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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租界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天津英租界（英語：British concession in Tientsin），是英國設在天津的專管租界，擁有較高的行政自治權和治外法權。因與天津法租界毗鄰位於天津紫竹林附近，亦有「紫竹林租界」之稱。天津英租界是近代中國七個在華英租界之一和英國在東亞地區最大的專管租界，也是天津的「九國租界」中設立最早、發展最繁榮的租界[1]。
天津英租界 British concession in Tientsin | |||||||||||
|---|---|---|---|---|---|---|---|---|---|---|---|
| 1860年－1945年 | |||||||||||
 天津英租界 | |||||||||||
| 常用語言 | 英語、漢語 | ||||||||||
| 政府 |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 | ||||||||||
| 立法機構 | 天津英租界選舉人大會 英國駐天津總領事 | ||||||||||
| 歷史時期 | 清朝/中華民國 | ||||||||||
• 北京條約 | 1860年9月11日 | ||||||||||
• 劃定原訂租界地 | 1860年12月17日 | ||||||||||
• 擴充界 | 1897年3月31日 | ||||||||||
• 天津美租界併入 | 1902年12月23日 | ||||||||||
• 推廣界確立 | 1903年1月14日 | ||||||||||
• 日軍占領租界 | 1941年12月8日 | ||||||||||
• 移交汪精衛政權 | 1942年3月29日 | ||||||||||
• 國民政府接收 | 1945年11月24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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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屬於 |  中華人民共和國 | ||||||||||
在設立之初，天津英租界便引入了選舉人制度，以租地人所承租的土地畝數為標準確定選舉人資格，實現了對選舉人的登記，在當時尚處於封建王朝的清朝是一創舉。1866年天津英租界所制定的《英租界土地章程暨天津英國領事區章程》在東亞英系租界的早期發展中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被天津的其他各國租界所借鑑[2]。英租界治理結構實施立法、司法、行政三權的分立，主要表現為選舉人會議、駐津英國領事和工部局及董事會三方的分立，彼此界限並不是絕對清晰，相互配合，構成了英租界的市政制度。1888年，天津英租界緊跟英國興建市政廳的潮流，動工興建了近代各國在華租界中的第一個市政廳——戈登堂。此後，天津英租界不斷發展，「洋行日多，僑民日眾」。1923年6月，黎元洪曾宣布將北洋政府遷往天津英租界，使這裡一度成為中華民國大總統及政府所在地[3]。1930年代，英國與日本曾因天津英租界相關問題而爆發衝突和外交糾紛，並導致天津英租界危機，史稱「天津事件」[4]。
自1860年起，天津英租界共存在了八十餘年。1927年，北洋政府試圖收回天津英租界，因時局動盪未果。1942年2月18日，占領天津英租界的日本當局宣布將其移交給汪精衛政府。1943年1月11日，中英於重慶簽訂《關於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約定放棄英國在華特權並由中國收回天津英租界[5]。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收復淪陷區並宣布收回天津英租界[3]。1948年12月，國民政府開始對各租界進行清理，至1947年5月，正式收回天津英租界[6]。但原英租界內不動產及其他財產，直至1987年6月中英政府簽署關於解決歷史遺留的相互資產要求的協定，得以正式確權[7]。
1860年9月11日，中英雙方交換了中英《天津條約》批准書，同時簽訂《續增條約》（《北京條約》），《續增條約》第四款規定：「續增條約畫押之日，大清大皇帝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為通商之埠，凡有英民人等至此居住貿易，均照經准各條所開各口章程，比例劃一無別。」成為英國在天津強劃租界的依據[6]。
1860年12月初，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依據《北京條約》中「准許英國僑民在通商口岸租地賃屋」規定，照會直隸總督恆福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英國「欲永租津地一區，為造領事官署及英商住屋、棧房之用。」[6]12月8日，奕訢赴天津與恆福等一起辦理此項交涉事宜。12月17日，清政府正式批准設立天津英租界，共占地460畝，立契永租[6]。至此，英國成為最早在天津劃定租界的國家，這塊英國最初劃定租界區域後來被稱為天津英租界的「原訂租界地」[6]。因位於紫竹林村一帶，因而英租界及周邊的德租界等亦有「紫竹林租界」之稱[6]。
1863年10月27日，駐天津英國代理領事約翰·吉布遜（John Gibson）簽署制定頒布了《天津埠地方章程》（英語：Local Regulations for Tientsin）、《大沽地方章程》（英語：Local Regulation for Taku） 和《天津港領事章程》（英語：Consular Regulations for the Port of Tientsin）等三份章程，並獲得了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等人的批准[8]。
1860年，「小英格蘭主義」的出現進一步推動了殖民地改革和自治運動，英國民眾普遍認為海外租界對英國經濟造成了負擔，希望儘快給予英國租界自治權[9]。天1864年，卜魯斯離任英國駐華公使，取而代之的是阿禮國。1866年，《1866年英租界土地章程暨天津英國領事區章程》（英語：（Local Land Regulations of the British Concession of Tientsin and General Regulations for the Tientsin Consular District）制定，共包括 23 條，內容涉及租界範圍、租地人資格、租地人大會與委員會、選舉與投票、捐稅與執照等方面，在東亞英系租界的早期發展中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2]。在天津1866年《土地章程》設立後，東亞英系租界的《土地章程》與市政條例才開始逐漸合法化，各項制度體系得到不斷完善[2]。此外，天津的其他各國租界基本借鑑了天津英租界的管理制度，推動了天津城市近代化的進程[2]。
為了避免填築土地等方面的開支，起初旅津的英商大多不願入居租界，而是在天津城內外租地買屋。儘管如此，由於當地的中英貿易發展迅速，1861年已有41艘英國商船在英租界新建的碼頭停靠，1862年增至69艘，故而英租界在開闢初期即得到較快的發展[10]。1867年，英國外交官梅輝立合著的《中國和日本的通商口岸》一書中記載，當時天津英租界內已經建成一批洋行，建成英國等領事館以及檯球房、籃球場、俱樂部等娛樂設施[11]。
天津租界的較大發展始於1870年。當年6月，天津教案發生[12]。憤怒的天津民眾打死法國領事豐大業等人，並燒毀望海樓教堂及法國駐天津領事館。事後心有餘悸的外國僑民們認為，入居租界要比在華界雜居安全得多，因而紛紛遷入租界，使紫竹林租界加快了發展步伐。此時，英租界內已設有英商的高林洋行、滙豐銀行，德商的禮和洋行等眾多的洋行、銀行。其中尤為著名的是被稱為英國「皇家四大行」的怡和、太古、仁記、新泰興洋行。為了促進貿易的發達，英租界當局致力於興建新式碼頭，並安置了各種港口設施。
1883年，天津地方官府也用得自租界碼頭的碼頭捐捐款，建成自租界碼頭至天津城的沿河石路，大大便利了城區與租界的交通。於是，天津原來的航運中心三岔河口嘈運碼頭逐步衰落，英租界成了天津的貿易、航運中心。此後，天津的對外貿易增長得更為迅速。18世紀70年代初期，天津的對外貿易總值為1000多萬海關兩，1889年增至3124萬海關兩，1894年又增至4427萬海關兩。這樣，天津一躍成為全國名列前茅的重要通商口岸，天津英租界也成了所有英國專管租界中最繁榮的一個。界內建成成排的高樓大廈，建成維多利亞道等交通幹道[13]，還建成作為工部局所在地的巨型公共建築戈登堂[8]。不過在此期間，天津法租界和天津美租界仍沒有多大變化。從1870年起，法國在普法戰爭中一敗塗地，隨後長期陷入侵略越南和中國的戰爭，對華貿易便一蹶不振。在19世紀70年代及80年代，每年抵達天津的法國商船至多只有數艘，有時甚至沒有一艘。在這種情況下，法租界就失去了興盛的基礎。美租界的情況尤為特殊。於是，在第一個時期即發展時期中，天津的租界中始終是英租界一枝獨秀。
從1895年起，天津租界進入第二時期即全盛時期。從這一年起的8年間，德、日、俄、比、意、奧等6國先後在天津開闢租界，英、法、德、日等4國的租界分別得到一次或數次的拓展，使天津形成幅員為縣城8倍的8國租界夾峙海河的形勢。同時，隨着中國與有關各國大規模地開展修治海河的工程，較大的外國商船已可直接駛抵天津租界；而從海河中挖出的大量泥沙又填平了英、法、日等國租界中的成片沼澤，使得天津租界的投資環境得到很大改善[3]。
1897年3月31日，天津英租界第一次擴張，向西擴展到牆子河，這個擴充界有1630畝。1902年10月23日，天津英租界第二次擴張，面積131畝的天津美租界併入，成為天津英租界的南擴充界[8]。1903年1月14日，天津英租界第三次擴張，再度向牆子河以西擴展了3,928畝，稱為推廣界[8]。1918年，天津英租界各區域合併管理，工部局代理工程師亨利·麥克盧爾·安德森提出了統一的規劃方案，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在此方案基礎上組織實施，奠定了天津英租界的總體城市空間基礎[14]。
1923年6月，中華民國大總統黎元洪曾宣布將北洋政府遷往天津，實際是天津英租界，並在當地發布總統指令和總統任命，並設立議員招待所，使天津英租界一度短暫成為民國大總統的駐地以及沒有內閣的政府所在地[3]。
日本侵華戰爭開始後，日本對英國積極援華、道義譴責日本的態度極為不滿。同時，日本的侵略使其與英國在租界的矛盾迅速發展，國際租界的存在已經成為日本建立「東亞新秩序」的障礙[4]。1939年，日軍幾乎同時對天津英租界以及鼓浪嶼的租界發起進攻。由於天津英租界地處華北一直是中國民族主義者開展反日活動的理想基地，且流通中國官方法幣並存有相當數量中國政府的白銀儲備，因而日本將天津英租界作為突破口[15]。
1938年9月，英租界當局根據日本軍事當局建議，逮捕了一名據稱是抗日游擊隊領導人的蘇清武。日方要求英租界當局將此人予以引渡，但被以證據不足拒絕，於是雙方僵持不下。而英國政府內部在激烈討論後，認為日本在天津事件上的施壓是其『新秩序』方針指導下的一個龐大的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而這個政策旨在把英國在華勢力及利益完全排擠出去[4]。因此，英國方面應當對此持強硬態度，拒絕移交。1939年4月9日晚，親日派人士、天津海關監督兼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天津支行經理程錫庚於在天津英租界內的大光明戲院遭遇狙擊暗殺[16]。英租界當局逮捕了四名嫌疑犯，但因「採取這一行動良心難安，而且將很難向重慶交待。」拒絕移交四人。6月5日，日方則威脅封鎖英租界[17]。卡爾提議由英國、日本、美國各出一人組成調查委員會，未被日本接受。1939年6月14日，日軍開始徹底封鎖天津英租界與法租界，造成天津英法兩租界內正常生活的停頓，以逼迫租界當局交出嫌疑人並要求英國放棄親華政策，史稱「天津英租界危機」或「天津事件」（Tientsin incident）[4]。
日本此舉引起了英國的強烈反應。日軍對出入英租界的英國人不分男女都要脫衣檢查，致使英國輿論為之譁然[18]。英國開始考慮對日經濟制裁的問題，6月17日，英國宣布，如果天津局勢至本周周末仍未改善，則英國將採取包括取消日本原享之最惠國待遇、廢棄1911年英日條約、對進口日貨一律加征重稅等報復措施[19]。
日本在德國和意大利的外交支持下表示，若英國敢派艦隊解除天津英租界封鎖，就在歐洲立刻發動戰爭。7月24日，英國最後對日本作出讓步，英國駐日本大使克萊琪和日本外務大臣有田八郎雙方簽署了《有田-克萊琪協議》就解除封鎖條件達成一致[4]，同意引渡了英租界內四名中國嫌疑人交予日軍。然而，隨着歐洲的局勢對英國日漸不利，新任首相溫斯頓·邱吉爾力主對日妥協，儘快解決天津危機[4]。最終，英國不顧中國的反對，於1940年6月12日與日本正式簽訂天津協定向日本妥協。日軍解除了對天津英租界長達372天的封鎖，天津租界危機由此平息[4]。
1927年1月，漢口英租界的收回引發震動，天津各界亦有收回天津英租界的輿論聲浪。因此，北京政府專門組成接收租界委員會，把收回天津英租界的問題提到了日程[6]。天津英租界當局迫於形勢，採取了兩手準備。一是通過會商「第一步為確保永租權」，拖延收回時間；二是採取中英共管的辦法做好「交還」的準備[6]。1927年3月，中英組織了交還天津英租界委員會，雙方代表開始進行接觸會商，經過9次討論，初步取得統一意見，即：採取中英共管的辦法，組織中英共同管理委員會，由英租界行政部將管理權移交給共同管理委員會掌管並擬出一個《紫竹林市政管理章程草案》[6]。當時，由於中方主管部門認為「章程」草案必需修改而未能很快獲准。後來，由於中國政局的動盪，天津英租界收回問題便無人再提及[6]。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當日，日軍進駐天津英租界。1942年2月，日本宣布將已接管的天津英租界移交給親日的汪精衛政府[6]。同年10月9日，美國與英國政府分別通知國民政府，聲明願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及其他有關權益，並擬提出草約進行談判[5]。經過兩個多月的談判後，1943年1月11日國民政府與英國於重慶簽訂《關於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規定中國將收回天津英租界[5]。3月，汪精衛政府將租界更名為「興亞第二區」[20]。
1945年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行政院於11月24日公布《接受租界及北平使館界辦法》，宣布正式收回天津英租界[3]。同日，天津市前英、法、意租界官有資產與官有義務、債務清理委員會成立，對英、法、意、日租界準備正式接管。翌年12月，開始對各租界進行清理，至1947年5月結束[6]。
隨着局勢變更，天津英租界內部分財產的產權在法理上仍屬於英國或其國民，但後者已失去實際控制權。迄1987年6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英國政府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解決歷史遺留的相互資產要求的協定》，釐清了歷史上兩國間遺留下的全部資產問題，原天津英租界內遺留不動產共71.8萬平方米及其他財產正式確權[21][7]。
天津英租界整體由「原訂租界地」及三次擴張後獲得的租界地（擴充界、南擴充界、推廣界）組成，東臨海河，北面沿寶土徒道（現營口道）與天津法租界毗鄰，西到海光寺大道（現西康路），南沿馬場道到佟樓[6]，與原法租界毗鄰的6149畝的區域範圍。
從1860年劃定初始範圍，至20世紀初完成擴張，天津英租界市政建設力度逐年加大。1919年，原訂租界與擴展各部分合併後，英租界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擴展區域內遍布坑掛塘淀，英租界工部局自1919年起即開始吹泥填地工程，直至1935年底徹底完竣，從而將遍布沼澤的地帶開發建設為近代化城市區域，極大改善了當地的條件。從1860年到1930年代，天津英租界逐步形成不同的城市功能分區，包括河壩碼頭區、經濟金融區、工業用地區、高檔居住區等[6]。
1860年12月初，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依據《北京條約》中「准許英國僑民在通商口岸租地賃屋」規定，照會直隸總督恆福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英國「欲永租津地一區，為造領事官署及英商住屋、棧房之用。」[6]12月8日，奕訢赴天津與恆福等一起辦理此項交涉事宜。12月17日，清政府正式批准設立天津英租界，其界址為：東至海河，西至海大道（今大沽路），北至寶士徒道（今營口道），南至博目哩道（今彰德道），共占地460畝，立契永租[6]。至此，英國成為最早在天津劃定租界的國家，這塊英國最初劃定租界區域後來被稱為天津英租界的「原訂租界地」[6]。
天津英租界擴充界（英語：British Municipal Extension）是天津英租界原訂租界地劃定後的第一次擴張[6]。
1895年、1896年，天津德租界和天津日租界先後劃定後，英國以「洋行日多，僑民日眾，租界不敷應用」為由，要求將英租界自海大道（今大沽路）向西擴展到牆子河內側的圍牆（今南京路北側），計地1630畝。1897年3月31日，天津海關道唐紹儀正式發出布告予以承認，此次拓展新設立的租界區域被稱為「新增界」或「英國工部局擴充界」或「英國擴充租界」[6]。
天津英租界南擴充界（英語：Southern Extension）的前身是天津美租界，是天津英租界原訂租界地劃定後的第二次擴張[6]。
1880年，美國領事提出歸還，聲明放棄在天津的租借地，並交由天津海關代管，但清政府並未接收[22]。美國對天津美租界的占領意願不強，但1895年，德國要求在「北由杏花村之下仁記洋行南邊道路外起，南至小劉莊之北莊外止，東至河邊，西至海大道」的區域劃定天津德租界，其中包括美租界的部分地區，引起美國的不滿和抗議[22]。1901年7月，英美兩國公使在北京舉行談判。美國提議英國放棄專管租界、建立公共租界。遭到英國拒絕後，轉而提出將美租界有條件地交由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管理[22]。同年11月，美英兩國未與清政府協商便達成協議，將美租界納入英租界管轄，條件是：必要時美國可以在原美租界單獨實行軍事管制；美國有權在該界河壩停泊軍艦；該界所屬英國工部局董事會至少要有一名美籍董事；該界內的土地轉讓須在美國領事館登記；如制定專門適用於該界的特殊規章必須得到美國領事的同意；美國政府有權中止此項協定，重新對該界實施管理，但必須在一年以前通知英方[22]。
1902年8月6日，英國駐華公使致函北洋大臣袁世凱，告知英明協商事宜。次日，袁世凱即答覆，同意英租界工部局接管美租界：「既經貴大臣與美公使商妥辦法，歸貴國工部局管轄，本大臣自應亦無異言。」[23]同年10月23日，由天津海關道發出布告予以承認，原天津美租界區域正式併入天津英租界成為其南擴充界[6][22]。
天津英租界擴充界（英語：British Extra Rural Extension）是天津英租界原訂租界地劃定後的第三次擴張[6]。1987年，天津英租界第一次擴張後便開始醞釀再次擴張至牆子河外。
1901年，英駐津總領事金璋制訂了《英牆外推廣界合同》，對擴充租界的理由以及擴充的範圍，都作了明確的闡述和規劃。後來，在此基礎上，經過中、英雙方的會商和對擴充區域界限的勘定，擬出了《英國圍牆外擴充租界章程》，將英租界又向西推至圍牆以外，越過牆子河（今南京路）直到舊海光寺大道（今西康路），南沿馬場道到佟樓，計地3928畝，稱之為「牆外租界地」或「推廣界」[8]。「章程」擬出之後，金璋要求清政府必須「出示曉諭」[8]。1903年1月14日，天津海關道和英總領事正式發布《英國圍牆外擴充租界章程》，規定擴充租界內工商、稅收、司法均歸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管理，同時聲明「推廣界」確立[6]。
除了原訂租借地和三次擴張以外，英國還以「越界築路」的手段，強占了租界以外的一些土地[6]。
1886年，英籍德人德璀琳，經直隸總督李鴻章的同意，在佟樓迤南向西的養牲園附近占地，建造了別墅和賽馬場。後來，英租界當局又以連通賽馬場的交通為名，從賽馬場經佟樓沿英租界邊界直至牆子河修築了一條馬路（即今之馬場道）。英租界第三次擴張後劃定推廣界後，馬場道以及由佟樓至馬場道的一段土地，包括賽馬場本身及沿馬路兩側的不屬於英租界範圍之內的土地都已為英租界當局所占有[6]。辛亥革命後，北洋政府曾為此事與英國領事辦過交涉，但無結果。1925年，李景林任直隸督辦期間，曾與英領事交涉此事，但最後以承認既成事實為由，將賽馬場及沿馬場道兩側土地、房屋、警察權等均劃歸英租界所有[6]。
天津英租界仿照英國制度設計了政治制度，設立之初便引入了選舉的理念和選舉人制度，成為僑民高度自治的租界[8]。英國駐天津總領事每年召集天津英租界選舉人大會年會並任大會主席，但其很少干預租界的日常行政管理。因而，天津英租界的管理模式被認為是在董事會與總領事之間的博棄與磨合中漸趨自治化的過程，是19世紀英國國內所經歷的城市政府改革與民主化進程在天津的一個跟進和縮影[8]。從1880年代前後開始，天津英租界作為「自治城市」的特徵不斷突顯，一方面反應了租界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其社會職能、特別是公共服務職能必然相應擴大的客觀趨勢，另一方面也是英國僑民為主的租地人團體不斷按照英國國內城市政府運行模式強化租界自治、提升租界管理效率的結果[8]。
天津的英國領事不擔任工部局董事會的總董，在一般情況下都不干預工部局負責的日常行政事務。對於租界納稅人會議作出的改革租界現狀的決議，英國領事也只能在決議作出後的數天內加以否決，過後則無權推翻。同時，英租界的租界警察不受領事指揮，而是直接受工部局節制的少數租界之一[24]。正因為如此，英租界被稱為由僑民「自治」的租界[25]。
天津英租界在劃定之初，就引入並施行選舉人登記制度。由於有完善的土地登記制度做保障，原訂租界工部局早期以租地人所承租的土地畝數為標準確定選舉人資格，實現了對選舉人的登記。租地人只要達到最低租地標準即在天津英租界內享有選舉權[8]。
天津英租界選舉人大會，全稱為「天津英國工部局所轄區域選舉人年度大會」（英語：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Electors of the British Municipal Area,Tientsin），是租界最高權力機關，分為常年大會常年大會（英語：Annual General Meeting）和特別大會（英語：Other General Meeting）[8]。由英國總領事擔任主席，但通常沒有投票表決權，僅當贊成與否決兩方票數相等時做最後表決[8]。
選舉人年度大會涉及界內行政、財政、捐稅、章程修訂、條例制定等各項議案均須提交大會，由一人動議，一人附議，繼由與會全體選舉人表決。從1919年1月1日，天津英租界各區域正式合併開始，至1941年，天津英租界選舉人每年4月中上旬召開一次常年大會，在天津英租界存續期間共計召開23次。如遇緊急情況或重要事項需選舉人大會集議表決時，總領事可隨時發起召集特別大會。此外，若董事會多數董事或15位以上的選舉人向總領事提交書面申請，總領事也可召集特別大會[8]。
天津英租界董事會為天津英租界內的統治主體和決策機關，負責天津英租界中的一切應行事務，如：租界章程、任免官吏、買賣公產、籌措財政、捐稅和經營公有設備及公用事業等事務[6]。
董事會的董事由天津英租界裡的納稅人推選產生，任期為一年，任滿全體董事改選，在不同時期，用租金董事會的構成有所不同[8][22]。1899年以前，天津英租界董事會由五名董事組成，均為英籍人士，後來董事名額增至九名[8]。1902年，天津美租界附條件併入天津英租界時，英美雙方約定工部局董事會中至少有五人為英國籍，一人為美國籍[22]。後來，《駐津英國工部局1918年章程》規定，天津英租界董事會的董事名額必須為五人以上，其中，至少有五名為英籍。1926年，天津英租界董事會設中籍董事二人[8]。1927年，天津英租界董事會中中國籍董事席位增至三個。1930年以後，又增加一名中國籍副董事長[8]。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英語：Tianjin 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成立於1862年，起初只是負責工程維修等事，後發展為全面管理租界行政事務的機構[26]，間接地受英國駐中國領事館和英國外交部的領導。19世紀中葉，英國各城鎮興起了建築市政廳的潮流。天津英租界緊跟英國潮流，於1888年年動工興建了英租界的市政廳戈登堂，成為近代各國在華租界中的第一個「市政廳」，體現了天津英租界作為市政自治單元的本質屬性[8]。1899年，天津英租界推廣租界的董事會下也成立天津英租界推廣租界工部局，組織狀況與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基本相同[27]。1919年1月，天津英租界原訂租界、天津英租界推廣租界與天津英租界牆外租界合併，組成一個統一的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其組織狀況與原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基本相同。天津英租界董事會設立之後，也相繼成立了董事會的執行機構：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當時的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設財政處、工程處、警務處、電處務、水道處和衛生醫官處等處[28]。
此外，天津英租界內還先後設立過六個由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和其訂立保管契約的保管團，分別為：紅牆道球場保管團、債券保管團、空地保管團、英文學堂保管團、天津公學保管團和養老金保管團[28]。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還設有八個市政委員會：電氣委員會、醫務委員會、自來水委員會、工程委員會、機要會計委員會、學校委員會、警備委員會、義勇隊委員會。這八個市政委員會的委員由天津英租界董事分別兼任，董事長兼任各委員會委員[6]。
1900年6月，義和團運動波及北京，各國使館被封鎖失聯後，駐紮天津租界內的各國駐軍組成了「八國聯軍」2,000餘人，參與其中的英租界英軍915人。1900年，英國在當時的天津英租界推廣界內建造了英國兵營[29]。1901年9月7日，《辛丑條約》簽訂，包括英國在內的國家可以在北京至山海關之間駐紮軍隊，每年夏季，部分英軍會輪換至山海關駐防[30]。
1936年11月，駐紮上海的蘭開夏燧發槍團第一營（英語：1st Battalion, Lancashire Fusiliersl）換防至天津。在中日戰爭的背景下，英國政府內部對於是否繼續維持這支規模較小的駐軍意見不一[30]。1937年2月4日，英國陸軍部建議將華北及上海的駐軍撤至香港[30]。然而，英國外交部認為撤軍會損害英國在中國的條約權利和國際聲望，甚至被視為向日本妥協，應維持駐軍以表明捍衛英國在華利益的決心[30]。
1937年底，日本占據華北後，英國政府認為一旦日本在華北扶持未受國際承認的親日政權，將有必要撤回平津的外交官員、北平使館衛隊和天津駐軍，為此與美、法兩國協商[30]。美國方面認為撤軍為時尚早，日本在華北建立偽政權不影響其在華條約權益[30]。法國認為主動撤出將被視為對《辛丑條約》所規定義務的背棄，外交官員和駐軍是支持中國政府的重要象徵，撤退會被日本用來削弱國民政府的威信並直接威脅天津租界的地位[30]。鑑於美國和法國的反對態度，英國的撤軍計劃暫時擱置[30]。
1938年初，華北地區政治形勢的變化使美英法等國被迫考慮華北駐軍的撤退問題[30]。1月18日，美國改變計劃，決定撤退大部分華北駐軍，但在英國擔憂撤軍會導致日本侵犯天津英租界[30]。19日，日本在華軍事當局就曾以搜捕反日分子為藉口，試圖強行進入英租界，但英國強硬表態，將其視為極端羞辱，從而堅定暫不撤軍的立場[30]。日本則態度軟化，聲稱是翻譯錯誤所致[30]。
天津英租界的自治和民主參與雖然有一定程度的體現，但仍存在諸多局限性，如權力集中、居民參與不足等問題[31]。工部局董事會雖由選舉產生，但長期由相對固定的人員擔任，對租界內事務形成壟斷，破壞了民主自治的原則[31]。有選舉權的租界居民參與市政管理的積極性不高，選舉人權利的行使並不充分。選舉人大會無法定出席人數的規定，實際出席人數常常與有選舉權人數存在較大差距[31]。以1930年英租界選舉人常年人會出席人數和有選舉權華人人數為例，有選舉權人數為318人，實際出席人數152人，其中洋人56人，華人96人，出席率不足五成[31]。雖然英租界實行了自治制度，但各機構之間的權力制衡關係並不完善。董事會的個人權力受到集體會議制度的制約，但也存在長期壟斷的問題[31]。
天津英租界是中國最早引入歐洲城市規劃理念並實現市政近代化的區域之一[32]。自1860年天津開埠到1945年租界收回，先後有九國在海河沿岸開設租界，高峰時期有八個國家同時進行租界規劃和建設，其中天津英租界的城市規劃和市政建設不僅時間最早、規模最大，從結果來看也最為成功的[1]。一方面，英租界的建設和開發得到了英國技術、人才和裝備支持。另一方面，市政建設的順利進行，也離不開租界內外各利益相關方的支持，因此也就必須符合其利益訴求，需要有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等機構從中協調推進[1]。
1860年天津英租界劃定後，工兵上尉查理·喬治·戈登於當年年底開始了測繪，並於1861年制定了英租界最初的城市規劃。1890年，曾在怡和洋行天津分行任職的柏齡庚（英語：Augustus William Harvey Bellingham）先後接任英租界工部局測量師、工程師，在1890至1909年間主導整個天津英租界規劃、建設、管理等工作，包括制訂擴充界規劃、推廣界規劃草案及參與三次擴張相關事務等[33]。1918年，天津英租界合併管理時，天津英租界工部局代理建築師亨利·麥克盧爾·安德森向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提出統一規劃方案，被稱作「安德森規劃」，英租界工部局在此方案的基礎上組織實施，奠定了天津英租界的空間基礎[14]。
天津英租界規劃與市政建設成功原因，一方面，英租界的建設和開發得到了英國技術、人才和裝備支持，引入先進的城市規劃理念[32]。英租界的開發注重城市規劃，每一次擴展都配合着一個新規劃案，歐洲城市規劃的實踐和新理念隨之被直接引入到租界建設中，如功能分區、街區劃分、「田園城市」理念都影響了推廣界規劃[32]。其次，天津英租界的三個規劃均由英國工程師制訂，並由英租界工部局負責實施。最後，1930年代開始，為了提高吹填效率，英租界工部局自行出資購進了一批船舶設備，這些船舶之後留在天津德租界內的海河工程局，繼續在其他區域的吹填以及河道疏浚中發揮作用[32]。另一方面，市政建設的順利進行，也離不開各利益相關方的支持，因此也就必須符合其利益訴求[32]。
與天津法租界、日租界相較，天津英租界路網布局自由，反映了當時英國流行的田園城市理論思想[34]。
1870年，天津英租界建成了從老海關大樓到利順德飯店的第一條馬路——維多利亞道 (天津)（今解放北路），這也是天津各國租界中修築的第一條路[35]，與法租界大法國路合成中街[13]。1887年，在英租界董事長德璀琳住宅前，英工部局用碎石塊鋪設了一條道路，成為天津第一條碎石路，雖然技術並不先進，但與當年一般的土路、爐灰路相比，顯然進步了許多[13]。此後，又相繼修築了馬場道、海大道（今大沽路）等道路，但都是簡陋的土路或碎石路。天津英租界初期規模不大，只有3條南北向道路，即中間的維多利亞道，東側的河壩道，以及西側的海大道；東西向道路雖有六七條，但都極短[13]。其中怡和道及寶順道均以洋行命名。至19世紀末租界擴展以後，陸續建成的街道達到70多條，在推廣界馬路修築過程中，築路材料不斷升級，主幹道的路寬也不斷拓展[32]。其中許多路名以英國本土或屬地城市命名，例如新加坡道、劍橋道、愛丁堡道、倫敦道、都柏林道等路[34]。
天津英租界內建設了天津近代最早的公園[36]。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結合海河清淤工程，對部分泥沼地區進行填築使之成為城市公園，如天津英租界最早的園林景觀維多利亞公園[37]。1887年6月21日，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女皇登基50周年之日，該公園正式開放，故稱「維多利亞公園」，在當時有「英國公園」的別稱[37]。維多利亞公園占地18.5畝，全園規劃採取西方傳統園林的規則式布局，但在風格方面則具有非常明顯的折衷主義風格[36]。其在植物配置，布局建築和園林管理方面在當時都較為先進，並對天津後世園林的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38]。
此外，英租界內的公園還有皇后花園、久布利公園、義路金花園等。在推廣界的地產開發中，各國建築師投入建築設計中，造就了現今「五大道」現在「萬國建築博覽會」的城市景觀[32]。
天津英租界是中國最早實現供水供電等市政近代化的地區之一[32][39]。
天津英租界早有建造水廠的想法，但礙於經費不足而一再擱置[40]。1894年6月，香港爆發霍亂加劇了天津英租界居民對飲水衛生狀況的擔憂[40]。加之10月的一起火災，引發了《京津泰晤士報》上長達一年的討論。1895年9月，租界中最具影響力的八位要人把共同制定的一套供水計劃提交至租界工部局，希望能夠獲准建立「天津自來水廠」（Tientsin Water Works），後者很快把這份計劃作為提案在轉年年初的租地人大會上提交公眾審議[40]。但由於供水方式和水源的選擇存在分歧，會議遲遲不能做出決定，相關提案僵持不前[40]。
經過接近四年的籌備、論證，1898年，英商仁記洋行在今保定道與建設路口位置建設了天津英租界的第一家自來水廠——天津自來水廠[39]。1899年1月1日，天津自來水廠正式開閘供水，象徵着天津第一套現代工業化供水系統正式運營[40]。天津成為繼上海、旅順兩家水廠之後中國的第三家自來水廠[41]。創辦人投資19.8萬兩白銀，1898年11月完成鋪管工程，次年1月開始投產。後來隨着英租界不斷擴大，1923年1月，英租界工部局收購了這家自來水廠並改組為「英租界工部局水道處」[39]。1925年，因當時的海河水污染嚴重，英租界工部局在擴建水廠的同時，開始用深井產水的嘗試，提高了出水的水質。截至1941年2月，英租界工部局水道處下屬自來水廠有巴克斯道機廠、達克拉道機廠、皇后花園機廠和河壩進水機廠等四家自來水廠[39]。四廠總生產能力為河水1,363立方米，井水11,818立方米[40]。在該處管理期間，共鋪設供水管道5.57公里。英租界總面積為3.7平方公里，供水管道每平方公里為14.58公里，普及率幾乎達百分之百。當時牆子河西住宅建築雖不多，但均已在鋪路之前埋設了供水管道和消防栓，可以做到基礎設施超前施工[32]。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接管了英租界，天津自來水廠改名為「天津市自來水管理處」[39]。
1906年起，天津英租界自可以供應電力。英租界工部局委託仁記洋行集資25萬元，在黃家花園一帶，建立一個小型直流發電廠[40]。1923年自裝1,000千瓦汽輪發電機兩台，改為交流供電。電燈廠剛開辦時，實際接線的用戶的負荷總數大概剛好1,000千瓦。到1936年，該廠發電總容量增長為7,000千瓦，供應範圍為除英租界外還向天津德租界供電[32]。
由租界發起的基礎設施建設，解決了集中供水供電、道路橋梁、公共交通、商業及住宅建築等城市生產和生活的基本問題，為中外資本提供了適宜的投資環境。因而天津英租界的經濟日漸繁榮，天津當地的經濟重心也由華界的天津老城逐漸轉移至英租界。由於英租界積極疏浚海河，修建碼頭設施，天津三岔河口的航運中心的位置也逐漸被英租界取代[3]。1937年前後，天津483家較大的洋行，有404家集中於英租界[3]。包括天津英租界在內，在華的各國租界中英租界大多繁榮興盛，而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英國是當時國力最強盛、商業最發達的國家，在很長的時期中它與中國的貿易額占中外貿易總額的絕大部分。因此，來華的英國商民人數眾多、財力雄厚，在一開始就有足夠的金錢來向本國租界投資。第二，由於英租界大多開闢最早，天津英租界也不例外，是天津九國租界中最早開闢的。因此，英人往往可以選擇有利於貿易發展的地段作為租界的界址。第三，在各地英租界開闢之際，其他外國租界屈指可數，而九江、鎮江等地則始終只有一個英租界。即使在天津，雖然法租界幾乎與英租界同時劃定界址，但法租界則是在劃定約二三十年後才具有規模[3]。
天津英租界設立伊始，商業不是十分興盛，天津地區的港口為內貿為主，隨着開埠逐漸轉為外貿港口，碼頭也逐漸由三岔河口一帶遷移至天津英租界的紫竹林碼頭[42]。1870年，天津教案發生後，外國人及洋行紛紛因為安全因素從天津城廂遷入租界，各類貿易活動在英租界內聚集，促進了英租界的早期發展。同治十一年(1872)三口通商大臣裁撤後，紫竹林港區的外貿與關稅完全由英國人控制[42]。
隨着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和天津英租界環境的不斷改善，從事貿易的洋行數量逐年增多。1937年前後，天津483家較大的洋行中，有404家設立在英租界內[3]。其中，英國在開設的各類洋行達68家[6]。在天津英租界的英商洋行經營範圍廣，涉及範圍從鴉片到各種機器、軍火，因此英商洋行在進出口貿易方面，長時間處於主導地位[42]。其中，英商的怡和和太古兩家洋行壟斷着天津的航運事業並在英租界河壩設有專門的碼頭和倉庫[42]。
當時，天津英租界界內比較著名的洋行有：高林洋行、怡和洋行天津分行、太古洋行天津分行、新泰興洋行、仁記洋行天津分行、安利洋行、永豐洋行、永昌泰洋行、亞細亞火油公司天津分公司、永盛洋行、保祿洋行、英瑞公司等[6]。
1937-1943年間，日軍控制天津地區，部分洋行逐漸從英租界向日租界聚集，在天津形成了「英租界中街-日租界旭街」雙中心格局[43]。
天津英租界作為天津銀行業的集中地之一不僅聚集着眾多的外國銀行，也集中了許多的華資銀行。在當時各國租界中，天津英租界貿易發達、經濟繁榮，行政制度和市政管理也較其他租界先進，因此，當時的外國銀行多集中在天津英租界的維多利亞道[6]。
1882年，滙豐銀行天津分行天津分行在天津海關對面天津英租界成立，是最早在天津英租界設立的外資銀行[6]。1923年，滙豐銀行在英租界中街（今解放北路）購得高林洋行的一塊地皮修建新行[6]。
作為外國對華借款的核心銀行，滙豐銀行獲得了對華關稅、鹽稅的管理權[44]。天津作為京城的門戶和北方商貿重鎮，滙豐銀行天津分行的地位一直高於其他分行，其經理均以總代表的身份常駐天津[44]。滙豐銀行天津分行成立後，天津的外匯市場價格即以滙豐銀行的牌價為準[44]。天津外匯經紀人以滙豐銀行天津分行為主席的「外商國際匯兌銀行公會」指定[44]。在滙豐銀行的操縱下，另設有外匯經紀人公會，壟斷天津的外匯市場[6]。1899年，橫濱正金銀行天津分行在天津利順德大飯店內開辦，1926年，在維多利亞道建設了具有古典主義風格大樓作為分行新址[6]。
在各家外資銀行之中，滙豐銀行天津分行地位最高，該行自1882年在天津成立以來，其資本總額一直處於天津各外資銀行之首[44]。1934年時，其一家銀行的資本總額占外資銀行總資本的18%[6]。 此後，麥加利銀行、華俄道勝銀行、德華銀行、花旗銀行華比銀行等相繼在天津英租界設分行，到1927年，在天津英租界等租界內開設分行的外資銀行已達13家。由中國資本創辦的銀行大多設立於天津法租界或華界。而1919年由北洋政府財政部籌辦創辦的中國實業銀行，於1921年選址並遷入英租界[45]。
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占領天津，滙豐銀行天津分行在天津的業務地位逐漸被日本橫濱正金銀行天津分行所取代[6]。1938年春夏之交，天津英租界內的銀行業成為中國政府與英、法、日等國家角力的焦點[15]。為避免留存於天津英、法租界的巨額白銀被日本竊奪，中國方面展開以英國為主的對外交涉。因國民政府最高決策者蔣介石對天津租界存銀問題關注不夠，直接從事對英交涉的外交部與主管貨幣銀行事務的財政部未能充分溝通和融洽合作，加上英國為維護自身利益，不顧中方反對，對日採取妥協退讓政策，進而影響法國也向日本作出同樣讓步，中國存銀最終被日本監控並攫奪[15]。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滙豐銀行天津分行在英租界的資產被日本沒收，業務停止直至1945年後恢復，1954年正式撤出中國[44]。
除銀行業以外，隨着貿易的發展保險業也進入天津。1843年，天津開埠前，從事進出口貿易並代理保險業務的仁記洋行第一個來天津設立機構，代理公律冠冕和巴勒等保險公司業務，將近代保險業代入天津[44]。1861年，天津英租界設立後，怡和洋行保險部開業，專門代理英國裕仁、聯盟、環球等保險公司業務。隨後，太古洋行等也代理多家保險公司業務[6]。
天津英租界的工業最早是伴隨着服務於商業貿易而誕生的，一些是為進出口貿易服務的駁船、包裝企業，一些是為天津英租界居民服務的供水供電企業[6]。
1871年，外國資本獲准在天津經營航運業務，須經清政府規定試辦年限。1874年5月，英商集資在天津英租界河壩道興辦的大沽駁船公司，是在天津最早經營的近代外資企[46]。1889年9月，大沽駁船公司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47]。截至1931年前，整個天津海河的駁運事業均有天津英租界的太古洋行所屬的天津駁船公司以及大沽輪駁公司兩家英國公司壟斷，這一局面直至1929年天津金城銀行設立的華商天津航業公司在1931年開闢第一條航線才改變，香港特首董建華之父、航運巨擘董浩雲最早即在此做學徒進入航運業[48]。
服務於日漸繁榮的對外貿易，除航運駁船業以外，包裝業成為英租界裡最早出現的外資工業，包裝業是與進出口貿易有密切聯繫的工業。天津從貿易外國洋行都附設有打包廠，如：高林洋行打包廠、德隆洋行打包廠、世昌洋行打包廠等[6][6]。
隨着天津英租界的不斷發展，其工業種類和數量也不斷增加，在食品工業方面，天津萬國汽水股份公司、屈臣氏藥房製冰廠、心樂冰廠、華北飲水公司、米各士公司、美國制乳廠相繼在天津英租界界內成立。在捲菸工業方面，坐落於英租界的英美煙草公司天津公司、高林洋行捲菸廠一直壟斷着華北地區的捲菸市場。在紡織工業和機械工業方面，海京洋行毛織廠、華士洋行絨氈廠、車輪公司、東方機器工廠、拔柏葛鍋火爐公司、泰民電機廠、捷隆汽車行、美最時機器公司、西門子電氣廠相繼在英租界內設立[6]。
此外，天津英租界裡的華資工業出現於1870年代末，多為當時一些參加洋務運動的官僚投資興建而成的，其中包括麵粉、機器修配、織呢、地毯、毛紡等工業。1886年，天津英租界內開辦了萬順鐵廠。其他規模比較大的有北洋織絨廠、仁立毛紡廠、東亞毛呢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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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英租界擁有兩處商業聚集區。一處是東南部邊緣的小白樓和中部的黃家花園，另一處是小白樓商業區為白俄聚集區，開設有眾多服務於各國駐軍的酒吧、舞廳、西餐館、服裝店、美容店等，俄國色彩濃烈[3]。而天津租界早期的餐飲、酒店等服務業多集中於英租界。1863年春天，在天津傳教近兩年的英國籍牧師約翰·殷森德（英語：John Innocent）用傳教得來的布施紋銀600兩，和女王的駐津代表吉布遜簽訂了一份轉租土地的皇室租約在天津英租界內購地6畝，雇用民夫在土地最南端建造了瓦楞鐵頂英式平房，作為貨棧、洋行、旅館和飯店之用[49]殷森德按照自己姓氏的中文譯音和孟子「利順以德」的雙關，把飯店命名為「利順德飯店」[49]。19世紀90年代前後，天津英租界已出現彌納客店、施磨斯客店、蘭士顛茶點店等西式餐飲、服務行業[6]。
英租界劃定之後，曾由英國工兵上尉查理·喬治·戈登進行勘測和初步規劃，並繪製成地圖，同時把租界內的土地劃分成可供獨立開發的土地地塊，供私人開發。然後由英租界當局出售租約99年的《皇家租契》。與此同時，英國駐津領事還制訂了一個「臨時規章」，規定凡是「皇家租契」的持有者，有權參加天津英租界的選舉。
19世紀末期，天津英租界的土地、房屋買賣，只是洋人、官僚、買辦相互之間的私下交易，雙方從中獲利。與租界內的土地開發不同，房地產經營大多是私營機構。1901年設立的英商先農股份有限公司是天津英租界內第一家經營房地產的機構。
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隨着租界基礎設施的逐步完善，同時為了躲避戰亂，尋求庇護，中國的商人、企業家、買辦、軍閥、官僚、政客等爭相在租界購地建房，置產興業。這股熱潮致使天津英租界在1913至1923年間，地價又每畝由300兩銀漲至3,000兩。英租界的推廣界更是成為雲集各屆名流的高級住宅區，日後這裡成為五大道歷史風貌街區[3]。
在教會和租界華人的影響與參與下，天津的近代教育蓬勃發展。天津英租界作為天津租界中最繁榮租界，在教育方面的成績更是天津近代教育的一個縮影。 1905年，天津英租界內英國僑民捐款在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贈與的地基上創辦了安立甘教會學校，宗旨是「以英語為媒介，促進駐津英語母語兒童的教育。」[50]1918年春，教會學校被移交給天津市英租界工部局接管，從此學校被稱為天津英國文法學校[50]。1911年，北洋女師範學堂狀元、畢業生汪芸在英租界內創辦了天津私立競存女子學校，是天津第一所女子小學[50]。
英租界內公共財政向英國僑民教育傾斜引起華人納稅人的不滿。1926年1月20日，時任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華人董事的莊樂峰「會同陳巨熙，致函英工部局，建議對於英租界華人應有學校及醫院之便利」「英租界向界內華人徵收稅款，理應用此做一些諸如興辦教育等有益公眾的事」，後經英租界董事會商議，「英人學校，係由旅津英人募款建立，華人如能募集捐款當能照辦」[26]。英租界工部局也同意劃定校址，從英租界登記的房地捐稅中按每萬元抽一角八分的標準撥給建築費及平時經費，並定名為「天津公學」[26]。莊樂峰遂奔走募款，「卒於民國十六年募集熱心同志捐銀數萬元」，在1927年6月建立天津公學，並聘請北洋大學學監王龍光為首任校長，校址位於戈登路（今湖北路），是一所英式的私立精英學校[26]。創辦次年由於學生日增，莊樂峰向英租界工部局提出劃地擴建的要求，覓得牆子河畔一片53畝的窪地學校擴建的新校址，並聘請英國建築設計設計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設施齊全的學校，後遷至牆子河畔的現址[50]。袁世凱稱當時天津「學堂林立，成效昭然，洵為通商各屬之冠，中外士庶，靡不稱讚」[51]。
在租界的教會和華人推廣教育的同時，由洋人創辦的報刊雜誌也紛紛湧現，報社大多位於英租界和法租界。1886年11月6日，英籍德人德璀琳在天津英租界內創辦了天津第一份報紙《中國時報》[3]。這份報紙最初為英文周刊，撰稿人多為如丁韙良、丁家立等精通中國文化的傳教士，最具特色的是其專門翻譯刊登中國的新聞、上諭以及「其它一些任何中國報紙都無法與之相比的消息」，在當時被稱為「遠東地區最好的報紙」。1894年3月，英國建築師裴令漢（William Bellingham）在英租界工部局的支持下創辦《京津泰晤士報》（英語：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直至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停刊[3]。該報的產生發展促進了天津本地報業的起步和國民思想的進步。隨着大量外國僑民進駐天津租界，不少外國人藉助天津租界創辦報刊，常以《京津泰晤士報》為樣板[52]。
到20世紀30年代，洋人在天津創辦的報紙達40餘種，其中絕大多數辦在英、法租界並有教會背景[53]。這些報刊雜誌在傳播新聞的同時，也起到了開民智的作用。19世紀末至20世界初，隨着社會各階層逐漸認識到開民智的重要性，供市民免費閱讀報紙、雜誌和書籍的閱報處大量出現[54]。到20世紀30年代初，天津有近30家中外通訊社，發行報紙30餘種，總發行量超過29萬份，本地發行達18.7萬份。如果按當時天津有閱讀能力的人計算，日均2.5人就擁有一份報紙。此外，還有多如牛毛的各種小報[55]。
源自天津英租界並繁榮發展的天津報業在闡發政治主張的基礎上，也能關注中國的政治變革，比較客觀地分析中國社會現實，啟迪民智，對中國的西學啟蒙和社會轉型起到了推動作用[52]。諸如1894年6月，香港爆發霍亂加劇了天津英租界居民對飲水衛生狀況的擔憂。加之10月的一起火災，引發了《京津泰晤士報》上長達一年的討論，進而催生了天津自來水系統的誕生[40]。
天津租界成立之後，隨着英國僑民的不斷到來，各種近代體育活動首先在天津英租界得到廣泛的開展，各種運動協會和運動俱樂部紛紛在天津建立，天津最早的公共體育場也開始在英租界出現，二十世紀前期，天津英租界成為天津近代體育運動的中心[56]。 1864年，英國基督教倫敦會在津創辦了養正書院，愛好足球的英籍教師在學生中推廣足球活動，並常臨時組隊與英軍進行比賽[56]。1924年，出生於天津英租界的埃里克·利德爾成為第一位出生於中國的奧運會金牌得主。其任教於英租界的新學書院，該校因英籍教師較多，其中不乏足球運動員出身的教師，因此較早引入足球等西方體育項目。天津市第一個足球隊——辮子足球隊就在該校誕生，曾在華北運動會獲得第二名的成績[56]。此外，耀華中學有男女籃球隊、男子排球隊、足球隊、男女田徑隊、男女棒壘球隊、女子技巧隊等多個體育隊伍[56]。
1862年，天津賽馬會成立並舉行了天津的首次賽馬運動，是天津英租界裡最早的運動俱樂部[56]。此後，撒紙賽跑會、天津草地網球會、天津婦女草地網球會、天津草地網球協會、天津浮水會、天津冰球會、天津壘球會、天津馬球會、天津板球會、天津高爾夫球會、天津青年體育協會和天津業餘無線電協會等運動協會相繼在天津英租界成立[56]。
在運動場地方面，1895年1月由英租界納地捐者集資所設俗稱為「英國球場」的公共體育場在英租界落成[56]。1925年，天津英租界工部局邀請奧運冠軍埃里克·利德爾參與設計天津英租界體育場的改造工程，次年，參考英國倫敦斯坦福橋球場圖紙的民園體育場落成，並舉辦過萬國運動會等多項大型賽事[6]。
英租界開闢之前，原是一片荒地，並無村落，只有零星散居華人住戶，人數不足20人[6]。英租界開闢初期，人口增長速度緩慢。1867年，居住在界內的外國人有112人。到19世紀末，開始有大批外商入住英租界，到1906年，界內外國人總數達到1,970人。20世紀初，大批華人開始進入英租界居住。此後人數繼續增加，到1938年外籍居民已達到4,728人[6]。1937年七七事變後，天津華界大批居民移居到較為安全的英租界，以至到1938年，天津英租界的人口猛增到76,815人，其中華人72,087人[6]。到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已無英美僑民居住，除回國者，均押往山東濰坊樂道院——日軍關押大批英美僑民的濰縣集中營（Weihsien Internment Camp）[57]。
出生於天津的英租界居民埃里克·利德爾在1924年巴黎舉辦的第八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獲得田徑400米跑金牌和200米跑銅牌[56]。此外，曾經在天津英租界寓居過的各界名流有：原英國軍官、蘇丹總督查理·喬治·戈登，天津英租界董事長德璀琳，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慶親王奕劻長子，農工商部尚書載振、中華民國外交家顧維鈞，北洋直系軍閥領導人孫傳芳，國民革命軍二級上將、原天津市市長張自忠，直系軍閥首領、第六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曹錕和中華民國國務總理顏惠慶等[58]。1923年6月，時任中華民國大總統黎元洪曾宣布將北洋政府遷往天津英租界，使這裡一度成為中華民國大總統及政府所在地並於晚年寓居於此[3]
在天津英租界內，集中了幾座服務於外國僑民的宗教場所，包括英國國教聖公會教徒的諸聖堂；英國各個非國教教派教徒聯合使用的合眾會堂以及猶太會堂[59]。1937年，循道公會在英租界倫敦道（今成都道201、203號）設有聖道堂，但遲至戰後租界交還後才完工。
在教會組織方面，自天津英租界開闢以後，聖公會華北教區主教決定成立直屬英國國外布道會和聖公會華北教區主教領導的天津英國教會，該教會是一個在中國境內的純英國教會。此後，位於天津英租界的倫敦國外布道會、救世軍基督教、安立甘教會、基督教女青年會等相繼成立。其中，在義和團運動以前，安立甘教會就派傳教士來天津籌劃建立教會之事，並得到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的支持。1893年，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將英租界咪哆士道與馬廠道拐角處的一塊空地以「名義租金」租給教會，使之在天津英租界占有一塊地皮，之後，這塊地皮上便建起天津諸聖堂[6]。
天津英租界對社會治安的治理與其他國家租界不同，自租界工部局巡捕房成立便全權負責，從不依靠與黑社會合作維持治安[3]。1866年頒布的《天津英租界土地章程》第16條即規定：「領事警員及租界巡捕對於界內實施治安妨害及暴行者，或因此被控告者，有查拿之權。」可見，天津英租界的警務機構巡捕房或巡務處（英語：Police Departmen）的歷史可以追溯至工部局成立初年，主要負責英租界內的社會治安管理[8]。1931年，工部局巡務處的中文名稱改為「警務處」。英租界當局都力圖維持良好的社會風氣，實行禁止在界內開設鴉片煙館、賭場與妓院的制度。當英租界進行拓展時，租界當局對擴展區所實行的重要政策之一，便是取締當地原有的妓院、賭館等「傷風敗俗」的場所[60]。與天津日租界相比，由於英租界內沒有公開的煙館、賭場、妓院，相對來說英租界內黑社會的活動較少，犯罪率較低，社會治安較好[3]。
天津英租界設立之後，陸續建立起一些醫院以方便英租界僑民就醫診治。其中，天津英租界的一些醫院為教會所建。後來，隨着天津英租界的不斷擴張和人口的迅速增加，一些華界的天津華人醫生也來到天津英租界建立醫院和診所。因此，天津英租界這些現代醫院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為天津近代醫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在當時天津英租界開辦的醫院中，有1890年為京津及附近地區英國僑民集資建造的維多利亞醫院，凡英租界內的居民及納稅人，在此就診的診費較低，而英租界以外的居民的收費較高[61]。
在環境衛生和垃圾處理方面，天津英租界當局對傾倒髒土和清掃街道有着嚴格的規章制度，制度要求凡居住於英租界各戶人家的垃圾不准倒在街上，要先倒入自家設有的木製垃圾箱中，天津英租界當局雇清道夫每日清掃街道並要求住戶每日按照規定時間將自家垃圾箱中的垃圾倒入公共土車內並讓清道夫將公共土車運至河沿，倒入河中。在糞便處理方面，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採取強制措施規定居住於英租界的每戶居民必需建立一種經過試驗而且性能良好的化糞池，並將自家的污水管道與英租界內的下水道連接起來。後來，天津英租界當局決定在租界內停用糞車，戶主和地段業主必需按天津英租界新章程的規定修建與化糞池配套的新式衛生的廁所設備[6]。
天津英租界是天津九國租界中最繁榮的租界，因此對英租界的研究是對天津租界研究無法迴避的部分。對天津英租界的研究更加集中於城市規劃[32]、建築風貌、市政建設[40]、近代傳媒業[52]以及英日矛盾觸發的天津事件[4]等歷史事件。
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天津師範大學等是天津英租界問題研究的學術重鎮，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的研究偏向歷史綜合研究[8]，天津大學建築學院側重對天津英租界土地[2]、規劃[14]、建築[33]、路網[34][13]、景觀[36]、城市空間[62]等問題研究，天津師範大學側重對租界的市政管理[31]及旅遊開發[63]等問題的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對天津英租界內銀行業有所研究[45]。
2005年，天津市檔案館與天津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曾到英國徵集檔案，分別從英國國家檔案館、大英圖書館、東方學院、牛津大學等機構徵集到1860至1952年英國駐天津領事館撤離期間全部往來文件、英國駐大沽領事館檔案、1860年天津開闢租界、擴充租界信函和密文檔案、1895年英租界擴充檔案、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天津檔案以及圖片、地圖檔案[64]。2013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天津市檔案館編纂的《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史料選編》共3冊[28]。2015年，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天津市檔案館編纂的《天津租界檔案》叢書的第一輯《英租界檔案》共11冊，以原版影印形式收錄了天津檔案館藏有關天津英租界的各類檔案資料[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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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之後，原天津英租界中的部分房產轉為公有，不僅有政府機關、國有企業進駐作為辦公之地，普通居民也通過分配進入原租界建築內居住，使五大道等原英租界區域的社會結構及功能都有所改變[62]。1970年代後，隨着人口密度的急劇增加，五大道等地區居住環境逐漸惡化，原本幽靜的西洋建築逐漸淪為擁擠、混亂的大雜院，大部分經典建築在幾經易主後，雖然變更用途但得到保留，維持着歷史原貌，歷史形成的街區空間格局和形態基本得到保持[62]。原天津英租界所在地域目前為天津市中心城區的核心區域，2010年3月起，天津市開始在原天津英租界以解放北路為核心，對泰安道及周邊地區的歷史街區進行修繕並建設配套建築，將形成泰安道英式風情區，該工程已於2011年成型[66]。2011年。五大道被天津市規劃局確定為歷史文化街區進行重點開發，但也存在歷史遺產為城市開發讓位的問題[67]。此外，原屬於英租界的泰安道地區和解放北路地區也被列納入天津歷史文化街區。
2013年，原為天津英租界推廣界的天津五大道近代建築群中的39處代表性建築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8]，使得這一地區成為天津市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最聚集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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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英租界區域因歷史風貌已經成為天津市標誌性的旅遊景區[63]。
天津英租界遺存中作為旅遊景區具有代表性的是位於天津市中心五大道區域，指現今天津市和平區大理道、睦南道、常德道、重慶道、成都道這五條道路所在的區域，曾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天津英租界的高級住宅區。如今作為天津市十四處歷史文化街區之一，因其獨特的建築風格被譽為「萬國建築博物館」。在成為旅遊景點的同時，此處也擁有數量頗為龐大的常住人口，是典型的位於城市中心的人居型文化遺產片區[70]。
1999年，天津市政府開始對五大道地區進行全面整治，將其定位為高級住宅區、高檔辦公區和文化旅遊區，開啟了五大道開發利用的歷程[71]。
2012年開始，和平區政府從重點圍繞民園體育場的更新改造進行了針對性的旅遊開發，包括開發五大道歷史博物館、建立「五大道遊客服務中心」、開闢觀光馬車巡遊項目、在民園體育場文化中心地下一層開設進口商品免稅商場等。在餐飲方面,注重將餐飲與地區小洋樓文化特色相融合，引入了多種風格的餐廳、咖啡廳和酒吧[71]。
但目前原天津英租界區域的旅遊開發仍存在諸多問題，天津英租界推廣界遺存所形成的五大道地區街巷布局複雜，缺乏明顯的地理標誌和導向標識，遊客難以辨別街區位置[72]。民園廣場等公共空間利用不充分，草坪等區域被隔離，影響了人員流通和客戶吸引[72]。作為核心景區，民園廣場與周邊存在隔離感，缺乏整體性的景區開發[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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