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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兆麟(1882年—1942年10月17日),字畏三,號寬元,譜名錫敏,男,湖北鄂城人,中國民主革命家,武昌起義領導人。[1][2]
吳兆麟是湖北省鄂城縣(今鄂州市)葛店岳陂村宗國嶺人。家中務農,父親種菜為生。1898年,入湖北新軍工程營當兵。1899年,考入隨營將校講習所。1900年,入工程營專科學校。後來升任工程營左隊隊官。1906年,吳兆麟加入日知會,任日知會幹事、日知會工程營代表。後考入湖北參謀學堂,提充領班。1909年畢業,回營仍任工程營左隊隊官,在部隊中常宣傳革命。他參加了1906年的彰德秋操,1908年的太湖秋操,編寫了各秋操紀事,編著有《戰術實施》、《參謀旅行》等軍事書籍,獲印發各軍參閱。[1][2]
1911年10月10日夜,熊秉坤率工程八營起義,攻占楚望台軍械庫,推舉吳兆麟為湖北革命軍臨時總指揮。吳兆麟、蔡濟民、熊秉坤成為武昌起義當晚的領導核心。吳兆麟指揮起義部隊兵分三路,於10月10日夜間進攻湖廣總督署,10月11日晨光復武昌。[1][2][3]
10月11日中午,在湖北諮議局召開了聯席會議,商議組織軍政府,起義眾人認為自身聲望不足,欲推舉協統黎元洪任都督,黎元洪不同意,後來吳兆麟以總指揮的身份提議公舉黎元洪為都督,湯化龍為民政總參長。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成立後,吳兆麟任謀略處謀略。武漢保衛戰時,吳兆麟歷任民軍第一協統領,鄂軍都督府參謀部副部長、部長,戰時總司令部副參謀長等職務,曾經親自赴漢口督戰。黃興來到湖北防守漢陽時,吳兆麟率參謀數人,協同辦理軍務,在前線和鄂軍都督府間來往,參與制定作戰計劃,並協調戰時總司令部與鄂軍都督府的關係。漢陽失守,黃興赴上海後,蔣翊武護理戰時總司令,吳兆麟同蔣翊武共同籌劃防守武昌。不久,黎元洪潛赴葛店,吳兆麟負責防守武昌,並接任戰時總司令。12月17日,黎元洪被推舉為大元帥,任命吳兆麟為鄂軍參謀總長兼第五鎮統制。[1][2]
中華民國成立後,1912年1月9日,吳兆麟任北伐第一軍總司令。1月13日,吳兆麟任鄂軍參謀總長。1912年9月,北京政府授予吳兆麟陸軍上將、勛二位,並授予大綬嘉禾章、文虎章。湖北裁軍時,吳兆麟去職,奉調赴北京。[1][2]
1913年秋,李烈鈞在湖口舉兵討伐袁世凱,吳兆麟被黎元洪派駐段芝貴部任聯絡參謀。因受到排擠,且對現狀不滿,對袁世凱、黎元洪、革命黨人均無信心,故吳兆麟脫離政界,回到湖北投身社會公益事業。在湖北,吳兆麟於1922年督修樊口大堤,建民信閘、民生閘,開闢月河,修築王唐黃堤等堤防工程,三年後工程完工。1922年,吳兆麟被公推為「武昌辛亥首義同志會理事會」主席,並倡議修建武昌首義公園。1923年2月15日,吳兆麟獲授將軍府將軍。[4]晚年,吳兆麟和日知會的老朋友張純一等人研習佛經,主張「心治即國治」、「心安即國安」。[1][2]
1938年日軍攻占武漢後,吳兆麟因長期患有哮喘,故留居武漢,每日讀佛經。日軍脅迫其出任偽軍總司令、湖北省政府首席參議,被吳兆麟拒絕。日本人遂將吳兆麟軟禁。[1][2]
吳兆麟著有《太湖秋操紀實》、《戰術實施》、《辛亥武昌革命工程第八營首義始末記》等。他還存有武昌起義時期的文電底稿以及日記多種,後來曹亞伯撰寫的《武昌革命真史》從中多有取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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