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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概述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庇護十二世與中國包括從1939年到1958年,羅馬教廷與中國的關係。它開始於梵蒂岡在1939年承認中國禮儀,在1946年提拔了第一位中國樞機,在中國建立聖統制,在五十年代初期對天主教會的迫害,以及在1957年成立獨立於羅馬教廷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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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世紀以來,天主教教會吸納中國信眾很困難,因為它不承認他們儒家尊重死者家屬的習俗。中國人視之為一個傳統的儀式;但對梵蒂岡而言,這是違反天主教教義的宗教活動,因此教會在中國進展甚微。教宗庇護十二世在他當選的同年,戲劇性地改變了政策。1939年12月8日,傳信部應他要求發表新指令,不再認定中國習俗是迷信,而是一種景仰親屬的體面方式,因此允許天主教徒這樣做[1]。教宗的法令改變了中國教會的處境,1942年6月中國國民政府與梵蒂岡建立外交關係,首任使節在1943年1月遞交國書。[2] [3]由於教會開始蓬勃發展,庇護十二世在中國建立了聖統制,將田耕莘主教提升為樞機主教[2],後來提升他為北京總主教。
二戰以後,大約有四百萬中國人是天主教徒。這不到總人口的百分之一,但是人數增長迅速。1949年,在中國有20 個總教區、39個宗座監牧區,3080 名外國傳教士,和2557名中國神父[4]。
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擱置了這些進展。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成立。自那時起,天主教會轉入地下活動。規模大為減小,例如,在1948年,天主教會開辦有254所孤兒院、196所醫院,有81628 個床位[5]。
1949年10月,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9月通過的憲法保障所有重要的自由,包括宗教自由,禁止對信徒的歧視,但是,政府所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觀點,非常敵視宗教,並支持消滅它們。共產黨很快就將宗教信仰等同於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忠誠[6],特別敵視它認為在其控制之外的宗教團體。
在中國的城市,教會暫時受到了寬容。在農村地區,迫害始於1950年。從1950年7月23日和1951年2月制定了反對反革命活動的新法律[7] ,創建了對付「人民公敵」的法律工具。天主教神職人員經歷了加大的監管力度。主教和神父被迫從事有辱人格的粗活謀生。
朝鮮戰爭爆發以後,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其中發揮了主要作用,外國傳教士(其中大多數是西方人)被指控是外國間諜,準備把這個國家轉交給帝國主義勢力[7]。他們被驅逐出境,不得返回(直到今日);所有傳教會的財產均被沒收[6]。作出這一決定(既不監禁也不處決)是害怕可能引發一場中國和西方強國之間的國際戰爭。這一行動是為了象徵中國從外國帝國主義獲得解放。
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籌備委員會成立,宗旨在於譴責在中國的西方傳教士[6]。所有的教會都必須妖魔化外國傳教士(即使他們已經工作了幾十年),以及拒絕參加政治學習會議的中國基督徒[6]。
1950年7月,吳耀宗率領一個代表19個新教教會的代表團會見周恩來總理,在這次會見中起草了一份聲明,呼籲基督徒支持政府。這導致了「三自愛國運動」的成立,以及在中國的基督教團體脫離所有與外國的關係。吳耀宗後來於1954年成為三自組織主席。
官方政策禁止中國宗教團體受到外國的控制[8]。這對於羅馬天主教徒特別困難,因為教宗被認為是外國勢力。
天主教教會被認為非常危險,因為它的教階制度、全國性的網絡和阻止政府滲透的能力。國家要求天主教徒全力效忠國家,取代對教皇的效忠;不得選擇政治中立[6]。
庇護十二世在他的通諭《致中國教會》中,對這些攻擊和迫害作出了回應,雖然這篇通諭廣泛涉及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傳教區,但是包括了他對於中國新的形勢的看法。
1951年,教廷大使黎培里總主教被驅逐出中國。中國政府定義了三自運動(自治、自養、自傳)。主教們將其解讀為敵對的企圖:以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藉口,要求神職人員離開羅馬教廷,因此加以抵制。到1953年,許多中外主教和司鐸以及教友遭逮捕其中許多人在監獄中死亡。確切數字沒有公布。
庇護十二世在他1954年10月7日的通諭《致中華人民》,警告中國神父,一個國家教會將不再是天主教。他對於自養和自治採取了靈活的立場,指出教會認為傳教士和財政援助活動只是作為過渡性的,因此總是優先考慮本地神職人員的培育。但是同時也不應該貶低其他基督徒的慷慨,因為是他們資助了傳教活動。外國神父將基督的名帶到中國,而不是作為敵對強國的間諜。[10] 對於自傳,教宗同意,講道和教導的方式應根據不同的地方有所不同,在可能的情況下,考慮中華民族的獨特性,和它古老的傳統習俗,以便收穫更多的果實。[11]
1955年,政府在天主教上海教區進行大逮捕。在1955年9月8日夜晚,有200多位神職人員和信徒被捕,包括上海主教龔品梅,他拒絕支持脫離教廷的三自運動[12]。
1957年7月,脫離梵蒂岡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成立,因為羅馬教廷被視為美國資本主義和侵略的工具(儘管天主教同時譴責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13]。神父和主教要學習漫長的自願再教育課程,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政策,以便在星期天用此來教育信徒。拒絕參加愛國會的神父被視為反革命分子[13]。廣州主教鄧以明就是一位突出的「反革命分子」。自1957年以來,他一直被軟禁,中間穿插有持續兩至四個小時的自白會。他於1958年2月5日被捕,被指控講道來自於庇護十二世的通諭致中華人民。其他外國出生的主教被監禁,審判或流放。在所有主教被逮捕、殺害和驅逐以後,政府宣布主教位置空缺,於是安排自己的候選人。1958年3月24日和26日,愛國會主教接管了漢口和武昌教區[14]。其他教區也照樣實行:趕走合法的天主教主教,並將他們合法的代理主教關進監獄[15]。庇護十二世表示強烈抗議,發布他的最後一個通諭。天主教不再存在。外國傳教士被驅逐,國內教會的命運不為外界所知。[16]
庇護十二世在通諭《宗徒之長》中,抗議這一新的迫害,這個通諭問道,為什麼忠心的好天主教徒會變成分裂的,並得出結論,長達一個月無休止的再教育課程,以及身體和心理矯治方法是不人道的,但是是有效的。許多人在教育營被迫作出「自願招供」。教宗承認,至少在短期內,教會會面對黑暗。但她繼續擁有抗議,祈禱和充分信靠天主的權力。庇護十二世在他最後的通諭中,祝福和安慰那些仍然忠於羅馬教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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