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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长刀之夜”标题相近或相同的条目页，请见“长刀之夜 (消歧义)”。长刀之夜（德语：Nacht der langen Messer）或蜂鸟行动（Operation Hummingbird），又称血洗冲锋队，在德语中按当时纳粹党宣传的口径，作为历史术语称为罗姆政变（德语：Röhm-Putsch），是一个发生于德国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的清算行动，纳粹政权进行了一系列对保守势力和党内的政治清洗，大多数被清算的党员为纳粹冲锋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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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因无法控制冲锋队的街头暴力并视之为对其权力的威胁，故欲除去冲锋队及其领导者恩斯特·罗姆。此外，他还想安抚害怕及厌恶冲锋队的国家防卫军高层，特别是当罗姆企图想把国防军纳入自己领导的冲锋队之下。最后，希特勒清算其政权的政敌，特别是忠于副总理帕彭的人马。[1]大部分参与行动的是党卫队及盖世太保，此次行动加强并巩固国防军对希特勒的支持（德国军队依旧效忠一战老兵兼德国总统兴登堡直到他于1934年8月2日逝世）。
同时，德国法律虽已禁止以对政权的忠诚为理由进行法外处决并已执行过百年，但因为德国法院及内阁解禁及消除相关障碍，此次行动为纳粹政权带来法理上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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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冲锋队在纳粹党拥有一定的自主性。冲锋队源自确保德国工人党政治活动的保卫部门，最初是以“体操和体育部”的名义建立的，初始成员多有参加自由军团和从军的经验，由埃米尔·莫里斯主管。冲锋队有着的合法地位，在巴伐利亚被纳入了政府的动员体系，由国防军第七师提供训练。逐渐地，由政治集会的门卫壮大为了一个兼具松散的街头暴徒团伙和机动部队性质的军事协会，经常和左翼党派的民兵发生冲突甚至巷战，并骚扰左翼党派和人士的活动。啤酒馆暴动前在赫尔曼·戈林掌管下的冲锋队大约已有2000人，后一度被禁。希特勒取代戈林，为冲锋队的重组制定了方针。
在1925年禁令解除后，罗姆自行先人一步完成了冲锋队的重组，但其只让冲锋队回到集会保卫工作，并计划由他建立一个名为前线的组织在全国活动，这与希特勒要让冲锋队作为协助纳粹扩大影响力的主要力量之理念不符。希特勒认为，冲锋队将是和红色阵线战士同盟及黑红金国旗团相抗衡的主力。于是罗姆下台，由弗朗茨·普菲弗·冯·所罗门担任冲锋队总指挥，并确立了严格的组织体系。在慕尼黑，纳粹党领导层确立了冲锋队以工人阶级为主要发展对象的策略，借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反对资本主义的另一边厢和左翼作激烈对抗。这也导致其在发展到万人规模的同时，和纳粹党高层不时产生冲突。
1930年德国国会选举前，冲锋队基层希望纳粹党能为冲锋队预留一个选举名单位置，但遭到了拒绝。弗朗茨·普菲弗在8月中辞职后，冲锋队在30日于柏林哗变，由沃尔特·史特纳斯带领，占领了纳粹党地区党部和戈培尔的《攻击》报社，最后纳粹党呼叫警察，事件才平息。仍不断鼓吹工人自主的史特纳斯及其忠诚者被开除，希特勒代替了普费弗，并任命罗姆为新设的冲锋队总参谋。事实上，参加各个民兵组织间的人员在这些组织之间呈现了高度的流动性。到纳粹党掌权时，和纳粹党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一同扩大的冲锋队在德国发展到了42万人之众，其中甚至包括威廉二世之子普鲁士的奥古斯特·威廉。还有前皇储威廉虽然未参加其中但也频繁表态支持冲锋队，此类干预下海因里希·布吕宁政府对冲锋队的禁令在1932年5月也不得不撤销。1932年7月德国国会选举前，大城市的街头暴力已经呈现了逼近内战的状况[2][3][4][5][6]。
这种社会上的不稳定是让希特勒崛起关键性因素，一个能让地方性的械斗停止的强人是许多人希望出现的。随他成为总理后，除了纳粹党之外的政党一律被镇压，包含共产党也被瓦解。但有关冲锋队的暴力事件仍层出不穷，有时殴打路人或遏阻他们的警察[7]。在1933年中期左右，冲锋队被普通人认为是傲慢及无礼的，有外交官抱怨过外国大使被冲锋队无理的对待[8]。这样的行为让中产阶级与其他保守团体如德军有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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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3年兴登堡任命希特勒成为新一任总理之后的几个月的时间，希特勒利用国会纵火案后通过的法令解散了德国其它的反对党。至同年中旬，德国成了在希特勒指示与控制下的一党专政国家。尽管如此，希特勒迅速巩固刚得来的政权，但仅只总理的职权，他并无法拥有及实行绝对的权力。而德国军队依旧效忠一战英雄兴登堡总统，尽管他年岁已高、老态龙钟，只要兴登堡还活著，希特勒总是非常小心，避免冒犯他或军队。即使当时有官员对希特勒的扩充军队、恢复征兵及外交强硬政策感到认同，但德军仍在纳粹统治前期保有一定的传统。
除了纳粹党的冲锋队，其它民兵组织都被要求整合进纳粹党的体系或解散，例如和原社民党统一立场的黑红金国旗团在1933年2月18日被解散，成员遭到迫害，右翼老兵组织钢盔前线士兵联盟也面临被完全吸收进纳粹党的压力，而参与其中的平民除了身份问题外很大程度上抱持着机会主义的态度。
不伦瑞克自由州的黑红金国旗团组织被解散后，为了避免被追责，经双方的当地领导人达成协议，许多成员计划加入了钢盔前线士兵联盟获得安全身份。这也是由于当地钢盔领导人沃尔纳·施拉德对纳粹的戒心，他向时任钢盔全国领导人的西奥多·杜斯特博格写信表示纳粹党不断扩大的权力正在使黑白红战线希望实现的目标变得不可能。同样是为了避免被纳粹份子视作“挑衅”，计划在3月27日对这些来自国旗团的人进行单独审批。然而，在当天前来报名的人远远超过此前预计的180人，达到了上千人之多。纳粹党管理的不伦瑞克内政部早前通过监听电话获得消息，认为这是赤色份子渗透的有力证据，警方立刻入场逮捕，结果在场的前国旗团成员都被保护性拘留。导致当地钢盔组织也一度被禁，引起了保守阵营的不满，在希特勒内阁任职的前钢盔全国领导人弗朗茨·塞尔特向希特勒反映，最后在赫尔曼·戈林出面干涉下，处理结果是，由钢盔全国组织直接管辖不伦瑞克的钢盔组织，只有3月6日前登记的成员才能视作钢盔团员，塞尔特也指责了当地组织领导人[9]。杜斯特博格收到沃尔纳·施拉德来信并知晓事情后批评了当地纳粹党的作为，并在塞尔特于4月加入纳粹党后与其决裂[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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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下一步行动就是对付冲锋队而强化自己对德军的权力[11]。在1933年7月6日一场聚集纳粹党高层的会议中，希特勒表示：“是纳粹党的一场胜利也是一场革命，现在开始是党已拥有德国政治权力，我们要巩固现在党所拥有的。这场革命的旋风已无法控制，但务必再让它安全的进行[12]。”希特勒暗示他意图要控制冲锋队。但这并不是容易的事，虽然冲锋队有大部份是忠心的纳粹党追随者。因为经济的大衰退让冲锋队成员大大的增加，这些来自基层且对民族主义狂热的工作者[13]。许多冲锋队员相信纳粹党的承诺以及相信纳粹党掌权后会采取“积极”的手段如夺取贵族的土地，但并没有做，这让许多期待革命的队员相当不满[14]。
冲锋队参谋长罗姆在希特勒上台后要求希特勒任命他为国防部长。而此时的部长是由保守的勃洛姆堡担任[15]，纵使他不是纳粹党员，他也扮演德军与党的沟通桥梁。勃洛姆堡以及他的部下，大多都出身于普鲁士贵族，他们认为冲锋队是粗俗低下的且威胁德军现有的传统与在德国社会中较高的地位[16]。马克斯·海德布雷克，在鲁梅尔斯堡的冲锋队领导人曾向他的队员谴责德军：“一些德军军官是猪，大部份的军官都太老了必需被年轻人所取代，我们只要等到兴登堡逝世，就可以抵抗军队[17]。”尽管正规军与冲锋队有许多的不愉快，勃洛姆堡以及它的部下都认为冲锋队不失为德军扩充的来源。而罗姆却想要消灭普鲁士贵族的绝对领导，让冲锋队成为新德军的核心，而让因凡尔赛条约限定10万兵员的正规军担忧的是在1934年初时超过300万成员的冲锋队[18]。在1934年1月，罗姆向勃洛姆堡提出要让冲锋队取代德国正规军，让正规军成冲锋队的附属[19]。因此在1934年2月28日，希特勒与勃洛姆堡及其他冲锋队与党卫队的要员会面，迫于希特勒的压力下，罗姆不情愿的签署正规军高于冲锋队的声明。希特勒宣布冲锋队只得是德军的附属。在希特勒及其他德军军官离开后，罗姆又宣称他不会接受一个可笑的下士（暗指希特勒）的指示[20]。当时希特勒没马上做出反制行动，但也加大了两人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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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罗姆与希特勒有了约定，罗姆依旧幻想冲锋队能成为正规军，而这个幻想却抵触了希特勒巩固权力及扩张军队的计划。而这个纳粹党内的争执也慢慢扩大，包含了戈林、戈培尔、希姆莱与赫斯皆对罗姆不满，他们都是纳粹党的资深元老，但只有罗姆忠于自己的冲锋队更甚于希特勒。罗姆对于党政的轻视惹恼了赫斯。冲锋队在普鲁士的暴力行为也让作为主管普鲁士的戈林相当头疼[21]。于是他们开始有了行动，在1934年4月20日，戈林把自己的辖下的警察转给希姆莱控制[22]，好让他们一同对付罗姆。希姆莱妒忌罗姆拥有冲锋队的权力，希姆莱的党卫队从私人保镖变成精英部队且忠于希特勒。这个因素也成了希特勒选择对抗罗姆与冲锋队的最佳因素。6月4日，希特勒在和罗姆进行5个小时的讨论后，罗姆便前往巴特维塞疗养风湿，并在8日下令全冲锋队放假至7月。
加上来自军界、工业界及政界的保守势力都要求希特勒压制冲锋队的强大，促使希特勒除掉罗姆。
帕彭周围的赫伯特·冯·博瑟、埃德加·容格等青年保守派（Jungkonservativen）极其反对冲锋队激进言论，他们指纳粹党宣扬的“社会革命”只会是是一种粗鄙统治的最终胜利，导向恐怖、残暴和无法无天。以他们为中心，在1934年春组成了一个团体，密谋以一个温和的右翼政府取代纳粹党独大的政权[23]。
在1934年6月17日的马尔堡演说中，副总理帕彭借埃德加·荣格撰写的讲稿未点名希特勒，但严厉地批判了纳粹党的出格行径，也提到应警惕冲锋队发起二次革命[24][25]。在图林根出席州务会议的希特勒听闻后怒不可遏，但帕彭展示了兴登堡表示支持演讲内容的电报，戈培尔公开指责帕彭，说“人民可还没有忘记这些先生们坐在沙发椅上指点的时代”（Das Volk hat die Zeiten, da diese Herren in den Klubsesseln regierten, noch nicht vergessen.），并通过宣传部压制了演讲的传播[26]。属于保守势力的帕彭与军界及工界都有紧密关系，他在回忆录中称要威胁希特勒若无作出行动将辞去副总理一职[27]，虽然他的辞职不会影响希特勒的职位，但必然撼动当时的政界，给予正推进一体化的纳粹党不小冲击。
6月21日，希特勒前往诺伊代克与兴登堡会面，但他在那里遇到了同是前来拜访兴登堡的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勃洛姆堡和兴登堡都表示，希特勒应该采取有利于德国和平的措施，否则兴登堡将有可能宣布戒严[28][29]。事实上，进入6月后，兴登堡就在庄园的别墅里被副官魏迪格·冯·德·舒伦堡与外界完全隔离，几乎没有任何人能见到他[30][31]。但据日记记载，希特勒在一周后向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表示，兴登堡当天对他的态度出奇的好。在罗姆的百万冲锋队队员与兴登堡的戒严的考虑下，希特勒已经犹豫了一个月。离开诺伊代克之后，希特勒已有除掉罗姆及老政敌的意图。戈林与希姆莱都赞同希特勒的决定，因为如此他们将因罗姆的毁灭攫取到更多权力[32]。
为了准备清算，6月22日希特勒打电话让在冲锋队的亲信维克托·卢茨不要再听命于慕尼黑并待命，希姆莱则联系党卫军的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艾伯尔施泰因，说罗姆心怀不轨，要开始准备因应发生叛乱的风险，保持待命，并联络国防军。6月23日，国防军的弗里德里希·弗洛姆上校向他的上级通报，冲锋队有意政变，党卫军和国防军站在同一立场，应给予支持以压制政变企图。
随后的两天，希特勒联络了勃洛姆堡，表示自己会在6月30号亲自介入，与叛变份子算账。随后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下令国防军全军进入戒备状态。6月25日，鲁道夫·赫斯在科隆广播的讲话中批评了“挑衅者”试图煽动党内同志相互对立。
青年保守派成员埃德加·荣格在这一天被逮捕。也是在这一天，希姆莱与他的副手莱茵哈德·海德里希，将党卫军和保安处负责人召集到柏林，称一场冲锋队叛乱迫在眉睫，他们必须做好准备。取信了政变说法的国防军开始为党卫军及其保安处提供武器装备、物流运输、人员住宿的支持。列出“政变”主犯，也即清算的主要对象的“帝国名单”得到了希特勒、戈林等人的确认。6月27日，赛普·迪特里希前往国防部要求参谋为警卫旗队提供武器弹药支援，以执行“元首”的秘密命令，加上先前的消息，他的要求立刻得到了批准。6月29日，勃洛姆堡在《人民观察家报》上登文表示国防军全力支持希特勒。
6月28日，海德里希以伪造的证据指控罗姆勾结共产党、其它反动派和法国以推翻政府。罗姆被秘密从一个军官协会中除名[33][34][35]。希特勒感觉一切已准备完毕便去埃森参加约瑟夫·特博文的婚礼。此间传来消息，兴登堡将在30日接见帕彭，这让希特勒不由得加快了行动的速度。罗姆的副官接到电话，让罗姆召集所有冲锋队领导人在6月30日前往巴特维塞和希特勒开会，罗姆知道后很高兴（erfreut）[32]。6月29日，希特勒在上午参观了集中营。下午，他前往巴特戈德斯贝格的德雷森莱茵酒店，先后会见了了戈培尔和赛普，并让后者立即动身前往慕尼黑等待进一步的指令。戈培尔原本预计主要会针对帕彭周围的反动集团展开行动，但希特勒辩称掌握了罗姆和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库尔特·冯·施莱谢尔等人勾结密谋叛国的证据。在慕尼黑出现了传单说大规模的清洗行动即将到来，听闻消息惊躁不安的冲锋队队员在城市引发骚乱。慕尼黑冲锋队长官奥古斯特·施耐德胡贝尔和威廉·施密德出面安抚，保证当地组织得到充分信任。但当地骚乱反而给了纳粹党对领导层有政变企图的口实，行动展开后难逃死亡命运的两人都被希特勒亲自传唤讯问[36]。
依照计划，被列入“帝国名单”（Reichsliste）的冲锋队高层是首要对象，以罗姆在此疗养风湿的巴特维塞这场鸿门宴式的会议为中心，希特勒亲自参加了针对他们的行动。 1934年6月30日，赛普·迪特里希先行抵达慕尼黑。清晨4点半左右，希特勒及他的随从从波恩/汉格拉尔机场飞抵慕尼黑。从机场，他们驱车前往巴伐利亚内政部，他们聚集刚结束晚上街上骚乱的慕尼黑冲锋队领导人，希特勒生气地撕裂慕尼黑警察局长奥古斯特·施耐德胡贝尔的肩章，因为昨天慕尼黑的骚动让希特勒震怒且可疑，实际上这可能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私下策划的。希特勒对著施耐德胡贝尔大喊你应被枪毙[37]，施耐德胡贝尔在当天和其它冲锋队领导人都被枪毙。5点左右，没等聚集大批的党卫队及正规警察完成集结，希特勒就带着戈培尔和日后掌管冲锋队的维克托·卢茨以及一些精选的党卫队前往罗姆所在的巴特维塞汉塞尔鲍尔酒店（Hotel Hanselbauer）[38]。在巴特维塞，希特勒宣称罗姆及其他高阶冲锋队领导已经被捕。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回忆：“希特勒手里拿着鞭子，后面跟着两名带着上膛的枪的警探，希特勒脱口大吼：'罗姆！你被捕了！'罗姆在枕头上睡眼惺忪，慵懒支吾地说：‘万岁，我的元首！’（Heil, mein Führer!）‘你被捕了！’希特勒又吼了一次，转身走出房间。”[39]，巴德维塞其它的冲锋队领导人都被以类似的方式逮捕，只有担任一地警察局长的埃德蒙·海内斯做了抵抗，他被发现与一名男子一同在床上[40][37]。一辆满载全副武装的冲锋队高层卫队的卡车到来，这使希特勒陷入了危机，但希特勒用权威吓退了他们，因为他们的头子尤利乌斯·乌尔已经进了监狱。后来这支队伍从巴特维塞开到泰根湖畔格蒙德又掉头返回，但被捕的冲锋队高层都已从别的路上向罗塔赫-埃根的方向运往慕尼黑。同时，在慕尼黑火车总站，从各地乘坐夜间特快赶来开会的冲锋队领导人也都被巴伐利亚政治警察逮捕，包括格奥尔格·冯·德顿、曼弗雷德·冯·齐林格、彼得·冯·海德布雷克、弗里茨·冯·克豪瑟尔、汉斯-约阿希姆·冯·福肯豪森、汉斯·海延和其它很多人[41][42][43]。
长刀之夜不止清洗了有关冲锋队的人马，包含较早被囚及流放的主要的社会民主党员及共产党员，希特勒也用此机会顺便清除不可信任的保守人士，包括副总理帕彭。在柏林，戈林自己命令一个党卫队武装单位袭击了副总理办公室，紧接著的盖世太保杀死了帕彭的秘书赫伯特·冯·博瑟，盖世太保也逮捕了与帕彭相当紧密的人士埃德加·容格，他在之后被枪决。他们的尸体被丢入水沟[44]。盖世太保也同时处决了埃里希·克劳泽纳。虽然帕彭被捕后几天，希特勒便释放了他，但他日后便不再敢批评纳粹政权了[45]。希特勒、戈林及希姆莱也同时叫盖世太保清算以前的政敌，包含前总理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他与他的妻子在家里一同被杀害。其他被杀害者还包含前纳粹党员格里哥·斯特拉瑟以及巴伐利亚前邦务委员古斯塔夫·冯·卡尔[46]，而后者的死因更为可怕，似乎是被尖锄乱砍致死。另外，还有音乐评论家维利·施密德被误杀，他被看错为路德维希·施密特，后者是斯特拉瑟的弟弟奥托·斯特拉瑟的前赞助者[47]。
希特勒在想如何处置关在慕尼黑的监狱中的罗姆，罗姆曾经为纳粹政权做过一些事，但他既不能一直关在监狱或者被流放，这样一来当时的社会就会对这一场清算带来多馀不必要的注意[48]。最后，希特勒选择罗姆必须死。在7月2日的希特勒的命令下，特奥多尔·艾克（之后达豪集中营的管理者）以及他的副官米夏埃尔·利珀特来探视罗姆，他们一进入罗姆的囚房便拿出装了子弹的白朗宁手枪，并要求罗姆十分钟内举枪自尽或由他们代为执行。罗姆拒绝并告诉他们：“要杀我，就叫阿道夫自己来！[37]”在等待的时间，他们没有听到枪声，便回到罗姆的囚房发现罗姆裸胸站著并带有不屑的手势[49]，而利珀特便直接了当击毙了罗姆[50]。
戈林指示警察单位烧毁有关过去两天行动的一切资料[51]。同时戈培尔试著避免报纸登出死者的名单，也在7月2日广播演说及描述希特勒已有惊无险的成功制止这场由罗姆与施莱谢尔的不轨举动。而1934年7月13日，希特勒在国家议院的一场演说定义了这场行动[52]：
| “ | 在这一小时，我负责的是德国人民的命运，因而我成为德国人民的最高执法者。我下了命令枪决叛变的元凶，也进一步烧尽这国家内那些腐败源泉。国家的存在，这取决于其内部的秩序和安全，不能受到威胁却不惩罚任何人！让人知道在任何时间里，如果任何人著手攻击国家，那么结果一定是他的死亡。 | ” |
即使具有德军身份的前总理施莱谢尔及前军情局长费迪南德·冯·布雷多被害，长刀之夜也得到了几乎全体德军的赞同。而年老体衰的兴登堡总统发了一通电报表达“深深的感激”并恭喜希特勒“制止叛变于未然”[53]。而赖歇瑙也在此时宣布施莱谢尔早有预谋企图推翻政府。军方支持对他们有利的这场清洗，希特勒消除了冲锋队企图取代德军的疑虑，并使纳粹党得以进一步控制军方[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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