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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海外的中国前改革派官员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陈一谘（1940年7月20日—2014年4月14日），出生于四川成都，陕西省三原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曾经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中方主席、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他被认为是1980年代在中国主持农村、经济和体制改革的智囊首脑，农村体制改革的主推手[1]，受到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中国共产党改革派领导人的器重，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反对武力镇压学生，于6月4日以辞职及退党明志，被迫流亡美国，后遭到李鹏秘密通缉[2]。2002年发现罹患癌症，于病中撰写《陈一谘回忆录》于2013年六四前夕出版[3]。
陈一谘生于成都，1959年起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和中文系。[4]
1965年因给毛泽东写一封《对党和政府的若干意见》的长信，批评中国共产党、国家生活中的不民主，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斗。
1969年至1978年被分配到河南省农村改造，后来在河南驻马店地区文教局任科长，兼任确山县瓦岗人民公社书记和驻马店地区农校（原国家科委干校）校长，期间，对中国的经济、教育、社会问题做了大量调查研究。
1980年代，陈一谘积极推动中国改革，为改革开放出谋划策，策划成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与农村研究发展中心、中信国际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此“三所一会”是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四大核心幕僚机构。[4]
1989年八九民运爆发后，陈一谘联合各界人士反对武力镇压，并以“三所一会”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学运遭武力镇压后，陈一谘被李鹏定为赵紫阳的“黑线”和学生运动之“黑手的枢纽”而成为头号秘密通缉犯[3]。6月4日凌晨3时，在镇压进行时，陈一谘撰写《我的辞职和退党声明》发表，指责以李鹏等既得利益者发动军事政变“清算革命”，“中共公开以人民为敌，屠杀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民众，已堕落为法西斯式的政党”。中共元老万里当时托人带口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陈一谘因此于6月5日逃至海南省，经法国转逃美国并流亡海外[3]。
1989年在法国巴黎筹组“民主中国阵线”，1990年4月，和台湾旅美学者余英时发起并组建了独立学术组织“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希望组织一批有志者推动中国制度变革和民主进程[4]。
2002年发现罹患淋巴癌。2008年3月，《北京之春》4月号上[5]，陈一咨与王丹、杨建利、胡平、郭罗基、吾尔开希、张伟国、刘刚、陈小平、吴仁华、刘念春、傅申奇、易改、蔡桂华、魏泉宝、王军涛十六人联名，向中国外交部发出公开信。要求政府依照宪法和法律，以及对国际社会的义务，恢复或者延期他们的中国护照，可以自由进出国境、行使公民权利[6]。2009年曾计画返回中国大陆医疗，中国政府提出以“写保证书”为返国条件。陈一谘拒绝接受，表示此为“把自己放进一个生活条件较好的牢狱”“我坚持了这么多年，我不能出卖灵魂呀。”[7]
2013年5月下旬，出版70余万字的《陈一谘回忆录》，回顾其出生的1940年代到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约半世纪的经历，该书披露的历史秘辛，打破中共官方诸多禁忌，并澄清一些传闻，并说明对中国民主进程的看法[3]。
陈一谘说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之前大谈民主，为的是争取人心；成功夺权后，中国大陆不仅从根本上摧毁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各种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宗亲组织和经济组织，并且还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清除中共党内外有不同思想的人，使民主发展失去了成长的环境，大大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8]
陈一谘指出，从1978年开始到198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众多方案主要由赵紫阳等人主导制定，赵紫阳是中国经济改革主要的设计者、推动者和执行者。[9]
“我曾和李鹏有很多接触，他这样无德、无才、无能的人能当上中国国家领导人，只有在中国这种特定的制度环境下才有可能，当然他扮演了历史上一个很耻辱的角色。我觉得他早晚会被钉在耻辱柱上，这是毫无疑问的。李鹏之所以把我定为头号秘密通缉犯，理由是很可笑的，他认为我是赵紫阳的‘黑线’和学生运动的‘黑手的枢纽’，其实我当时所做的事情，一方面和政府官员沟通，希望和平解决问题；一方面派联络员和各高校沟通，希望学生退出广场，总不希望流血的局面发生，谁知道中国还是发生了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况，“六·四事件”是中国人一个永远的伤痛，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我相信中国人是忘不了这段历史的。”[3]
他认为，中国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以来，打下了一个“抵御民主制度的根基”。“为什么从鸦片战争后，那么多人为了争取中国的民主和自由都牺牲了，到现在中国依然没能实现民主，这是有非常深刻的原因的。因为在1949年之后，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发育出的政治、经济、法律、宗亲组织全部都扼杀和破坏了，所以使得中国的基层社会缺少民主的元素。”[3]
“因为镇压了八九，所以现在出现了官员腐败及引发的全民腐败、贫富悬殊、社会没有正义和公理、道德沦落、环境破坏等，一代人失去了理想，没有了正义的声音。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和当年强力镇压了学生和民众的合理要求，而后没有了任何舆论自由、权力不受制衡有极大的关系。”[3] “当然李鹏把我当成头号通缉犯，他认为我鼓吹包产到户，破坏了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鼓吹经济改革，破坏公有制；鼓吹政治改革，破坏党的领导，所以实际上八九事件的发生，就是中共既得利益者清算十年改革的一场‘非法的军事政变’，当年我这么认为，现在我仍然这么认为 。”[7]
陈认为，虽然目前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必须要进行政治改革，否则中国要面临一波又一波的危机。他还对目前习李体制下新的一轮反“普世价值”、反“宪政”等左潮言论的出现给予警示，他说“批判西方的宪政就像‘螳臂挡车’，只有在一个信息封闭的社会才能用这种蒙昧的作法欺骗民众，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大家在各种信息的基础上对历史有比较，会逐渐走上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3]“慈禧太后晚年人们享受的言论、新闻、结社的自由甚至比现在还要多，220年前法国《人权宣言》就指出：无视、忽视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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