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票是一种运用策略,以求某方充分利用票源,获得最大席次之投票。由于在复数选区单记不可让渡投票制中,并非仅由最高票当选,而系各候选人得票仅需在当选席次内领先即当选,因此政党或政治联盟透过组织动员或是号召选民自动将票源分配投给有希望当选的候选人,使其达到当选门槛,使该政党当选席次最大化,避免个别参选人冲高票数造成选票浪费。在复数选区制,大党可以配票,而立场相近的政治团体亦可利用配票去扩大影响力。
| 此条目 需要补充更多来源。 (2015年12月26日) |
例:今日有三人A、B、C,参加有二席名额之民意代表选举。其中A君与C君同党,但A君民调支持度远高于其他二人。
此时党中央考量到A君票数太高并无意义,不如选前即要求支持者分配一些选票改投给同党的C君,二席皆获得的可能性反而较大,这个过程就称为“配票”。
配票的方法五花八门。既有选民之间自发商讨的,也有透过团体动员的。以台湾为例,若政党欲配票给四位候选人,可能要求选民以出生日为准,春、夏、秋、冬分别投与不同人选,以求平均分配,并搭配口号及密集选前宣传以达到功效。
在台湾选举史中,更早期尚有划分“责任票源区”的作法,即政党指示各村各里的选民分别投与自己所“负责”的候选人,也能达到平均分配的效果。在2021年修改选举制度前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中,部分政党如民建联及民主党在采用名单比例代表制的地方选区选举中,按其候选人的主要活跃地区分拆多张名单参选(尤见于新界东及新界西这些大选区),也可算是一种“责任票源区”的配票手法[1]。
另外如果可以满足以下条件,则可在选举期间才因应预计结果针对性将选票分向某组别(在比例代表制的情况下):
- 该政党有足够多的票数。
- 两组或以上的组别存在极其紧密的盟友关系,使得相关势力是以两组合计所得最大议席数目,而非个别组别取得最高票数为目的。
- 相关势力存在一批相当忠诚的支持者(铁票),在需要时可无条件听从指示投票向某一组别。
- 在选举过程中可掌握精准度甚高的民意调查。
方法是在选举当日进行民意调查,便可大约得知每个组别的选票分布,由此推算出盟友中哪个组别是有候选人在当选边缘(仅胜或仅败),便于选举后期(一般为傍晚或以后)动员铁票投向该组别。
其他方法尚有以身份证末码判定、以性别为准等。
配票策略最早由中华民国新党竞选负责人赵少康在第三届立委、国代选举中提出[2],新党立委席位由原来的7席猛增至21席,首次参选国大代表即当选46席。
由于配票需要同党候选人分配选票,故事前需对地方政治生态有缜密之调查,有一不慎即可能全军覆没。以台湾选举史上为例,不乏有配票失败及成功的案例、甚至引起另一件政治风波。
- 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以民调战为号召的新党首次以身份证末码方式配票,在北部得到好成绩。往后新党在市议员等地方选战中大量运用配票策略,当时新党甚至自豪声称透过该党民调与配票机制,“只有十万元的小市民也能选举参政”,惟在后来多项选举中,新党得票逐渐走下坡,并未发挥原先所称之优势。
- 1995年立委选举,民主进步党首创的“四季红”配票,为配票中联合的方式,以支持者的出生季节诉求平均分票,且让提名南区台北市的四席立委(国会议员)创造出全部当选的全垒打好成绩(100%)[3]。除了四季红,民进党在同党五人参选区,也以身分证末码分五组,吁请支持者平均配票,诉求“五虎将”全上。
- 2001年立委暨县市长选举,民主进步党以身分证号末一码方式精准配票,支持者认同席次最大化理念,纷纷按照该方法投给所属候选人,使民进党于台南县五席立委全部安全上垒(100%)。
- 2004年中华民国立法委员选举:
- 民主进步党于2004年立委选举[4],是该党“精准配票”的经典实例,尤其嘉义县,党籍候选人张花冠、林国庆、蔡启芳的得票非常平均,差距只有500多票,三人得票都落在3万7千多票,可谓“配得刚刚好”,导致原先仍有一定实力的国民党,只当选翁重钧一人。
- 民主进步党也以身分证号码末一码配票再度使台南县五席立委全上,但因之后民调较差的三位立委纷纷打出竞选告急牌,导致民调第一名的叶宜津最终依靠妇女保障名额方能当选(100%)。
- 民主进步党在台北市北区以身分证字号末一码号召,再度发挥该党“精准配票”实力,使该区所提名的五人全员当选,吊车尾的林重谟更是仅以不到100票的差距挤入榜中,成为最大赢家(100%)。
- 民主进步党与友党台湾团结联盟在高雄市北区协议以出生月份进行“四季红”配票,再度让泛绿阵营所提名的四人全部当选(100%)。
- 钱林慧君:台南市台联立法委员,2004年立委选举时寻求连任。包括她在内,泛绿阵营尚有3位民进党员选举。但民进党配票时并未特别将钱林慧君纳入考量,结果民进党多数候选人票数过高,钱林认为她没有被民进党分到票,最终也以1,000票差距饮恨。此事件导致翌年台南市长选举时,泛绿阵营分裂,钱林慧君再度出马,欲与同属泛绿、寻求连任的许添财同时竞选,惟最终许添财仍然高票当选。
- 段宜康:民进党籍台北市南区立法委员,在2004年立委选举中寻求连任,在选举过程中民调居高不下,但在投票结果揭晓后意外落选;该选区泛绿总共提名六人、但有两人落选(若配票成功、应该仅有沈富雄一人落选)。一般认为原因可能是泛绿在该蓝大于绿选区超额提名铸下大错,加上原本民调较低的同党参选人王世坚瓜分泛绿游离票源(支持者认为要抢救落后者上垒)、以该区第二高票当选(当时同选区的泛绿选民刻意联合抵制沈富雄,沈也在预料内落选,但是这些选票没有被引导到平均分配其他泛绿候选人,因此看好度高的段宜康落选、看好度较低的王世坚却高票当选)。
- 在2009年澳门立法会选举,新澳门学社分拆为两张名单,推出“一加一等于四”口号,期望争取最多四个议席,并呼吁支持者自行寻找搭挡配合作一比一均衡投票。最终结果是两组得票比例大约以六比四分布而合计获得三席,名单“民主昌澳门”第一名,寻求连任的吴国昌议员成功带连名单第二名的陈伟智成功当选,以为第二张名单“民主新澳门”的区锦新议员亦成功连任。虽然未能达到当中争取四席的目标,但这已是凭两组合计票数所能争取到的最大席位数目,以配票角度而言算是相当成功。
- 在2009年澳门立法会选举,由于以基层亲中建制社团为主的“群力”和“同心”分拆名单参选,导致其中一席落入同样分拆名单参选,而总票数较少的民主派组织新澳门学社,令两派系同样在民选议席中占三席。有报章认为此乃使用“改良汉狄法”计票导致,但此法在澳门自1992年至今己使用经年,亲中建制社团至今的立法会议籍数量上也一直持平。[5]
- 1998年香港立法会选举中,同属前线工会派的街工梁耀忠和职工盟李卓人因协调不成而分拆名单出选,突破当时主流合组名单参选之做法,最终两人分别以大约一成得票双双压过新界联盟林伟强为首名单百分之七的得票当选(若当时梁李二人以同一名单参选,以合计的二成二得票计算,首名参选人以达到20%得票门槛当选,但馀下馀额2%得票则不敌新界联盟7%得票,则会使林伟强当选),开创配票之先河。自此,民主党等泛民政党纷纷效法分拆名单出选,并于2008年在多个选区配票成功。建制派亦仿效配票之做法。
- 2012年香港立法会选举中,民建联派出参选地区直选的9张名单中排首位的候选人全部当选,时任主席谭耀宗承认配票成功。但实际上,这是因为泛民主派选票失衡所致,加上当时泛民主派对于民主党政改立场之事而严重分歧,泛民主派支持者亦对于投票选项有不同决定,不少人提出“票债票偿”,拒绝投票给民主党,而公民党在港岛区及新界西以一张名单参选,力图取得两席。最终民主党在新界西及新界东派出过多名单参选,使配票失败,当中新界西更是两席皆北,而新界东三张名单只能取得一席。公民党在港岛区及新界西则取得当选门槛的选票,仅获一席,被指浪费大量选票。
- 在2004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同属泛民主派阵营的民主党及四十五条关注组分别在港岛区出选。他们本打出“1+1=4”的口号,建议已婚的选民把一票投予民主党,一票投予余若薇名单,使民主党的杨森、李柱铭及四十五条关注组的余若薇及何秀兰一起当选,夺取六个议席中的四席。然而民调显示余若薇名单的支持率大幅领先民主党名单,加上党派之间的利害关系,到了投票前夕,民主党以“李柱铭选情告急”为名,要求支持者全投民主党名单。在投票日,苹果日报以《李柱铭火并蔡素玉,有你冇我》为头条,把选战描写成“民主之父”李柱铭与亲北京阵营的民建联蔡素玉之间的决战,结果很多余若薇名单的支持者转投民主党名单,使民主党的杨森、李柱铭以高票当选,民建联的蔡素玉则以些微票数压过何秀兰及民主党名单第三位的黎志强。虽然民主派及亲中派的得票率约为6:4,但得到的议席则是3:3。有指民主党已得知有足够票数使李柱铭当选后,仍然高呼告急,企图使名单第三位的黎志强也顺利当选,结果不但第三席拿不到,更使何秀兰以八百一十五票之差,败给了蔡素玉。由于今次配票完全失败,加上选举失利声浪高涨,民主党主席杨森宣布不连任主席,结果由副主席,重返立法会的李永达接任。此后泛民主派分拆名单参选。
- 反之在同届选举,泛民主派为包括不同政治光谱成员,在新界东选举宣传以“七(候选人)一钻石名单”名义出选,呼吁选民集中投票,结果得票未如理想,在比例代表制下,只有足够票数让前三位当选,排第四的黄成智则连任失败。相反当时未被主流民主派接受的梁国雄基于其社会运动的激进形象,得票由2000年选举的不足二万票上升至当届选举的六万票,成功当选。
林长志. 立委選舉中民進黨的「聯合競選策略」: 以北高兩市為例. 台湾政治学刊. 2009-06, 13 (1): 5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