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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軍起義是在1900年八國聯軍時期,由唐才常所發起之起事,又稱唐才常起義,目標是推翻慈禧,建立光緒君主立憲政府,普選國會議員;結果事敗。此事件激發了維新黨人同情革命,是革命歷史轉捩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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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華北發生義和拳之亂,八國聯軍6月進攻北京,東南互保形成。譚嗣同的生前摯友、湖廣總督張之洞的門生唐才常在1900年初於東亞同文會的支持下秘密組織了「正氣會」,對外則託名「東文譯社」,1900年3月改名自立會,因他的激進派立場遂能同時號召維新派、清軍士兵、革命黨、以及興漢會裡的各會黨人員。
這支力量中,軍人方面由秦力山、吳祿貞等人領導,會黨方面則由身為哥老會龍頭的畢永年來聯繫,康有為與梁啟超負責向海外華僑募集餉糈,用以接濟義師。1900年7月26日,在上海愚園召開了中國議會,投票選出容閎為議長,嚴復為副議長,唐才常、汪康年、鄭觀應等十人為幹事,決定以自立會為基礎成立自立軍,訂在漢口、漢陽、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時起事,北上營救光緒皇帝,建立滿人天子、漢族執政的君主立憲國家。
唐才常事前獲得孫文興中會的支援,收攬了孫文的部份人手如畢永年、林圭、秦力山、吳祿貞、與「哥老會」等,最後卻沒有得到康有為原先許諾的金錢資助。由於張之洞向清廷輸誠,英國又放棄了支持起義從而促成張之洞獨立的陰謀,致使事敗,唐才常等12位起義領袖在漢口被捕,在武昌紫陽湖畔被斬首。自立軍起義還未全面展開,便被張之洞徹底消滅,更使得興中會來不及在廣東發難響應。隨後孫文等人於惠州起義,亦失敗。
1894年,清日甲午戰爭爆發,開打不久即決勝負。中國與日本同在幾十年當中努力於西化,且同樣是想「師夷長技以制夷」,但小小的日本卻能輕易地大敗華夏帝國,中國知識份子皆認定日本之能夠戰勝大清,是因能在政治上先全盤西化,而清廷始終被跟不上時代的封建官僚制度掣肘。康有為在北京組織舉人,因公車上書事件一炮而紅後,與梁啟超在京都組織強學會。[2] 1897年,德國強佔中國膠州灣,接下來一個月,俄軍進駐了旅順,英國佔領了山東威海,再要求進一步地拓展九龍新界,法國也趁機佔領了廣州灣,日本更是大打廈門一帶主意,清廷面臨了被西方各國瓜分的危機。當時光緒皇帝欣賞康有為的維新主張,讓他在1898年4月於北京成立了保國會。
甲午戰爭後容閎認識了同樣口操廣東方言的康有為與梁啟超,因他曾長期居住於美國,對西方民主政治與國際情勢見識極深,維新黨人因此對容閎十分倚重。「保國會」成立當日,容閎親自到場,當時他已經快滿七十歲了,比康有為還年長三十歲,比梁啟超則整整大了四十五歲,而他也老驥伏櫪,竭盡心力,連下榻之處都成了黨人聚集商議之地,儼然是維新派幕後的總參謀長。[3]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定國是詔》,戊戌維新於焉開鑼。[4]
維新運動與早前的自強運動之不同,在於它著重於教育改革與政治改革,最終目標是要推行「君主立憲制度」。光緒帝一開始就重用譚嗣同、楊銳、林旭與劉光第這「四小臣」,執行「重用小臣、架空大臣」、「小變不如大變」、「緩變不如急變」等激進維新主張,範圍於教育與政治之外,更涵蓋了經濟建設、西洋軍事訓練等,一時風起雲湧,似乎前途一片大好。但年輕的光緒帝過於天真,康、梁、容、譚、楊、林、劉等理想家又不切實際,雖然維新改革的方向正確,但火急硬推,妄想在百日之內就要讓全中國改頭換面,沒考慮「廢八股改策論」、「改廟宇辦學堂」等政策,會剎那間截斷數百萬焚膏繼晷學子的出路、更扼殺了數千萬佛教僧侶與全真道士的生路。有日康有為受光緒召見,走到朝房時與榮祿不期而遇,於是談起變法,榮祿問「固知法當變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變乎?」康有為竟回答:「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登時令榮祿變臉。變法大戲緊鑼密鼓之際,慈禧稍早卻已退居頤和園。表面上她任由光緒去變法,但暗地裡內心並不是如此安祥篤定。一群頑固大臣早已向她哭訴維新對他們造成極大損害與不便,更有人危言聳聽,說在甲午戰爭中大敗大清的伊藤博文,馬上就會出任新政府裡的重要客卿。
到了9月15日,光緒多次探刺慈禧,察覺慈禧對他的作為大不滿意後,馬上召見楊銳並給了一道密諭,說「朕位已不能保」,要各維新小臣「共謀良策」。於是康有為找來維新黨人,跪讀詔書一起痛哭後,決定由譚嗣同來誘脅袁世凱,讓他起兵先殺了榮祿,再包圍頤和園,然後由畢永年率領武士入內捕殺慈禧太后,立大功以救光緒。[5] 袁世凱幾乎被譚嗣同說服,差點就要與維新派一同捕殺慈禧,但到了最後關頭卻將圍攻頤和園的計謀一股腦兒向榮祿與慈禧吐露。在9月19日傍晚,慈禧突然一聲不響地從頤和園搬回大內,並囚光緒於瀛台,自己重掌大權。是為戊戌政變,維新運動開鑼一百日便被強制下檔。[6]
當時官府在京城裡到處捕抓維新黨人,容閎、康有為、梁啟超、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等人皆不知所措。他們一同商討如何請美國公使、英國公使、及日本公使等來營救黨人,保護皇帝。[7] 康有為離京後,搭乘英國商船到上海,後改乘英國軍艦到香港,再由孫文的日本友人宮崎滔天等陪伴東渡日本[8];而當時正在北京訪問的伊藤博文也幫助梁啟超脫逃,讓他乘火車到天津,再搭日本軍艦到日本。容閎則先藏匿於上海租界數月,再於1899年輾轉逃往香港。
一開始維新黨人在清朝體制內尋求政治革新的方法,戊戌政變後他們卻成了被官府緝捕的罪犯,只能拿起槍桿子來暴力革新了。其實在「戊戌政變」之前,維新派與革命派就多有聯繫。[9] 戊戌政變使得這批人又同成天涯淪落人,有鑑於此,宮崎滔天、犬養毅(日本當時之極右派政客)、以及其他熱心中國問題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興中會」(孫文)與「維新派」(康有為),希望兩黨能攜手一同造反。[10] [11]
過了一年多,興中會與維新派合作的機會來了。1900年夏,義和團十萬之眾進入北京,大肆屠殺洋人與信洋教的中國信徒,引發庚子事變,最後導致八國聯軍進據北京,逼得慈禧與光緒逃離京都,避難於西安。[12] 雖然東南各省依東南互保來避免被戰事波及,但全中國在一段日子裡還是處於無中央政府的危險狀態,兩派人士都覺得這是天賜良機,此時發難最有成功機率。早在義和團拳匪還侷限於山東與直隸時,容閎便已積極往返新加坡,會見康有為,為新加坡富商邱菽園以及前台灣民主國的義勇軍統領丘逢甲等拉線,商討「維新派」在長江流域和廣東地區武裝起事的細節。容閎更與「興中會」裡偏向楊衢雲的一派人有直接聯繫。比容閎小三十七歲的族弟容星橋是1874年第三批留美幼童,曾考入耶魯大學,在1891年與孫文義父關元昌之女關月英結婚,在婚禮中結識孫文,從此成為摯友。孫、容與關景良(關月英的哥哥)三人曾以兄弟相稱,容星橋更在1895年加入香港「興中會」,以孫文在漢口代表的身份在當地聯絡革命友人。[13]
孫文與梁啟超對中國之改革很早就有共識,認為要成功必定要雙方同志攜手並進。梁啟超還寫信勸他的老師康有為早早退休,以便由梁來主導兩派的合作。當時人在加拿大的康有為收信後大發雷霆,派人至日本強押梁啟超離開是非之地的東京,讓他到夏威夷開拓 保皇會(中國維新會)。雖說如此,梁啟超在夏威夷還是致力聯合,他甚至說要「舉皇上為民主總統」,始能結合兩派原本水火不相容的目標,藉以聯合革命與維新力量。時機緊迫之際,各黨皆派遣菁英遍至中國各地招兵買馬,但各自計畫的武裝起義仍都暗地裡互通信息,皆以聯手一舉而消滅奄奄一息的清廷為共同目標。另一方面,朝廷的漢人大臣則如坐針氈,但同時又蠢蠢欲動:雖說清廷面臨了空前的危機,如果他們個人能在朝廷、八國聯軍、與各種維新革命組織這些選擇中下對注,那麼前途會更光明也未可知。1900年的前半年間,全國從個人至大小團體,上至清廷大員、下至會黨會眾,都在私下與其他團體連絡互動,卻又同時互探底細。[14]
袁世凱就是個典型的例子。他從1882年平定朝鮮「壬午兵變」開始便步步高昇,到了1900年初補授山東巡撫後,袁世凱已成清廷漢臣的後起之秀,儼然與東南三督的劉坤一、張之洞及李鴻章比肩齊名。袁世凱在「戊戌政變」時將圍攻頤和園的計謀向榮祿與慈禧吐露,贏得了內廷的信任。1900年義和團拳匪全盛時期,袁世凱雖身處濟南府,但有軍機處的榮祿日遣驛馬「八百里加急」從斷了電訊的北京來回傳遞信息,可說是坐知千里,而他因先前出賣過維新派,已不能再走背叛清廷的這條回頭路,於是袁世凱在列強中全力周旋,將濟南府在一夕之間轉變成列強與困於北京各公使的通訊樞紐,因此他獲得了西方各國的信任與讚美,這也與辛亥後各國普遍支持袁世凱當總統的情況大有關係。[15]
但其他漢人大臣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等已無顧忌。在慈禧還未向十一國宣戰時,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都只袖手旁觀,坐看情勢發展。當時維新黨人除了領頭的康有為與梁啟超外,絕大部份都是從湖南與上海來的知識份子,因湖南維新黨人與張之洞有極深的淵源,便分別遊說兩湖總督張之洞與兩江總督劉坤一,想贏得他們支持維新派的武裝起事。[16] 興中會方面則是由孫文的老師何啓擬定了一份兩廣獨立計畫,再由港督卜力負責接洽兩廣總督李鴻章,欲舉李鴻章為獨立後的大總統。
這個偉大的聯合武裝起義在當時雖無正式名稱,但不管維新黨或是革命黨,都通稱此計畫為長江中下游與廣東的中國東南大起義,範圍包括湖北、湖南、安徽與廣東,武裝力量則由幾萬人的會黨群眾與清軍士兵組成。「會黨」的力量來自遍佈於長江流域的哥老會與兩廣的三合會,此兩會皆是洪門(天地會)的支派,在畢永年與宮崎滔天的努力下,兩會於1899年冬與興中會結合,成立了興漢會,並一致推選孫文為總會長,以便伺機在湖北、湖南與廣東同時大舉。[17] 軍人同志中有一部份從張之洞訓練的新軍而來,湖北新軍身處於兩湖維新之地,因此士兵中多有傳播維新信念者,加上張之洞遣派優良學子赴日留學,他們在日本與革命黨人接觸過後,皆興奮地將革命信念帶回兩湖新軍。除此之外,長江水師與綠營中人受「哥老會」薰陶後,也都積極投入起義計畫。
這個群聚裡人際關係複雜,但大多數都在維新與革命陣營中左右逢源,如唐才常、容閎、畢永年、林圭等。[18] 許多主要成員甚至身兼維新黨與革命黨的雙重領袖身分,比如起義時任前軍統領的秦力山與吳祿貞就是。[19] [20] 1899年終唐才常和林圭離開日本,返國準備起義事宜時,孫文、梁啟超、與宮崎滔天就都同來送行祝福[21],孫文還特別關照林圭返湘漢之後,務須與在漢口的容星橋接洽。稍後在1900年4月,容閎代表維新派,同香港的興中會會員陳少白、楊衢雲、謝纘泰等聯繫,繼續商討兩黨聯合起義的細節。
另一個凝聚維新黨與革命黨的外來力量,則出自於日本的「東亞同文會」。此會由「玄洋社」的子會「東亞會」(包括著名日本浪人頭山滿、平岡浩太郎等)、「樂善堂」的子會「日清貿易研究所」與「同文會」(日本駐華間諜荒尾精、宗方小太郎等)、及日本政要(如犬養毅等),在1898年10月戊戌政變後結合而成,成為中國改革陣營贏取外部支持的一股關鍵力量。因此不論是維新黨或革命黨皆積極尋求「東亞同文會」在人力、財力、與戰略上的支持;而「東亞同文會」也樂得相助,希望藉機擴大他們對中國未來的影響力量。[22] [23]
就在大起義蓄勢待發的時刻,半路忽然殺出了個程咬金劉學詢。劉比孫文大六歲,是孫的同鄉,進士出身,卻靠操縱賭博致富。他1893年就與在廣州行醫的孫文結識,在1895年興中會廣州起義中曾擔任「農學會」發起人之一。後來劉學詢成為李鴻章的幕僚,靠著他與孫文的舊關係,成了1899年後半至1900年初孫文與李鴻章間的溝通橋樑,以「兩廣獨立」為前提來拉攏兩方人物。但直到1900年6月中旬,慈禧處理義和團的對策到底是剿是撫,還未能作出明確的決定,逼得李鴻章只能首鼠兩端,其「兩廣獨立」策略暫時也只得以模稜兩可的態度來處理。
情況一直要到6月15日才算明朗化。那天軍機處忽然傳下旨意,要原先因榮祿之排擠下放兩廣的李鴻章迅速回京擘畫剿匪,而身膺大任的李鴻章因此投鼠忌器,只得暫緩「兩廣獨立」。哪知道這個劉學詢原來自1898年戊戌政變後就身懷密任,是慈禧批准與遣派的暗殺隊主持人,專門追殺康有為及維新黨人。此時的劉學詢仍想借刀殺人,就繼續設法以「兩廣獨立」套孫文上鉤,但這次卻要求興中會要拿康有為的項上人頭作「投名狀」,為此劉學詢還特地拿出三萬元給孫文的代表宮崎滔天,作為暗殺康的頭款。而孫文這方面也樂得將計就計,將到手的錢用於起義事宜,兩人並計畫分別搭船至新加坡,欲將此事件告知康有為。
沒想到劉學詢老謀深算,同時亦在康有為陣營反押一注。他早已算定即使不能讓孫文等執行暗殺任務,也要讓維新與革命的合作受到嚴重破壞,因此搶在宮崎滔天還未抵達星洲前就匿名向新加坡放出消息,說「有日本刺客受僱要來謀害康有為」。宮崎滔天抵星洲欲見康有為,立時成了康有為門人的兩難,他們發現原來刺客便是兩年前解救康有為脫離戊戌政變的恩人。康有為與門人在反覆推拒後終於還是向新加坡政府報了警,於是宮崎滔天一行人7月6日便被捕下獄,迨孫文抵達已無補於整個局面之挽回。而原本便看不起孫文的康有為,為此更與孫文反目成仇,使居中調解的梁啟超有心無力,他的恩師康有為從此不再與革命黨人來往。[24]
「刺客事件」發生時,慈禧又轉而支持義和團,在1900年6月21日下詔向英、美、法、德、義、日、俄、西、比、荷、奧十一國同時宣戰,但東南各總督公然抗命。他們對列強解釋,說宣戰是朝廷在義和團脅持下所發的「亂命」,仍堅持與外國各使節及商人保持友好,以免東南各省遭受戰火牽累,這便是近代中國史上所稱的東南互保運動。
同時在清廷管理不到的上海租界,一群人則正殫精竭慮地為了近在眼前的聯合起義而準備,其主要籌劃人是湖南的唐才常。[25] 唐與戊戌政變時被殺的譚嗣同是同鄉好友,因此恨死了慈禧,立誓要救出賢能的光緒帝以續成其未完成的君主立憲計畫。與唐同鄉的畢永年也曾在1897年加入譚嗣同與唐才常在長沙創辦的南學會,三人是維新運動裡公開鼓吹西方民權自由的激進派,立場介於傳統維新黨人與孫文的革命派之間。唐才常早在1900年初,於東亞同文會的支持下秘密組織了「正氣會」,對外則託名「東文譯社」[26] [27],又在1900年3月改名為自立會,因他的激進派立場遂能同時號召清軍士兵及「興漢會」裡的各會黨人員,使兩湖的準備工作到了七月中旬逐步就緒。[28] 這支力量中軍人方面由秦力山、吳祿貞等人領導,會黨方面則由身為哥老會龍頭的畢永年來聯繫。容閎從香港偷渡至上海,代表維新黨人,而容星橋也從漢口趕至上海,成為革命黨人的代表之一。[29]
1900年7月26日,這批人在上海愚園招開了一場熱烈的會議[30],有稱為中國議會者,也有人稱為中國國會。會中投票選出容閎為議長,嚴復為副議長,唐才常、汪康年、鄭觀應等十人為幹事。容閎以英文草成對外國宣言,曰:「決定不承認滿洲政府有統治清國之權」。議會決定以自立會為基礎成立自立軍,訂8月9日在漢口、漢陽、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時起事,北上殺了慈禧太后,營救光緒皇帝,再建立漢人執政的君主立憲國家。惟會中維新人士佔多數,與偏向革命之士針鋒相對,還在最後關頭為了起義的最終目標不同而起爭論。議會招開前不久,畢永年才為了他的摯友唐才常最終不肯放棄「保皇」立場而黯然離去。一年前,梁啟超在日本將維新黨人章太炎(章炳麟)介紹給孫文,經過了一段革命薰陶,章太炎也學會開口閉口排滿。他大鬧會場,主張驅除會議中的滿人代表與蒙古人代表,並且發誓不與滿人光緒同存。鬧完後又戲劇性地找來一把剪刀,當場剪斷了自己的辮子,以示他不再當滿奴的決心,將尚有可為的合作氛圍一掃而光。[31]
中國議會採取了折中路線,雖然力主「保皇」,但也堅持「立憲」與「普選國會議員」;所謂保皇者,取悅維新黨人也,而普選者,則安撫革命黨人也。蓋任由全中國的老百姓自由選出議員,當不會有半個滿人中選,自能保證全中國的政治由漢人一手包辦。有心居中撮和的梁啟超頻頻以此勸誘革命黨人加入聯合起義,說這是「名為保皇,實則革命」;但他在維新派內卻又力持「名為革命,實則保皇」之說,讓許多革命組織到最後覺得受騙了,紛紛脫離此大聯盟,如孫文的「興中會」與遍佈廣東的「三合會」便因此沒有被正式列入自立軍起義計畫裡。雖然如此,「自立軍」裡確實仍存有極大的革命力量。當時國內知識份子與海外華僑仍普遍支持維新黨人,康有為流亡北美洲與東南亞、到處興辦「保皇會」分會,受到華僑的熱烈支持,僅北美之行就獲得六十萬美元鉅額捐款。與之比較,革命黨的孫文在美國東奔西走,總共也不過就募了個幾百塊美元。起義固然靠人,確也離不了錢,沒有錢就不能置辦軍火,也不能養活起義所需的人手。就以不久前才加入「興漢會」並立誓效忠孫文與革命黨的「哥老會」會友來講,他們在這時也只能對現實低頭,終被維新派收買勸服而編入了「自立軍」。[32]
當時新加坡富商邱菽園早先已與容閎商討聯合起義,他認捐的二十五萬元也早已匯至,做為起義的基本用費。自立軍眾人摩拳擦掌,就等著坐鎮新加坡的康有為將華僑為「保皇會」所捐的款項匯至即可舉事。康有為稱手中已握有北美華僑所捐的六十萬元,但他扣留了四十萬元,只答應將剩餘的二十萬匯給唐才常。起義日期8月9日前夕他還因自立會中滿佈革命黨人疑懼不已,認為自立軍可能劫持他的保皇運動去搞「實革命」,為此他一再拖延匯款,許諾的二十萬元最後連一分錢也不匯至,導致自立軍糧餉不繼而造成一片恐慌,會眾紛紛離去,逼得總司令唐才常不得不下令延期起義、改訂為8月22日。[33] 原訂的8月9日到了,湖北新堤右軍、湖北漢口中軍、湖南常德左軍、安徽安慶後軍、與武漢總會皆按兵不動,卻不料統領安徽大通前軍的秦力山與吳祿貞因未獲得延期的消息,仍然如期發難,他們一鼓作氣佔領了大通縣城,但終因孤掌難鳴,在與清軍激戰七日之後退走九華山。[34]
同時在華北,八國聯軍兩萬人已在8月2日從天津出發,沿著北運河兩岸北上,直攻北京。8月9日秦力山與吳祿貞在大通發難時,八國聯軍已攻破了清軍在北倉鎮所設的防線,直隸總督裕祿戰敗自殺。8月9日當天,李秉衡的軍隊在南下迎敵的路上與聯軍相遇,敗退至通州時部隊已經所剩無幾,李秉衡最後吞金自殺。自立軍大通前軍還在大通苦戰清軍時,八國聯軍8月14日已攻入了北京。到了8月16日晚上,聯軍佔領了北京全城,慈禧、光緒和一眾滿清權貴倉皇出京,避至城外的懷來縣。
這時全中國都屏氣凝神,睜大眼睛注視著八國聯軍如何走下一步棋:假如聯軍趕盡殺絕,欲致慈禧於死地,那「東南互保」的各總督就要執行協議好的獨立自保計畫。關鍵人物湖廣總督張之洞早已洞悉「自立軍」的整個佈署,連起義從8月9日延至8月22日的情報都已掌握,容閎所草擬的、定於8月24日發給列強的《通告友邦書》,他自然也應該知悉,之所以還任憑自立軍在眼皮下自由活動,為的只是觀望局勢變化,因為隨時都還有可能要招攬自立軍來助成他自己的獨立計畫。何況張之洞與此次起義的領導人也都擁有特殊關係,例如唐才常早年曾就讀於他在武昌創建的新式學堂「兩湖書院」,吳祿貞是他公費保送到日本學習軍事的,章太炎更曾應其邀赴武漢辦報,而容閎曾經也是他的重要幕僚。
慈禧逃至懷來縣後,其在8月20日以光緒的名義發佈《罪己詔》,表示光緒帝自責支持「義和團」的不智之舉以謝天下,八國聯軍得此消息後同意就此打住,不再擴大侵犯北京以外的土地,全中國至此才終於喘了一口大氣,相信洋人不致於要瓜分中國。發佈《罪己詔》隔天,也就是自立軍起義日前一天的21日,張之洞包圍了英國租界裡的自立軍總部與各機關,當場逮捕了唐才常、林圭(字錫珪)等二十多人[35] ;鑒於他與起義的主事者間的關係,必須立即斬草除根以杜後患,他在次日清晨馬上下令將唐才常等悉數殺害。退往九華山的秦力山、吳祿貞得此惡耗後決定解散部隊,不久湖北新堤右軍的起事也跟著潰敗。接下來兩湖、安徽、江蘇等各省官府開始全力緝捕「哥老會」會眾,殺了上千人。「自立軍」起義至此宣佈失敗,秦力山與吳祿貞逃回日本。[36]
1900年的庚子「中國議會」與「自立軍」事件,是中國人在政治制度上從「君主專政」走向「民主共和」政體的一個心理轉捩點。在自立軍以前,國內的知識份子與海外的華僑皆普遍支持維新黨人,革命行動大抵無人敢問津。如孫文1895年發起「廣州起義」時還必須假借「農學會」的名義,才能讓仕紳從錢包裡掏捐革命經費,失敗後又被老百姓罵成是一群賊黨,可見一斑。1900年因「義和團」與「八國聯軍」的特殊關係,才促進了維新黨與革命黨嘗試攜手合作的意願,雖然聯手起義最終仍告失敗,但兩批人馬卻已經建立起龐大有效的通聯網絡。「自立軍」的失敗更讓維新人對清廷的官僚失望透頂,這個卡在被囚的光緒帝與他們之間的龐大官僚制度,逼使維新黨人終於承認無法以漸進方法來革新中國的殘酷現實。除了少數如康有為等頑固人物還繼續保皇,大多數的維新黨人都已在1900年後背棄了「君主立憲」運動,自發性地追隨了容閎的帶頭作用,開始鐵了他們的心,全力拼「革命運動」去了。
容閎經歷了「太平天國」、「自強運動」、「戊戌維新」與「君主立憲運動」,他之一路走來卻最終投入革命,實際上已對「保皇立憲」運動劃上了大半個句號,並真正把「排滿革命」的意識帶入政治革新運動的主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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