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和环境领域，所谓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脱钩（英语：Eco-economic decoupling）指的是不对环境增加压力的情况下仍能维持经济成长。[1]在许多经济体中，国内生产毛额（GDP）增加时会升高对环境的压力。一个经济体如果能够维持成长，且同时又减少水或化石燃料等资源的使用量，避免环境恶化，就是所谓的脱钩。[2]衡量环境压力通常以排放污染物的数量来表达，脱钩通常以经济成长所使用的排放强度来衡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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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所谓的绝对脱钩很少见，只有少数工业化国家的GDP与"基于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存在微弱的脱钩。[4]于202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提及并未发现国家或国际发生西此种脱钩的证据。[5]在存在此类证据的案例中，转向服务型经济被认为是可能的解释之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则是一种描述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脱钩的理论模型。[6]
定义
经合组织（OECD）于2022年对此用语的定义如下：“所谓脱钩指的是打破‘破坏环境’和‘经济利益’之间的联系”。即财富增加的速度大于不良影响增加的速度。[7]
名词
《无成长亦能繁荣》一书作者提姆·杰克森强调区分相对脱钩和绝对脱钩的重要性：
- 相对脱钩 指的是单位经济产出导致的生态强度下降。在此情况下，资源的影响相对于GDP有所下降，而GDP本身仍能上升。[8]
- 绝对脱钩 指的是资源影响绝对下降的情况。如果要实现绝对脱钩，资源效率必须至少与经济产出一样快速提高，且必须随经济的成长而持续升高。[8]
杰克森指出一经济体可堂而皇之宣称其经济在单位GDP的能源投入方面已相对脱钩。然而在此情况下的整体环境影响仍会增加，但成长速度会低于GDP的成长速度。[8]
杰克森利用这种差异来警告技术乐观主义者，他们使用“脱钩”的说法是“一种摆脱成长困境的遁词”。他指出全球经济中“有相当多的证据支持[相对脱钩]的存在”，但“[绝对脱钩]的证据很难找到”。[8]
同样的，生态经济学家和稳态经济理论家赫尔曼·E·戴利在1991年说道：[9]
虽然“以采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美元计算，于1969年生产一美元国民生产毛额（GNP）所用的材料是1900年生产一美元国民生产毛额所用材料的一半。”，话说如此，在此段期间内的材料消耗总量却增加400%。
| 相对脱钩 | 绝对脱钩 | |
|---|---|---|
| 描述 | 每单位经济产出资源投入强度下降 | 经济产出上升，而资源使用量"绝对值"下降 |
| 举例 | 碳效率提升（但改善程度低于经济增长） | 碳效率提升的程度高于经济增长 |
| 与I=PAT的关联 | 碳强度下降 (但 ≤ 人口成长 + 收入成长) | 碳强度下降 ( > 人口成长 + 收入成长) |
| 在气候变化上的呈现 | 是:依据二氧化碳排放相对于经济成长，在1965年至2015年间有34%的下降 | 否:于1965年至2015年间增长300%（二氧化碳排放的绝对值） |
| 在自然资源耗用上的呈现 | 否:自然资源耗用的增长程度高于GDP的增长 (1990年至2015年) | 否:自然资源耗用全面增长 (1990年至2015年) |
于1990年至2015年期间间，每美元GDP的碳强度每年下降0.6%（相对脱钩），但人口每年增长1.3%，人均收入也每年增长1.3%。[10]也就是说，碳排放每年的增长是1.3 + 1.3 − 0.6 = 2%，在25年增加了62%（数据显示并无绝对脱钩）。[10]杰克森表示：[10]
没有简单的公式可将市场效率直接转化为达成生态目标。简单地假设资本主义的效率可让我们稳定气候，无异是种妄想。 [...]我在本章的分析显示一般人认为可在不改革市场经济结构的情况下将“深度”排放和资源削减的想法达成，这完全是异想天开。
美国环境科学家唐妮菈·米道斯对于经济成长和环境退化的看法为：[11]
于成长一事，既有益处，也有弊端，但我们通常不将成本计入 - 其中包括贫穷和饥饿、环境破坏等等 - 而我们居然试图透过成长来解决所有问题！我们需要的是较慢的成长、不同类型的成长，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不成长，或是负成长。世界领袖们将经济增长视为解决几乎所有问题的答案，这固然正确，但他们正不遗馀力地将其推向错误的方向。
所谓资源脱钩是指降低单位经济活动的资源使用率。"去物质化"指的是在相同的经济投入下，使用更少的物质、能源、水和土地资源。而影响脱钩指的是增加经济产出的同时又减少负面环境影响。这类影响源自于资源开采与耗用。[12]
相关性
史上显示的是经济成长与环境恶化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当社区规模扩大和繁荣，环境也随之恶化。这种趋势在人口数量、经济成长和环境指标的图表上有清楚的体现（参见I=PAT）。[13]有人担心若非将资源的使用予以控制，现代全球文明将重蹈古代文明因过度开发而走上崩溃一途。[14][15]传统经济学主要关注经济成长和资源有效配置，而生态经济学则具有永续规模（而非无止境成长）、公平分配和有效配置的明确目标。[16][17]倡导环境效率的世界企业永续发展委员会指出，“在失败的社会中，无法产生成功的企业。”[18]
在经济和环境领域，“脱钩”越来越多被用在表达在经济生产中的环境品质。这种用法指的是当经济成长时，却不导致相应环境压力增加的后果。生态经济学所研究的包含有社会新陈代谢、进入和退出经济系统的资源数量与环境品质间的关系。[17][19]一个能在不损害环境的情况下而维持GDP成长的经济体被认为达成脱钩。但如何、是否或是在多大程度上可实现这一点，是个备受争议的议题。
由联合国环境署 (UNEP) 设立的国际资源委员会于2011年提出警告，若非各国能够认真尝试脱钩，全球到2050年每年将可能会消耗1,400亿吨矿物、矿石、化石燃料和生物质，是目前消耗速度的三倍 。[20]报告指出，已开发国家公民对这四种主要资源的每年人均消耗量为16吨（一些已开发国家的人均消耗量高达40吨或更多）。相较之下，印度的人均年消耗量仅为4吨。
而针对永续性的研究则在分析透过改进经济管理、产品设计、或新技术以降低资源强度（单位商品或服务的生产、消费和处置所需的资源（例如水、能源或材料）数量）的方法。[21]
对于提高技术效率和创新是否能让经济成长与环境退化完全脱钩，存在相互矛盾的观点。在一方面，效率专家声称资源使用强度（即单位GDP成长耗用的能源和材料）原则上可降低至少4到5倍，可在不增加资源消耗及污染的情况下实现持续的经济成长。[22][23]而在另一方面，针对技术效率改善的大量历史分析已确凿表明能源和材料的使用效率提升几乎均被经济增长抵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反弹效应（或称杰文斯悖论) 所致，最终导致资源使用和相关污染发生净增加。[24][25]此外，所有效率提升都存在固有的热力学限制 (例如热力学第二定律) 和实际上的限制。。例如种植粮食时有一无法避免的最低材料要求，在不失去必要功能的情况下，让汽车、房屋、家具和其他产品变得更轻薄短小也有其限制。[26]由于资源利用效率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可能无限提高，想达成经济持续无限增长，却不伴随升高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同样也不可能，即经济增长与资源枯竭可在短期内达成一定程度的脱钩，却不可能长久维持。因此长期永续性需向稳态经济转型（GDP总量或多或少保持不变），如同赫尔曼·E·戴利和生态经济学界的其他人在几十年来所倡导的。
经合组织于2019年发布的报告《环境概述指标－气候变化（Environment at a Glance Indicators – Climate change）》指出，在维持GDP成长的同时又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在未来几年的主要挑战。[27]
政策
目前已有政策提出以创造条件，利于对资源生产力进行广泛投资。有此方面的专家表示，此类政策包括提高资源价格，使之与能源或资源生产力提升成正比。将税收重心转移到资源价格上，例如透过原产地资源税或针对产品进口征收资源税，并将税收收入置入经济之中循环使用。. ..[28]
技术
国际资源委员会在一篇名为Decoupling 2的报告提出多项技术，包括：
- 节能技术（直接减少化石燃料消耗、节省工业用电、减少交通运输中化石燃料用量的技术…）
- 节省使用金属和矿物的技术（减少金属使用、从废物流中回收材料的技术…）
- 节约淡水和生物资源的技术（节约淡水抽取量、保护土壤肥力、节省生物资源的技术…）[29]
文档资料
国际资源委员会于2014年发布的Decoupling 2，[29]"强调开发中国家和已开发国家利用现有技术加速脱钩，并获得资源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环境和经济效益的可能性和机遇。 "Decoupling 2的主要协调作者是德国科学家及政治人物恩斯特·乌尔利希·冯·魏茨泽克。
国际资源委员会于2016年发布的另一份报告指出，“全球物质生产力自2000年左右以来有所下降，现在全球经济每单位GDP比世纪之交需要使用更多的材料”，这是将生产从高收入国家移转到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转型结果。[30]也就是说，物质流的成长一直高于GDP的成长。[30]这与脱钩的走向背道而驰，有些人将这种情况称为过度耦合（overcoupling）。
缺乏脱钩的证据
没有实证证据支持存在足以避免环境恶化的大规模生态经济脱钩现象，而且未来发生这种脱钩的可能性也不高。只有重新思考绿色增长政策，并辅以充足原则才能降低环境压力。[31][32]
2020年，时任毕马威美国公司永续发展服务总监盖亚·荷灵顿将其分析报告[33]发表于耶鲁大学的《工业生态学杂志》。[34]这份报告评估根据2020年已知的有关“成长限制”报告中重要因素的关键数据是否支持原始报告的结论。特别是2020年的研究审查人口、生育率、死亡率、工业产出、粮食生产、服务业、不可再生资源、持续污染、人类福祉和生态足迹等10个因素的最新定量信息，结论是 “成长极限”的预测本质上正确，因为持续的经济成长无法永续。[34]
研究发现，目前的实证数据最符合两种情境：一切如常（Business as Usual，简称BAU）和综合技术（Comprehensive technology，简称CT）。在这两种情景中，成长都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但在BAU情景中，社会崩溃会在2040年左右发生，而在CT情景中，不利影响将减弱。发生稳定世界（Stabilized World，简称SW，描述走向永续发展的世界）的可能性较小，在此模型中，经济成长停止，但人类福利并未受到损害。作者于她的研究总结说："虽然稳定世界情景与现实的轨迹最不吻合，但如果社会转向追求非增长的目标，并刻意改变发展轨迹，那么实现永续发展仍然有可能。然而这个机会之窗正在快速关闭。"[34][35][36]
科学家兼作家瓦茨拉夫·斯米尔表示：“如果地球上没有一个状态良好的生物圈，就不会有生命存在，道理显而易见。经济学家会说我们可将增长与物质消费脱钩，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历史证据清楚提出可选的方案很明确。如果你不设法管理衰退，最终就会被它吞噬，走向灭亡。最好的希望是找到一种方法来管理它。” [37]
一份于2020年发表，对180项科学研究报告的统合分析指出，“没有证据表明有达成生态永续性所需的脱钩”，并且“在缺乏有力证据的情况下，所谓脱钩，部分取决于信仰”。[5]
参见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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