民黨統治中國期間在大陸和台灣的一種右翼獨裁民族主義政治意識形態,主要基於儒學[1]和三民主義意識形態,並被應用於新生活運動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蔣主義是許多政治意識形態的混合體,包括革命民族主義、三民主義、社會主義(直到1955年)、軍國主義、儒家、基督新教循道宗、憲政主義、法西斯主義[2]、威權資本主義(從1955年開始)和保守主義等。
學者們對法西斯主義對蔣介石意識形態影響的程度有不同的看法。在中國抗日戰爭[3]、內亂和國共內戰[4]期間,蔣政府實施發展性獨裁使用了非常時期的特殊法律落實黨國資本主義的威權統治。[來源請求]
中國國民黨的社會主義思想是對這一哲學產生重大影響的意識形態之一。在國民黨聯俄容共時期,蔣介石被譽為世界上最偉大的社會主義領導人之一,其肖像曾與卡爾·馬克思、弗拉基米爾·列寧、約瑟夫·斯大林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領導人的肖像並列 。蔣介石在孫中山逝世後旋即與中國共產黨發生路線衝突並以武力清黨,在中國兩次的國共內戰中成為中共的敵人,蔣試圖對抗進而消滅由其對手毛澤東以及毛自馬列主義中衍生的思想「毛主義」所發起的全國性叛亂。
最初孫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義思想深受亨利·喬治、亞伯拉罕·林肯、羅素和密爾等西方啟蒙理論家的影響。[5]反之,蔣介石更推崇傳統儒家思想,尤其是陽明學。蔣反對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文化方面的西方進步意識形態。因此,蔣在思想意識上總體比孫中山在文化和社會等各方面皆更趨保守。
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政府譴責封建主義是反革命,並自稱為革命者。他指責其他民國軍閥是封建主義者。儘管蔣主義是保守的意識形態,其也支持並落實現代化政策,如婦女權利、科學進步和普及教育。
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支持婦女的選舉權和教育,廢除傳統一夫多妻制和纏足。蔣介石領導的民國政府也制定了國會女性配額,為女性保留議席。在南京十年期間,普通中國公民接受了他們從未有過的機會獲得了基礎教育,這些教育政策的推行提高了中國的識字率。國民教育還提倡民主、共和、科學、憲政和以訓政為基礎的中國民族主義融匯的三民主義思想。[6][7][8][9][10]
孫中山總理的中國國民黨是中國民族主義的革命政黨,曾獲得蘇聯的支持,為在蘇聯顧問的協助下根據列寧主義改組而成的列寧式政黨。[11]
蔣介石成為國民黨領袖後警告蘇聯和其他國家不得再干涉中國事務。他對於以蘇聯、英國等列強為首的國家對待中國的態度感到不滿。[12]蔣的新生活運動致力於提升國民素質,為結束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影響力而努力。中國國民黨中央俱樂部的領袖陳立夫曾說:「共產主義起源於侵占我國的蘇維埃帝國主義」。還有人隱喻指出,「北極熊以凶暴殘忍著稱」。[13]
蔣還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因他反對小羅斯福提出由中國奪取印度支那的想法,並辯稱中國無意用自己的帝國主義取代西方的帝國主義。他還將包括美國、蘇聯和日本帝國在內的外國列強視為想要剝削中國的帝國主義列強。[14][15][16]
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蔣介石的經濟政策轉向經濟自由主義。他利用蔣碩傑等自由派經濟學家推動臺灣經濟自由化改革,終至促成1960年代以來的台灣奇蹟。[17]
不過,陶涵指出,臺灣的蔣主義發展模式仍有社會主義的成分,台灣的吉尼係數在1970年代約為0.28,低於相對平等的西德,臺灣是親西方集團中最平等的國家之一。與日本統治時期相比,收入較低的40%群體的收入份額翻了一倍,達到總收入的22%,而收入較高的20%群體則從61%縮減至39%。[18]蔣的經濟模式可以被看作是官僚資本主義的一種形式,[19][20]國家在指導市場經濟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這種經濟模式下,臺灣的中小企業蓬勃發展,與大多數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不同,它沒有大企業壟斷的情況出現。
新生活運動是由蔣介石在儒家思想下發起的。這是193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主導的公民運動,旨在推動文化改革和新儒家社會道德,並在對現狀的意識形態挑戰出現後,最終將中國統一在中央集權的意識形態下。該運動本身以儒家思想為藍本,混合了與法西斯主義有一些相似之處的基督教、民族主義和威權主義,[22] 因此,它反對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國民黨作為反共運動的一部分,於1934年2月19日正式發起這項運動,並很快擴大至影響整個中國。
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這場運動是對納粹主義的模仿,並認為這場運動是一種新民族主義運動,用來提升蔣介石對日常生活的控制。魏斐德認為新生活運動是「儒家法西斯主義」,[23] 然而,蔣介石一再譴責敵對國家如大日本帝國等為法西斯主義和極端軍國主義。[24][25]由於德國未能在中日之間尋求緩和,中德關係也迅速惡化,導致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中國後來向軸心國包括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在內的所有法西斯國家宣戰,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加入同盟國陣營。
歷史學家陶涵,認為蔣介石鐘情德國的成就,不等於認同或支持納粹主義。[26]:117蔣強調中國的民族精神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禮、義、廉、恥」,這些並不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法西斯,甚至中國共產黨所想要的精神美德。[26]:119蔣不是一個極權主義的獨裁者,他必須忍受報界和政治對手不斷的批評。[26]:119藍衣社也被報界公開譴責,不當行為也被揭發。[26]:119蔣最初對藍衣社的熱衷,其實反映出他對國民黨的貪瀆、派系鬥爭的失望。[26]:119起初,他希望在藍衣社找到忠實、理想的追隨者。[26]:119蔣直到1932年1月才知道藍衣社的存在,接連好幾個月他拔擢其青年成員為助手。[26]:119但是到了7月,他已經在抱怨藍衣社的「不成熟」,到了1934年,他「對這個組織徹底失望」[26]:119
林語堂也曾替國民政府做過辯護,他認為政府對在重慶的外國記者所實施的新聞檢查,並不比美國政府對外國記者所實施的新聞檢查來得嚴重。因為現在是在戰爭當中,因恐這種批評美國的報導被敵國攔截而當作宣傳之用,有些事情是沒辦法的。林語堂還指出,國民政府是家長式的,而非法西斯主義的。國民政府急切於引導人民的思想與行動,但並沒有到對思想嚴格管制的程度,也不曾進行武力及恐怖統治。家長式政權統治底下人民的反應,是惱怒或者會心一笑;而極權統治下人民的反應,是耳語、暗自恐懼、驚嚇屈從,以及全民對政府歌功頌德。家長制政體還有救,極權政體則無藥可醫。想見真正的極權主義,則必須去延安。林語堂說,抗戰中若無強而有力的國民政府,而是如法國般較民主的鬆散政府,中國的作戰能力可能早已因國內分裂而瓦解。[27][28]
蔣介石本人,曾在1932年7月對記者說:「今日中國革命之所以失敗者,即背叛總理之反革命分子,毀壞中國國民黨固有之組織與方式所致也。吾人既不不能恢復其固有惟一革命之組織,而又仿效意大利之所謂法西斯蒂的組織,來強行之於中國,是何異於共產黨欲以中國為共產化。」[29]蔣認為三民主義才是最佳的意識形態,要求其部屬「在思想上,言左,不能學共產黨;言右,不能學法西斯蒂。」[30]據鄧元忠回憶,「很多力行社成員,包括蔣中正在內,對法西斯制度曾有過濃厚興趣。……但這種興趣自三十四年(1935年)起已開始減退。蔣中正在那些年對有關法西斯資料常批『不值一看』字樣。」[31]
與親資本主義的觀點相反,蔣介石對中國的資本家展現敵對態度,經常抨擊並沒收他們的資產供政府使用。
蔣介石同時鎮壓親共的工農組織和富有的上海資本家。蔣介石延續了孫中山的反資本主義思想。中華民國的媒體公開抨擊資本家和資本主義,支持政府控制的經濟而不是私有經濟。
周恩來在《論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新專制主義》(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六日)中寫道[32]:
從蔣介石這一切思想體系中,我們只能看出中國法西斯主義,決看不出孫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義。孫中山的思想中的唯心觀點、消極因素,被蔣介石拿來發展成為他今天的思想體系;但孫中山的思想中還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更多的革命觀點,尤其在他晚年接近了共產黨,採取了俄國革命的某些辦法後,他的三民主義便成為革命的三民主義了。而蔣介石主義,卻是另一套東西,只能成其為中國的法西斯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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