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照，一作红灯罩，是义和团运动中的女性组织之一，其他类似的组织尚有青灯照、蓝灯照、黑灯照、砂锅照等，但以红灯照最为重要著名。
义和团女性组织概况
义和团的组织，是以坛为基层单位，分属于八卦八个团（总坛），各团有老师为首领，而坛有大师兄、二师兄等为其领导。义和团中妇女组织亦类似男性组织，但其独立于男性各团之外，而有自己的坛口，然而经常附属于某个总坛而与之配合，例如黄莲圣母所领导的天津红灯照及张德成的坎字团就是这种关系。团员一般彼此以姐、师妹称呼，其首领称作大师姐、二师姐…等，在天津的红灯照，则称其首领为黄莲圣母、二仙姑。妇女组织的发展以天津城最发达，并以其为中心在四周地区发展。
义和团中的妇女组织见于记载的有红灯照、青灯照、蓝灯照、黑灯照及砂锅照等。其中红灯照，按当时人记载，“女童习红灯罩”，或说红灯照用“十许岁之女孩”，又说大致上是“取十八岁以下至十二岁以上之闺女”。一般说法是她们全身穿著红色装束，手提红灯笼，故称作红灯照。
相较于红灯照为较年轻的女性，其他的妇女组织如蓝灯照、青灯照、砂锅照等，多是中年以上的妇女，尤其是寡妇所组成，例如有“妇人习蓝灯照”的说法，又一说青灯照是四十岁左右的妇女，而黑灯照为一寡妇创办，团员多为青年寡妇。总之这几个组织大致上是中年以上的妇女尤其是寡妇所组成的，各组织按其装束的颜色作为区分，但这些组织重要性和知名度不如红灯照，几乎不见于文献记载。
红灯照女性的背景
义和团中妇女的出身类似于男性，多来自于社会的中下阶层。例如天津红灯照的领袖黄莲圣母林黑儿，即本出自船家，曾和父亲走江湖表演杂技为生，她在天津地区就多召集下层的女子加入红灯照。[1]又如在义和团中地位不低的女性翠云娘，早年也是与父亲卖艺江湖为生的。下层的妇女们较感受到生活的困苦及外人和教民的压迫，且较易相信迷信的法术信仰，因此加入者较多。
红灯照女性的训练
义和团为一具民间信仰色彩的武术团体，因此红灯照亦有种种的武术和法术训练，平时在她们师父的领导之下，会练习如挥刀、煽扇子等的功夫，训练常十分严格而辛苦。
而据说红灯照女性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练习之后，可步行水上而不湿，并可腾空而飞，又手中扇子一挥，则敌人大炮会不响，或者船舰房屋会自然起火等等。这些法术虽多半为迷信和宣传的幌子，但也因此吸引了更多女性的加入。
红灯照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活动
在义和团运动中，妇女的主要参与包括医疗救护、情报的搜集、实际作战、以及在宣传和团员心理上的支持等。
在医疗方面，红灯照的黄莲圣母可能学过一些中医、草药的道理，自称能医治各种病伤，又宣称能用香灰治枪伤，因此向她求医之人甚多，而且据一些参与义和团运动的老年人的口述，她们真的医治好了不少受伤之人，并且称赞黄莲圣母的医术。
在宣传和心战上，如黄莲圣母到铁铺买螺丝，却自称盗自洋人大炮，又用各种神迹的宣传，使人们相信红灯照都具有神力，一方面使人们敬服，一方面能提振团众的信心及士气。而另外有所谓“踩城”的制度，每隔七到十日出户绕村子跑，边耍刀边喊口号；又有“出风”，即在公共场合练功夫。藉著这些方式，达到对大众宣传的效果。
在实际作战上，一方面红灯照经常四处出动，凭借她们的“法术”焚烧西人房屋教堂及船只等，她们因被认为不怕“秽物”、不怕枪炮，因此常与义和团男性组织联合作战，由天津的义和团首领张德成常和黄莲圣母联系，商讨作战计画，可看出二者在战场上的紧密关系，红灯照成员们虽为女性，但在史料中记述许多人在战场上作战英勇，视死如归，在东北也有红灯照组织对抗俄军的记载。
当时下层百姓受到外人及教民欺侮而生活困苦，正需要如圣母或红灯照仙姑们这种一方面“法力高强”能对抗外人保护大家，另一方面又具有温柔女性形象的“神”来作为心灵上的慰藉，这和中国传统女姓神祇如观音、妈祖等广受到大众欢迎的情形颇为类似，而义和团也正利用这种群众心理，刻意地以宗教宣传等手法塑造出了红灯照及圣母们“女神”的形象。
红灯照的失败
红灯照女子虽努力于仇外的运动，但毕竟其倚仗的是迷信的法术，其后八国联军攻入天津，天津城破，黄莲圣母及城内的红灯照女性，都被抓被杀，不少女子被抓时态度多十分从容，亦有不少人求自杀殉死，其他地区的红灯照组织也随着义和团和清军的失败而瓦解。
红灯照组织与妇女地位
在红灯照中，可看到不少女性因加入而提高了自身地位，获取了权力。如天津红灯照首领黄莲圣母，清朝官员裕禄以一品大臣之尊，竟曾经朝拜之，她和其妹三仙姑行走时，皆有大批男子随侍保护，人民敬之为神。而对于红灯照女子，“人民皆焚香跪接，不敢仰视，称为仙姑，拳匪遇之，亦跪伏道旁”。
虽然她们的地位及权力异常地超出一般妇女，甚至更高于义和团中的男性，她们被尊敬甚至崇拜，并非是因为她们女人的身分，而是她们被视为“神”，她们是靠著宗教上的力量，被认为受到神明的附身，具有神性，因此能够得到甚高的地位，因此并不表示妇女在社会上地位的提高。
就整体上看来，义和团对于一般的女性是甚为鄙视的，他们认为妇女是污秽的，他们的法术常会因妇女的污物而被破，因此在他们的活动地区，经常禁止妇女出屋。一种说法是因为男性义和团员因会受外国人和教民妇女“秽物”的影响，而被破解法术，故要靠同为女性的红灯照来“以毒攻毒”对抗敌人。这些想法都仍延续中国传统对女性的歧视。也可见少数女性的受到重视尊敬仍只是一个表象，一般妇女仍然地位甚低而不受重视。
但另一方面，红灯照妇女的活动实际上打破了传统妇女在生活上的一些限制，参加义和团妇女组织的女子，得以藉著修习法术、保卫国家等“正当”的理由，在生活上突破传统的家庭和礼教对于女子的种种束缚，如女子不得任意出户，女子不得参与公领域事务等等。
而在妇女身体解放的主张上，义和团中有妇女不梳头，不缠足的说法，似乎是主张解放传统对于妇女身体的束缚。但这种说法却经常是配合著义和团仇外爱国的想法及行动而起，如义和团歌谣唱道“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似乎并未认真看待妇女身体解放的问题，而更著重于杀洋人的目的。而不缠足不梳头的最大的目的，实是认为缠足、梳头会造成秽物，会破解义和团的法术，因此才加以禁止。此外不缠足的主张也应是有利于行动和作战上的方便。
红灯照为主题的文艺作品
大都会电影公司（米高梅的前身）于1919年拍摄了默片《红灯照》，这是第一位美籍华人好莱坞影星黄柳霜首次演出电影。[2]
九场京剧《红灯照》[3]，1977年由中国京剧院四团演出[4]，吕瑞明、阎肃编剧，杨秋玲、刘长瑜等主演。此剧在1979年荣获文化部颁发的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剧本创作一等奖，演出一等奖。并被改编为话剧、评剧、豫剧、淮剧、山东梆子、秦腔、越剧、陇剧等剧种演出。
参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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