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莎·路易絲·麥考利·帕克斯（英語：Rosa Louise McCauley Parks，1913年2月4日—2005年10月24日），美國黑人民權行動主義者。1955年，她在公車上拒絕讓座給白人而遭逮捕，引發聯合抵制蒙哥馬利公車運動。美國國會後來稱她為「現代民權運動之母」。[1]她的生日2月4日和被捕當日12月1日都成為羅莎·帕克斯節，在加利福尼亞州和俄亥俄州定期紀念。
當年實施《吉姆克勞法》，有白人與黑人分開座位的規定，在1955年12月1日，公車司機詹姆斯·F·布萊克因白人座位已滿所以命令帕克斯將其使用的「黑人座位」讓位給一名白人乘客，但帕克斯拒絕聽從司機命令而遭受警方逮捕。帕克斯不是第一個反對公車隔離政策的人。其他人，包括1946年的艾琳·摩根，1955年的莎拉·路易斯·凱斯，以及幾個月前在蒙哥馬利被捕的「布勞德訴蓋爾」案件成員。當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組織者看到她在法庭上的鬥爭時，相信帕克斯是用公民不服從來對抗阿拉巴馬隔離法案最合適的人選，雖然她最終在法庭上失敗，而「布勞德訴蓋爾」則獲得成功。[2][3]帕克斯的反抗，以及蒙哥馬利公車抵制成為現代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的重要標誌。她成為國際反種族隔離的標誌人物。她與其它民權運動領袖，如協會地方分會主席埃德加·尼克松，牧師馬丁·路德·金一道合作，組織活動。她之後也積極參與1960年代後期較激進的「黑人權力」運動，並參觀奧克蘭的黑豹黨學校。
此時，帕克斯是蒙哥馬利地方協會的秘書。她曾在高地民間學校就讀，後者是田納西培訓工人維權和種族平等運動者的中心。她扮演着「厭倦屈服」的普通市民的角色，雖然她在日後獲得眾多榮譽，但是在當時備受打壓；她在當地百貨樓做女裁縫，遭到了解聘。
最後，她來到了底特律，暫時從事着類似的工作。從1965年到1988年，她成為非裔美國眾議院約翰·科尼爾斯的秘書和接待。退休後，帕克斯出版了自傳，平靜地生活。晚年，帕克斯患上了痴呆症。
帕克斯獲得眾多榮譽。2005年10月去世，在國會圓形大廳舉行國葬。
早年
1913年2月4日，羅莎·帕克斯生於美國亞拉巴馬州的塔斯基吉，名為羅莎·路易絲·麥考利（Rosa Louise McCauley）。雙親名為詹姆斯·麥考利和李奧娜·愛德華茲，分別是木匠和老師，她有美國黑人、切羅基-克里克裔，和蘇格蘭-愛爾蘭裔的血統。羅莎·帕克斯的祖母是蘇格蘭-愛爾蘭人。
年幼時，羅莎·帕克斯罹患慢性扁桃腺炎，深受身體狀況所苦。當父母分居時，她和她的母親一起搬到派因勒韋，恰好在阿拉巴馬州的蒙哥馬利外圍。在農場和外祖父母、母親、與弟弟Sylvester住在一起，並在那裡長大，後來在非裔的循道宗新教聖公會開始她的終身會員身份。
十一歲前，她的母親讓她在家自學。此後，她進入蒙哥馬利的女子工業學校，上學術與職業的課程。帕克斯繼續到一所由阿拉巴馬州黑人教師大學創立，提供中等教育的實驗學校，但為了照顧她生病的祖母，其後是她的母親，在她們雙雙病倒後，她不得不退學。
在二十世紀初，前邦聯州頒布新法，有效剝奪了黑人選舉權，在阿拉巴馬州，貧窮的白人也喪失了權利。在民主黨控制南方立法院時，吉姆·克勞法鞏固了白人至上權，種族隔離政策在公共場所被執行，包括公共交通等。公車公司在汽車座位上執行這一法案。對南方黑人學生而言，公車上學是不可能的，黑人教育費用也常常虧缺。
帕克斯回憶起在松樹路上小學經歷，校車將白人學生們送往新學校，而黑人學生則步行上學：
每天，我看到公車來來去去…但是對於我來說，這就是命；我們無從選擇，被迫認命。公車使我第一次認識到世界有黑白兩部分。[4]
雖然，帕克斯的自傳記錄了很多白人的慈悲，但是她無法對社會上的種族主義視而不見。當三K黨掃蕩街頭時，帕克斯回憶起祖父端着散彈槍守在門口。[5]蒙哥馬利工業學校是由北方白人為黑人學生贊助的，卻被其它白人燒了兩次。
1932年，羅莎·帕克斯與理髮師雷蒙德·帕克斯結婚。雷蒙德是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成員，當時正為斯克茨伯勒男孩籌募善款打官司，他們被錯誤控強姦兩名白人婦女。帕克斯從事各種職業，包括家庭主婦到醫院助理。在丈夫的支持下，她在1933年完成了高中學業，當時，只有7%的非裔美國人能做得到。雖然受到吉姆·克勞法的限制，她依然在三次嘗試後註冊投票。
1943年12月，帕克斯成為民權運動中擔任積極角色，並加入了有色人種協進會，當選秘書。她日後說道：「我是那裡唯一的女性，他們需要一名秘書，我過於羞澀，難以推辭。」[6]直到1957年她繼續擔任秘書。她為當地有色人種協進會領導人E·D·尼克松工作，雖然後者曾說：「婦女應該待在廚房裡。」[7]當她問道「那麼，我怎麼樣？」他回答道「我需要一名秘書，你很不錯。」[7]
1944年，阿拉巴馬州阿布維爾的蕾西·泰勒遭到輪姦，羅莎·帕克斯作為秘書調查此案。帕克斯和其它民權運動人組織了「為蕾西·泰勒夫人爭取平等公正委員會」，《芝加哥衛報》稱之為「十年來為爭取平等公正聲勢最浩大的運動。」[8]
雖然，羅莎從未參加共產黨，但是她和丈夫的確參加了斯克茨伯勒案件會議，這是共產黨所重視的著名案件。[9]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帕克斯和她的丈夫成為選民聯盟的成員。在1944年後，她曾在麥克斯維爾空軍基地短期工作，雖然地點位於蒙哥馬利，但是因其是聯邦政府所有而禁止種族隔離。她乘坐整合電車上下班。在自傳中，帕克斯寫道：「你可以說麥克斯維爾開了我的眼睛。」帕克斯在克里夫德和弗吉尼亞·杜爾夫婦那裡做家僕和裁縫。這對白人夫婦持自由主義立場，成為她的朋友。他們鼓勵，並最後在1955年夏天贊助帕克斯去高地民間學校就讀，這是一所為工人權利和種族平等培養積極分子的學校。
在1955年8月，黑人青年埃米特·提爾在密西西比探親訪友時因與白人婦女調情而被殘忍謀殺。[10]1955年11月27日，羅莎·帕克斯在蒙哥馬利參加集會，集會討論了相關案件，以及近期運動人士喬治·W·李和拉馬爾·史密斯被害案件。主要演講人是黑人T·R·M·霍華德，他是來自密西西比的民權運動領袖，是黑人地區領袖協會的頭目。[11]集會就黑人爭取權益應該採取何種方式做了相關討論。
帕克斯和抵制蒙哥馬利公車運動
1900年，蒙哥馬利市出台法令，在公車上依種族進行隔離。司乘人員負責執行該法案。根據法案，當汽車人滿、別無它位時，乘客無需起立讓座。隨着時間的推移，習慣上當白人專座占滿時，司機會要求黑人起立讓座。
蒙哥馬利公車的前四排座位是保留給白人的。「有色人種」區間通常在汽車最後，雖然黑人占了乘車人員的75%。區部並非固定不變，而是根據標示的變動而變動。當白人區間滿員時，黑人可以坐在中間部位；如果有白人需要座位的話，黑人就必須起立讓座，甚至是下車。當同排有白人乘客時，黑人不得列席。司機可以移動「有色人種」標示，或是將其移除。如果白人在前方就坐的話，黑人就必須在車前付款，從後門上車，就坐。
多年來，黑人社區對不公表示抱怨。帕克斯稱：「我對公車的抗爭並不是從被捕時開始的…我已經在蒙哥馬利跋涉多年了。」[12]
1943年的一天，帕克斯乘車並支付車票。她向座位走去，但是司機詹姆斯·F·布萊克要求她遵守規章，下車再從後門上車。帕克斯下車，但她還沒來得及上車時，布萊克驅車離去，將站在雨中的帕克斯棄之不顧。[13]
1955年12月1日星期四晚上六點鐘左右，帕克斯忙了一整天後在克利夫蘭街上車。她買了車票，坐在「有色人種」區的第一排空位，與白人專區接壤。最初，她沒有注意到公車司機就是先前的詹姆斯·F·布萊克，後者在1943年曾經把她拋棄在雨中。隨着汽車開動，所有的白人專區都坐滿了人。汽車開到了第三站帝國劇院，有幾個白人乘客上了車。
布萊克注意到兩個或三個乘客依然站立，而前方的白人專區已經滿員。他將「有色人種」標示挪到帕克斯身後，要求四名黑人讓出汽車中間的座位，以便為白人騰出地方。多年後，帕克斯回憶道：「當白人司機朝我們走來，揮手要我們起立讓座，我感到決心的力量好像寒冬夜晚的棉被一樣包裹着我。」[14]
根據帕克斯所述，布萊克說：「你們最好別自找麻煩，把座位給我。」[15]他們中的三個人服從了。帕克斯說：「司機想讓我們四個人起立。最開始我們沒有動，但他說：『把座位給我。』其它三個人動了，但我沒有。」[16]坐在她旁邊的黑人起立讓座。[17]
帕克斯移動了，但是坐到了靠窗戶的座位上；她沒有起身去坐有色人種專區。[17]布萊克說：「你為什麼不起立？」帕克斯回答道：「我不認為自己應該起立。」布萊克叫警察來逮捕帕克斯。1987年，公共電視節目《眼看獎品》談及民權運動時，帕克斯回憶道：「當他看見我依然坐着，他問我是否要起立，我回到『不，我不起。』他說：『好，如果你不起立，我就叫警察逮捕你。』我說：『那你就這麼做吧。』」[18]
在被捕後數月，帕克斯在1956年接受了西奧克蘭悉尼·羅傑斯的廣播採訪，稱她決定：「作為人類和公民，我徹底知道了自己有什麼權利了。」[19]
在她的自傳《我的故事》中，她說：
人們總是說我不讓座是因為我累了，但這不是真相。我不是身體上疲勞，也不是工作一天後比以往更累。我也不老，雖然人們有我老年時的照片。我才42歲。不是，我累了，僅僅是因為我對屈服感到厭倦。[20]
當帕克斯拒絕讓座後，警察將她帶走。她回憶道自己問：「你為什麼推我？」他說：「我不知道，但是法律就是法律，你被捕了。」[21]她日後說道：「我只知道，我被捕了，這是我乘車最屈辱的一次了…」[16]
帕克斯被控違反蒙哥馬利城市隔離法第六章第十一款，[22]雖然理論上她沒有占據白人專座；她依然處在有色人種專區。[23]蒙哥馬利有色人種協進會主席普爾曼·波特斯、工會領導人埃德加·尼克松和他的朋友克里夫德·杜爾，在第二天晚上將帕克斯贖出監獄。[24]
喬·安·羅賓遜是阿拉巴馬州立大學教授，是婦女政治協會的成員（WPC），尼克松與她商討有關帕克斯的案情。羅賓遜認為應該抓住機會，花了整晚時間油印了35,000多份傳單，呼籲公車抵制。婦女政治協會是第一個正式支持抵制的組織。
1955年12月4日星期日，聯合抵制蒙哥馬利公車運動在當地所有黑人教堂公布，《蒙哥馬利建議人》也在頭版頭條幫助消息散佈。在教堂集會的當晚，所有人一致決定繼續抵制，直到他們能獲得所期望的尊重，黑人司機得到僱傭，公車中間的座位可以先到先得。
第二天，帕克斯被控擾亂社會秩序違背當地法令，庭審持續了30分鐘，帕克斯被判有罪，被處以$10罰款，外加$4庭審費，[16]帕克斯不服，正式對種族隔離的合法性進行挑戰。在1992年全國公共廣播電台林恩·尼瑞的採訪中，帕克斯回憶道：
我不願意被欺負，我付了車票，不想失去座位。這是事實…讓我有機會能表達得到這種待遇是什麼感覺。我沒想到會被逮捕。我還有很多事情可做，而不是待在監獄裡。但當我必須面對選擇時，我沒有猶豫，因為我感到我們已經忍了太久了。我們越是屈服，這種待遇就越多，壓迫也就越多。[15]
在帕克斯受審當天（1955年12月5日）婦女政治協會發出了35,000份傳單。上面寫着：
「我們…請求所有黑人在周一不要乘坐公車，抗議逮捕和審判…一天不上學是可以承受的。如果你上班，請打車或走路。但是，孩子和大人們，請不要在周一乘坐公車。請不要在周一乘坐公車。」[25]
當日，天降大雨，但是黑人社區堅持抵制。很多人拼車，有的坐黑人自己的出租車，付公車的車票錢，即10美分。剩下的40,000名黑人步行上班，有的甚至走了20英里（32公里）。
抵制一天獲得了成功，當晚，由16－18人組成的小組在非洲衛理公會主教派錫安山教會聚集，討論抵制策略。帕克斯應邀出席，獲得了起立鼓掌，但是沒有發言；當被問起自己要說些什麼時，她回答：「嗯，你們說的已經足夠了。」[26]
小組同意，如果形勢需要的話，新組織將會擔當領導責任。拉爾夫·阿伯內西牧師提議將組織命名為「蒙哥馬利進步協會」(MIA)。[27]這個名字獲得通過，MIA成立了。成員選舉蒙哥馬利的新人馬丁·路德·金作為主席，後者是一位來自德克斯特大街浸信會初出茅廬的牧師。[28]
星期一晚上，50名非裔美國人社區領袖齊集一堂，討論如何應對帕克斯被捕事件。有色人種協進會主席埃德加·尼克松說：「我的天啊，看看種族隔離帶給我什麼！」[29]帕克斯被認為是挑戰法律的理想訴訟實驗人，因為她是富有責任心、成熟的婦女，有好名聲。她的婚姻和工作都很穩固，舉止安靜大方，富有政治覺悟感。金說帕克斯是「蒙哥馬利最好的市民之一；不單單是最好的黑人市民之一，而且是蒙哥馬利最好的市民之一。」[12]
在經由阿拉巴馬法院向聯邦申訴的過程中，帕克斯的案件一拖再拖，花了數年時間。[30]在如此長的時間裡進行抵制需要極大的耐力。結果，蒙哥馬利黑人社區持續抵制了381天。無數公車幾個月無事可做，嚴重地打擊了公交公司的財政情況，直到城市申訴，最高法院在「布勞德訴蓋爾」案中判定公車上進行種族隔離違憲。帕克斯並沒有在布勞德的原告中列席，因為福瑞德·格雷律師認為法院會通過阿拉巴馬州法院申訴系統陷害她。[31]
帕克斯在非裔美國人為困境而做鬥爭和民權運動做鬥爭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金在他1958年著作《邁向自由》中寫道帕克斯的被捕時抗議的催化劑而非根本原因：「原因植根於一系列類似的不公。」[32]他寫道：「其實，除非他們看到忍耐力終於耗盡，才會明白帕克斯的行為，聽到人民叫喊着『我受不了啦。』」[33]
底特律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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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後，帕克斯成為民權運動的標誌性人物，但是她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由於經濟上的制裁，她失去了百貨樓的工作。她的丈夫也因此被迫辭職。帕克斯四處遊行，對此事進行演講。
1957年，由於羅莎找不到工作，雷蒙德和羅莎離開蒙哥馬利前往弗吉尼亞漢普頓。對於金和其它蒙哥馬利領袖關於民權運動鬥爭的主張，她也表示無法認同。在漢普頓，她在歷史著名的黑人大學漢普頓學院的招待所找到服務員的工作。
之後，在哥哥和底特律的妹妹西爾韋斯特 、黛西·麥考利的催促下，羅莎和雷蒙德和她的母親搬過去與他們同住。帕克斯當了裁縫，直到1965年為止。
那一年，非裔美籍議員約翰·科尼爾斯，聘請她在其底特律的國會辦公室擔任秘書和接待員。從此直到1988年退休，羅莎·帕克斯一直擔任着這一職務。[12]她與金恩博士合作推動非暴力抗爭運動的同時，她也和激進暴力派的麥爾坎·X（1965年遭刺殺）成為好友，並推崇麥爾坎是她個人的英雄；之後她又參加1960年代後期較激進的「黑人權力」運動，並參觀奧克蘭的黑豹黨學校。2005年10月24日，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電話採訪中康耶斯回憶道，「你對她總會帶着敬意，因為她是那麼安靜平和，那麼與世無爭 ——一個非常特別的人……世上唯一的羅莎·帕克斯」。[34]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是帕克斯人生損失最慘重、最痛苦的時期。她的家人患病；她和丈夫的胃潰瘍已經多年，需要醫護救治。在他們年過六旬時，她的兄長西爾維斯特、丈夫和母親被檢查患有癌症。有時，帕克斯一天要跑三家醫院。雖然她聲名遠揚，常常演講，帕克斯並不是個富婆。她將大多數錢捐給了民權運動，靠工資和丈夫的津貼生活。看病開銷和事假加重了她的經濟負擔，使她不得不接受教會和支持者的資助。
她的丈夫在1977年8月19日死於喉癌，唯一的兄妹在11月死於癌症。她的個人問題使得自己不得不退出民權運動。她從報紙上得知親友范妮·羅·哈默爾的死訊。帕克斯在冰路上行走時摔倒，摔斷了兩根肋骨，落下了病根。她決定與母親搬進老年公寓居住。羅莎在那裡照料母親，後者患有癌症和老年痴呆，於1979年去世，享年92歲。
1980年，羅莎成了寡婦，沒有直系親屬，她決定將自己獻身民權運動和教育組織。羅莎參與建立了羅莎·L·帕克斯獎學基金，為高考生提供資助，[35][36]並捐獻了自己大部分的演講酬勞。1987年，她和伊萊恩·伊森·斯蒂爾一道參與創立了羅莎和雷蒙德自我發展中心，用「自由之路」公車來教育年輕人，讓他們認識民權運動和地下鐵路。當她年過七旬時健康開始惡化，但羅莎依然頻頻出現，貢獻自己的力量。
1992年，羅莎出版了《羅莎·帕克斯：我的一生》，這是面向青年讀者的自傳，追憶了自己在公車上拒絕讓座的故事。幾年後，她出版了回憶錄，署名《安靜的力量》(1995)，關注了她的人生信念。
1994年8月30日，毒癮發作的非裔美國人約瑟夫·斯基珀闖入81歲的帕克斯家中行竊。此事讓全美頗感憤怒。被捕後，斯基珀說自己不知道這是帕克斯的家，直到進去後才明白過來。斯基珀說：「嗨，你不是羅莎·帕克斯嗎？」，她回答「是的。」當他伸手要錢，羅莎給了他$3，隨後又交出$50。在逃跑前，斯基珀扇了帕克斯的臉。[37]斯基珀被捕，並被控多項罪名，包括對帕克斯和其它受害人的侵犯等罪。帕克斯因面部受傷和右臉腫脹而在Detroit Receiving Hospital醫院接受治療。 帕克斯談到非洲裔男子對她的襲擊時說，「已經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正如你所看到的，目前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1995年8月8日，斯基珀認罪，並被處以8－15年監禁。[38]
帕克斯在經歷了這場磨難後回到底特律市中心的小房子，感到焦慮不安，她搬進了較為安全的臨河塔，這是一棟安全的高層公寓樓，並在那裡渡過餘生。
1994年，三K黨申請協助清掃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郡和傑弗遜郡的55號州際公路（這樣可以獲得署名權，聲明這段公路的養護組織）。由於州政府無權拒絕三K黨的申請，密蘇里立法院投票將這段公路命名為「羅莎·帕克斯公路」。當被問起此事時，羅莎·帕克斯回復道「能被這樣記着很好啊。」[39][40]
2002年，帕克斯由於無法繳納每月$1800的租金而面臨着被驅除的危險。此時，由於健康惡化，智力衰退等原因，帕克斯已經無法自己打理財務。她的租金是由底特律哈特福特紀念浸信會支付的。由於租金到期，她可能被驅逐的消息在2004年受到公眾的高度關注，房東遂即宣布他們將會免除這位91歲、飽受疾病折磨者的租金，讓她可以在公寓安度餘生。[42]她的繼承人和其它利益組織聲稱當時她的財務管理不善。
去世和葬禮
帕克斯一直住在底特律，直到2005年10月24日在城東的公寓裡平靜去世，享年92歲。她和丈夫沒有子嗣，留下表妹和13位侄子侄女等表親，他們大多居住在密歇根州和阿拉巴馬州。
蒙哥馬利和底特律市政長官宣布2005年10月27日，公車前排座位將繫上黑絲帶以緬懷帕克斯的葬禮。帕克斯的靈柩被空運到蒙哥馬利，由馬車運送到聖保羅非裔衛理公會主教教會，在那裡在祭壇上以執事的儀容住到2005年10月29日，紀念禮拜於第二天清晨舉行。演講人之一，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說如果不是帕克斯，自己不會獲得國務卿一職。當晚，帕克斯的靈柩乘坐和當年類似的公車被送往華盛頓特區，在國會山圓形大廳舉行國葬。
自1852年國葬開始舉辦後，帕克斯是受此尊榮的第31人、第一位非政府官員的非裔美國人、第二位普通公民。她是在國會山獲得國葬的第一位女性、第二位非裔美國人。[43][44]葬禮現場約50,000人出席，並於2005年10月31日在電視台上轉播。下午，華盛頓非裔衛理公會主教都市教會舉辦了紀念儀式。[45]
帕克斯的靈柩被送回底特律，在那裡住了兩天，並在查爾斯·H·懷特非裔美國人歷史博物館駐留。她的葬禮於2005年11月2日在底特律大慈大悲教堂舉行，為時7小時。儀式後，密歇根國民衛隊儀仗隊將國旗伏蓋在靈柩上，用馬車將她送往墓地。成千上萬名百姓前來瞻仰。帕克斯被葬在禮拜堂的林地墓地，躺在她的丈夫和母親身旁。禮拜堂被重新命名為羅莎·L·帕克斯自由堂以表紀念。[46]墓碑碑文上刻着「羅莎·L·帕克斯，妻子，1913年–。」
對流行文化的影響
圖集
-
羅莎·帕克斯國會金質獎章 -
與克林頓總統合影 -
羅莎·帕克斯車站，底特律 -
奧巴馬坐在公車上
參見
- 美國種族主義
- 聯合抵制蒙哥馬利公車運動
- 1954－1968美國黑人民權主義運動年表
- 公民抗命
參考文獻
更多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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