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政治學，又稱生命政治學，廣義上涵蓋了所有與生物學（包括生理學、醫學、生物化學、神經解剖學、營養學、公共衛生學等）在政治領域中的應用有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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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於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政治研究中，生命政治被用來分析和揭露權力。權力通過使用蠻力來展現自己，包括實施例外狀態、將生命的生物形式和政治形式相結合，以及對違反既定規範的懲罰。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寫過有關生命政治理論的文章，並專門做過演講，他寫道，生命政治的作用是「確保、維護、強化、增加生命和理順生命的秩序」[1]。
生命政治的概念在福柯之前可以追溯到中世紀時期索爾茲伯里的約翰的著作《論政府原理》（Policraticus），他在書中創造並使用了「政治體」（Body politic）一詞。魯道夫·契倫在其1905年出版的兩卷本作品《當今強國》（Die Grossmächte der Gegenwart）[2]中首次使用了生物政治學（biopolitics）這一術語，他也是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這一術語的創造者[3]。契倫使用這個詞是為了從生物學角度研究「社會群體之間的內戰」（「社會群體」包括國家），並因此將他設想的學科命名為「生物政治學」[4]。在契倫的有機論觀點中，國家是一個準生物有機體，一個「超個體生物」（"super-individual creature"）。納粹後來也在其種族政策的語境下使用了這個詞，漢斯·賴特在1934年的一次演講中用它來指他們基於種族優越性的民族和國家的概念。[5]
在當代美國的政治學研究中，這一術語主要由兩類群體使用。一類是後結構主義者，他們使用福柯賦予它的含義（指社會和政治權力對生命的影響），另一類群體用它來表示與生物學及政治學有關的研究。在福柯的作品中，生命政治指的是通過「生命權力」（政治權力對人類生命各個方面的應用和影響）來調節人口的治理方式。[6][7]
莫利·羅伯茨在他1938年的《生物政治學》（Bio-politics）一書中認為，世界政治的正確模式是「細胞和原生動物菌落的鬆散聯合」。羅伯特·E·庫特納用這個詞來稱呼他所謂的特殊品種的「科學種族主義」，他與著名的尤斯塔斯·穆林斯（庫特納在20世紀50年代末與他共同創立了生物政治學研究所）以及行為遺傳學家格雷德·惠特尼一起研究了這個問題。他的大多數對手都認為他的模型是反猶主義的。庫特納和穆林斯受到羅伯茨啟發，而羅伯茨又受到阿瑟·基思的啟發，或者兩者都受到了對方的啟發，共同（或與生物政治研究所）撰寫了《有機唯物主義的生物政治》（Biopolitics of Organic Materialism）獻給羅伯茨，並重印了他的一些作品。[8]
在邁克爾·哈特和安東尼奧·奈格里的作品中，生命政治被限定在以生命和身體為武器的反資本主義叛亂方面，例子包括從逃離權力，直至「以其最悲慘和最令人反感的形式」出現的自殺式恐怖襲擊，它們被視作生命權力（biopower）的反面，被認為是在生命政治條件下發生的主權實踐。[9]
根據Agni Vlavianos Arvanitis教授的說法[10][11][12]，生物政治學是社會發展領域中一個概念與操作的框架，其提倡將「bios」（希臘語中的「生命」）作為人類每項工作的中心主題，無論是政策、教育、藝術、治理、科學或技術。這個概念用生命（bios）這個術語來指代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形式，包括它們在遺傳和地理上的變化。[13]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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