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中的“禁药”（英语：doping）的使用指的是运动员使用违禁的体能增强药物（PED）以求提高成绩的行为。这种行为被普遍认为是不道德的。
禁药在中国大陆通常被叫做“兴奋剂”。
历史
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里提到狂战士饮用一种用毒蝇伞蘑菇制作的混合物“butotens”后，可提升体力十几倍，但有精神错乱的危险。南非祖鲁族战士在原住舞蹈及祭祀仪式中为提高战斗力，所使用的酒精饮料称为dop，这个单词为禁药doping字汇的起源。
种类
这些是血液检验超出正常水准才视为违规。
这些是血液检验为阳性视为违规。
检测手段
危害
禁药事件
从1968年开始，几乎每届奥运都有和禁药有关的事件（除1980年，但可能存疑，因为没有全部都药检），被剥夺的奖牌（16面奖牌是之后获得清白或申诉成功才得以保留）大多和禁药有关，只有3面是因拒领奖牌，攻击或辱骂评审、裁判、其他参赛者，使用带有政治或歧视物品等比赛上不当行为；或谎报年龄或异装参赛等身分欺诈问题而造成。
2015年8月2日，国际田径总会外泄的大量血检资料共12359份资料、超过5千名选手的血液检验结果显示：2001至2013年间，七分之一（超过800名）的选手可能使用禁药，奖牌得主更高达三分之一（一共146面，包含55面金牌）可能使用禁药，却连最基本的收回奖牌或禁赛处分都没做，甚至连质疑也没有，这些涉嫌人物去除已经有用药纪录的还是占一定数目，尽管血液检验结果异常并不等于使用禁药，但是让国际田径总会被批可耻及背叛了守护公平运动的职责[1]。报道指，2012年伦敦奥运中，有10面奖牌得主药检有疑点。俄罗斯较多，该国随后被暂时全面禁赛至目前，并失去两项比赛的主办权及里约奥运参赛资格。涉嫌名单除俄罗斯，也有美国、乌克兰、肯亚等国的人。虽然有些人物不在涉嫌名单如尤塞恩·柏特、莫·法拉、谢茜嘉·恩尼斯，但这些资料的外泄让田径界无光，禁药丑闻就从这件事情连环爆至今。
2016年5月18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主席托马斯·巴赫提出警告说，使用禁药已达“前所未见的犯罪程度”，而涉及禁药的运动员和协会面临重者终身禁止参与奥运，轻者则是里约奥运被禁止参与。而为了使2016年里约奥运 “最干净”，因此将2008年、2012年奥运样本以“最新技术”来“重验”，结果54名可能用禁药但在当时没被抓到。2016年7月22日，里约奥运开幕前两周，国际奥会宣布，一共查出45名涉案，有15件来自伦敦奥运，涉及9个国家、2项运动；30件来自北京奥运，涉及8个国家、4项运动，其中包含23名2008年夏季奥运会奖牌得主[2]这些人都被禁止参与里约奥运。
美国自行车运动员兰斯·阿姆斯特朗自1999年环法自行车赛之后就被指有服用禁药的嫌疑。2012年8月，美国反禁药组织（USADA）得出调查结论：阿姆斯壮长期使用禁药（促红细胞生成素EPO），是“体育界前所未有的最精密、最专业、最成功的禁药服用计划”的罪魁祸首。故剥夺阿姆斯特朗1998年8月1日之后成绩，其中包括七个环法自行车赛头衔（雪梨奥运铜牌则于2013年1月17日由国际奥委会褫夺），并且终身禁赛。国际自由车总会随后于2012年10月宣布支持该决议。阿姆斯特朗没有向国际体育仲裁院上诉。他在2013年接受奥普拉专访时承认曾服用违禁药物。[3]CNN这样评价他：“一个曾经是全球数百万人偶像的明星车手令人震惊地身败名裂，成为了职业体育史上最突出的事件之一”。[4]此外，美国自行车运动员弗洛伊德·兰迪斯、泰勒·汉密尔顿等也承认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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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据俄罗斯独立电视台报导，2015年美国运动员申请“用药豁免权”的人数高达653人，其中通过人数为402人[5]。作为对比，同年度俄罗斯运动员仅有54人申请，通过人数不足20人[5]。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调查员理查德·麦克拉伦表示，拥有独立治疗用药豁免权的运动员在使用违禁药物方面存在滥用现象[5]。
2017年，俄罗斯黑客组织通过入侵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的数据库，揭露拥有20多枚奥运金牌的美国游泳运动员迈克尔·菲尔普斯曾在游泳大奖赛期间获准服用抗癫痫药加巴喷丁。美国体操运动员西蒙·拜尔斯的申报单中也提及了她曾使用含有违禁的哌甲酯和苯丙胺的盐酸右哌甲酯[5]。
2024年，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SADA被多家西方媒体揭发掩盖药检不通过乃至纵容涉兴奋剂运动员参赛的事实，目前包括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在内的多家体育仲裁机构已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提出上诉，一旦所有证据均可佐证USADA违规现象成立，美国将极有可能面临国家禁赛等处罚，且其2034年的冬奥会主办权亦可能会被取消。
西德国家足球队在1954年国际足协世界杯决赛爆冷获胜，之后立刻就有他们注射药品的传言。队员称他们只是被注射了葡萄糖，队医后来称只是给了队员维生素C。2010年，德国莱比锡大学的一项研究提出了一种假设：当年德国球员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注射了脱氧麻黄碱（甲基安非他命），这是在二战中给予德国士兵的一种兴奋剂。这项研究并未针对1954年世界杯。而且，禁药直到1966年才开始被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禁止。
2014年12月3日，德国ARD电视台在播出60分钟的纪录片，节目名称是“禁药秘密档案：俄国是怎么出产冠军选手”，举证指控俄国官方系统化地掩灭运动员吃禁药的证据，范围扩及游泳、田径、举重、滑雪、自行车各个项目。之后俄罗斯田径总会主管因为这个事件引咎辞职。
2015年11月，世界反禁药组织公布了一份报告，指控俄罗斯政府和药检单位合谋长期捏造俄国运动选手的禁药检验报告，2012年伦敦奥运赛事中有5名俄罗斯的田径选手涉嫌服用禁药，其中包括了女子800公尺竞赛的金牌和铜牌选手，更建议对5名选手与5名教练终身禁赛，该国田径随后被暂时全面禁赛并失去两个比赛的主办权，而该国体育部长说这是“政治制裁”，是西方国家于乌克兰危机对该国制裁的一部份[6]。
2019年12月9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行委员会在瑞士洛桑举行会议，通过了“对俄罗斯禁赛四年”的提案。意味着俄罗斯未来四年来将不得参加包括奥运会，世界杯在内的国际重大赛事，也不得申办和举办国际重大赛事。其后，俄罗斯向国际体育仲裁院提出上诉[7]。2020年12月17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裁定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违规，决定禁止对俄罗斯反兴奋剂中心处以为期两年的处罚。期间俄罗斯无法参加包括东京奥运会等大型国际体育赛事，该国运动员可以在俄罗斯奥会代表团名义下参赛，但不得使用俄罗斯国号、国旗及国歌[8]。
根据冷战后德国联邦政府公布的资料，1974年，东德体育联合会主席曼弗雷德·埃瓦尔德（Manfred Ewald）开始要求全面使用兴奋剂[9]。1977年，东德运动员伊伦娜·斯卢皮亚内克因服用兴奋剂而被取消参赛资格[10]。
1977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短跑运动员雷纳特·纽菲尔德与其保加利亚籍丈夫逃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1979年，雷纳特·纽菲尔德公开指控称，她被告知在1980年夏季奥运会代表东德参加训练时服用教练提供的药物[11][12]。雷纳特·纽菲尔德表示，她是在父亲及妹妹因其逃亡西方而被东德政府开除后决定公开作出指控的。其后，她将其携往西方的灰色药片和绿色粉末交由西德兴奋剂分析师曼弗雷德·多尼克（Manfred Donike）鉴定，西德方面其后鉴定其属合成代谢类固醇[11]。与此同时，西方批评东德政府控制了位于德累斯顿的克里沙测试实验室，指控该实验室每年对东德运动员进行12000次兴奋剂测试，但没有作出任何处罚[13]。其后，1976年至1979年间，有15名逃亡西方的东德运动员公开指控东德存在系统性兴奋剂问题。跳台滑雪运动员汉斯·乔治·阿斯琴巴赫表示，东德长跑运动员从14岁起就开始接受膝盖注射，并表示东德“每一个奥运冠军背后，至少有350名因注射兴奋剂而致残的残疾人[14]。”
1993年8月26日，统一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公开了前东德的相关记录，并表示有证据表明，斯塔西从1971年到1990年统一期间一直在监控东德运动员系统性使用兴奋剂[15]。有关指控表示，东德警察行业体育组织迪纳摩体育协会是使用兴奋剂的中心[16]。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指，估计约有10000名前运动员因使用兴奋剂而在身心上留下了伤疤[17]。2008年，原属迪纳摩体育协会的多名运动员指控他们的教练达尼埃拉·洪格尔与安德烈娅·波拉克要求其服用兴奋剂[18]。
据此，美国奥委会于1998年要求重新分配在1976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的金牌[19]。国际奥委会以蒙特利尔女子混合泳接力队的名义拒绝了美国的请愿书，并以莎伦戴维斯的名义拒绝了英国奥林匹克协会的类似请愿书，并明确表示国际奥委会将在未来阻止任何此类申诉[20]。
1980年代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进行反兴奋剂检测项目。2009年，美国生物伦理学家麦克斯韦·J·梅尔曼在《完美的代价》一书中指出，“实际上，中国已经取代了东德，成为西方国家指控体育兴奋剂问题的最大目标”[21]:134。
1990－1998年，共28名中国游泳运动员的兴奋剂检测呈阳性[22]。1994年，奥运长跑冠军王军霞带领全队女子运动员退队，爆发马家军兴奋剂事件[23][24]。1994年亚洲运动会上，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德梅罗德（Alexandre de Mérode）公开指控中国国家游泳队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反兴奋剂成效提出质疑。该事件导致中国游泳队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受到冲击，仅获得1枚金牌[22][25][25]。1995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颁布《禁止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暂行规定》，宣布将采取措施以提升该国兴奋剂检测力度[25][26]。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中国举重队包括刘春红在内的三名女子选手被揭发使用禁药并褫夺金牌[27][28]。
2020年2月28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认定游泳选手孙杨在2018年9月4日的一次飞行药检中构成“干预兴奋剂管控”之行为，推翻FINA兴奋剂小组原先的无罪裁决，加上孙杨有服用兴奋剂的前科，故判决孙杨禁赛8年[29][30]。但由于有争议的检测之前和之后的测试结果均为阴性，故不认定孙杨存在服用禁药行为，其之前取得的成绩与奖牌仍然有效[29]。孙杨方不满此判决，并决定上诉至瑞士联邦最高法院[31]。2020年12月，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支持孙杨的上诉，撤销CAS的8年禁赛裁决，将此案发回重审[32]。2021年6月，CAS经二次听证会后宣布，孙杨禁赛期减至4年3个月[33]。
2020年12月26日，经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同日公布，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将组织、强迫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入刑，内容包括：“引诱、教唆、欺骗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参加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或者明知运动员参加上述竞赛而向其提供兴奋剂，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及“组织、强迫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参加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肯尼亚由于国内严重欠缺药检技术与设备，其田径赛成绩近年一直广受质疑。肯尼亚是体育强国，长跑项目世界闻名；但在2012至2015年，已经有超过40名肯尼亚田径选手因为禁药问题遭到禁赛，令肯尼亚的体育声誉蒙羞。肯尼亚总统在2016年4月签署反禁药法案，但直到奥运才可以确定参赛。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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