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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是一种认为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是可行和可持续的，而这种合作可以减少冲突和竞争的学派。 [1]新自由主义修正了国际关系中的古典自由主义(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两种学术途径。自1990年代以来，双方一直主导国际关系理论。 [2]
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有许多共同的假设（即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是主要参与者，国家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但从这些假设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与对可持续合作前景持怀疑态度的新现实主义相反，新自由主义认为合作是可行和可持续的。新自由主义者强调国际组织和建制在促进国家间合作方面的作用。国际组织促进合作的主要原因是国际组织提供资讯，减少了国家间在提供公共财和强制执行方面集体行动遭遇的问题。 [3]基欧汉在1984 年的著作《霸权之后》(After Hegemony)运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见解，论证了国际体系可以在没有霸权的情况下保持稳定，从而驳斥了霸权稳定论。[4] 基欧汉表明，国际合作可以通过反复互动、透明度和监督来维持。[5][6]
国际联盟失败后，理想主义阵营，即国际关系的自由主义阵营沉寂下来，而现实主义主宰国际关系理论。1970年代，现实主义难以解释两极对抗的美苏何以走向冷和，使得国际关系理论的自由主义再度受到重视。[7]其中，包含基欧汉《霸权之后》。奈伊将此等批判现实主义称为“新自由主义”。[7]
1990年代，伴随冷战结束，更多的学者投入。[7]
新自由主义是对新现实主义的回应；新自由主义者虽然不否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但认为其重要性和影响遭到夸大。新自由主义论点集中，受新现实主义低估的“在去中心的系统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合作行为”。 [8] 话虽如此，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都将国家及其利益视为分析的中心主题；新自由主义可能对这些利益有更广泛的定义。新自由主义认为，即使在理性国家的无政府体系中，合作也可以通过互信的培养以及规范、制度和制度的建立而出现。
鲍温(David Baldwin)提出新自由主义四种理论分支，探讨探讨自由贸易的商业自由主义(commercial liberalism)、民主政体的共和自由主义(republican liberalism)、分析国际建制的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及探讨跨国互动关系的社会自由主义(sociological liberalism)。延续康德永久和平论观点，永久和平赖于参与国际体系的国家为共和政体、国家间的贸易互赖及防止冲突的国际建制，论者多集中商业型、共和型及制度型。[7]
基欧汉和奈伊为回应新现实主义，发展了与之对立的相互依存理论。基欧汉和奈伊曾言：“相互依存有时比现实主义更接近现实。” [9]在该理论中，基欧汉和奈伊涵盖了现实主义的三个假设：第一，国家，是统一的单位，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者；第二，武力是种可用且有效的政策工具；最后，假设国际政治中存在等级制度。 [10]
基欧汉和奈伊理论的核心是，在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有多种渠道，在传统的西伐利亚国家体系之外，联系各个社会，从非正式的政府关系到跨国企业和国际组织。他们定义其术语，国家间关系(interstate relations)是现实主义者假定的渠道；一旦放宽“国家为统一的单位”此一现实主义假设时，就会出现跨政府关系；当人们取消国家是唯一行为者的假设时，方有真正的“跨国关系”(transnational)。政治交流正是通过这些渠道发生的，而不是通过现实主义者所倡导的有限渠道。
其次，基欧汉和奈伊认为，事实上，在各个议题中没有等级制度，在外交策略中军事力量不是唯一的工具与考量，而且还有许多不同的国内议程摆在国家考量中。因此，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而国家间关系实际上没有明确的议程。
最后，在相互因存的国家之间，军队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当相互依存盛行时，将不再有武力的使用。不过，基欧汉和奈伊继续指出，在“敌对集团间的政治军事关系”中，军队仍保有功能。
列波指出，新现实主义的失败在于其“制度主义”本体论，而新现实主义思想家华尔兹指出，“[系统的] 创造者成为了自身所建立的市场的受造物。”根据列波的说法，这种严重的失败是由于现实主义者无法“摆脱无政府状态的困境”。更确切地说，是假设国家不会适应，对相同的限制与机会做出相同的反应。 [11]
伦敦政经学院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诺曼·安格尔曾云：“我们无法通过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竞争对手，仰赖国家或军事联盟的政军优势来确保现有体系的稳定。” [12]
基欧汉和莉莎‧马丁在1990年代中期阐述类似想法，以回应米尔斯海默的〈现实制度论的虚假前提〉。米尔斯海默声称，“制度不能让国家停止表现为追求权力极大化的短视近利者。” [13]米尔斯海默的此文是为回应新现实主义者创建的自由制度主义运动。基欧汉和马丁批评新现实主义坚信“制度只有边际成本＂，而新现实主义者难以合理地解释何以国家投注心力组成欧盟、北约、关贸总协定和区域贸易组织。 [14] 只有相互依赖理论对此提出解释。此外，基欧汉和马丁认为，国际制度是为响应国家利益而创建的，真正的实证课题是“知道如何区分这些制度仰赖的条件与影响”。 [13] 自由制度主义者和米尔斯海默之间的争论是关于制度是否对国家行为具有独立的影响，或者仅仅是强权为了增加自身利益而组成。 [15]
米尔斯海默关注的是“内部导向”的制度，“通过影响成员国的行为来寻求和平”。米尔斯海默借此驳斥基欧汉和马丁的北约论证，作为支持欧洲共同体和国际能源机构的案例。米尔斯海默评论北约是“外侧国家与一群国家联盟组成包围网，旨在威慑、胁迫或在战争中击败敌人”。米尔斯海默向基欧汉与马丁承认，由于北约是军事联盟，而有特殊考量。 [16]然而，米尔斯海默仍论道：“联盟带来的和平，是通过威慑来实现的，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行为。” [17] 结论来说，米尔斯海默认为基欧汉和马丁“改变辩论中使用的术语，在制度主义的表皮下，骨子里是现实主义的主张。" [17]
米尔斯海默批评马丁的论点，即欧洲共同体(EC)增强了合作的前景。米尔斯海默批评，特别是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英国一面制裁阿根廷，一面透过欧共体上的议程连系确保欧洲国家的合作。米尔斯海默更表述，美国不是欧共体的成员，但美国和英国在对阿根廷的制裁上合作，组成具影响力的临时结盟。 ”早在制度出现之前，在议程上相互联系早已是国际政治中司空见惯的做法；此外，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原本仍可以使用其他外交策略来解决问题。说到底，即使美国不是欧共体成员，英国和美国还是设法在制裁上合作。” [18]
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学系博士的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博士后研究员陈麒安在其所发表的论文《新自由主义与后冷战时期北约的存续：安全治理的观点》中对米尔斯海默等结构现实主义者的部份批驳意见作出了反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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