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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越南语: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IX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大會代表全國𠞺次𠃩黨共產越南,简称越共九大)于2001年4月19日至22日在越南河内巴亭会堂召开。越共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1]。与会代表1168人代表着越共247,9719名领有党员证的党员。
越共九大的规划工作在1999年8月举行的越共八届七中全会中展开[2]。而这次党代会的准备工作则于越共八届八中全会中展开,这次全会“向高级党政干部分派各种组织任务”[2]。全会闭幕后,部分官员的职务因为纪律问题、政府重组或党内职务调动而被解除[2]。越南共产党反贪工作受到广泛的批评,而国家政策的内容和政策实行的内容要更加一致,所以越南的党政机关便进行这些人事变动[3]。八中全会的一份声明指出,副总理吴春禄和从事经济工作的党政官员高士兼受到纪律处分[3]。全会又以吴春禄涉及昇龙水晶宫丑闻为由,提议免去其副总理职务[3]。另外,高士兼则因为贷款管理不善,引致坏账急增而受到批评[3]。
当年12月,越南国会以吴春禄涉及昇龙水晶宫丑闻和疏忽职守为由,免除其副总理职务[3]。第八届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越南国家银行行长阮晋勇不再担任国家银行行长,其权位则让予国家银行副行长黎德邃[3]。阮晋勇其后获任命为第一副总理,负责监督另外三位副总理的工作[3]。及至2001年1月,国会常务委员会宣布阮孟琴不再担任外交部长,以集中全力,履行副总理的职责[a]。贸易部长张庭选辞职,其职位由武宽接任[3]。类似的人事变动也在党内组织中发生,例如胡志明市市委书记张晋创改任越共中央经济部部长[3]。这场人事变动还涉及到另外7名官员[3]。
2000年,第八届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为了连任、两度出任总书记而试图争取党内支持[4]。八届九中全会(4月10日—19日)商讨了旨在增强越共高层决策程序的建议草案[4]。大会讨论了三种办法:引入直选,并由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此方式选出政治局常委、重设中央书记处(于越共八大废除)、在保留政治局常委会的同时重设中央书记处[4]。有报导指出,黎可漂结束访问法国的行程之后,试图修订越南宪法和越南共产党章程,以使自己可以同时出任越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4]。农村动乱、亚洲金融风暴和越共中央顾问持续的影响令他的总书记职责备受磨练;而中央顾问当中最有影响的是由黎可漂接替的前任总书记杜梅[4]。杜梅在黎可漂任内仍然能够影响决策程序;虽然他不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他仍然会出席政治局会议[4]。他获委任为越共九大的召集人,这个职务令他可以对大会议程发挥重要的影响[4]。不论如何,杜梅仍然和武文杰、黎德英一同向第八届越共中央发表联署信,批评黎可漂的领导[4]。
八届十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2001年1月)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年过65岁的中央委员不能连任,亦不能出任党中央的职务[5]。然而,黎可漂发起了一场艰苦的反攻,使中央委员会发表另一份声明,指出“重要干部”可以免受上述规定的一些限制[5]。2001年2月西原发生少数民族示威风潮,黎可漂便以此为由,认为自己应该留任,以保持局势稳定[5]。八届十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临近结束之时,从外界看来,黎可漂的总书记权位很稳固[5]。在4月中一场政治局会议中,有三分之二的政治局委员投票支持黎可漂继续出任总书记;然而八届十二中全会在4月17日推翻了政治局的决定(这种情况极为罕见),投票罢黜黎可漂[5]。
越共八届九中全会商讨了四份文件(政治报告、2001—2010年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自2001年至2005年实行的第七个五年计划和修改党章报告)的起草事宜;越共中央顾问出席会议[6]。第八届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河内市市委书记阮富仲向九中全会发表简要的报告,指出仍需商讨的有争议事项,包括政治报告的分段和对党章进行更多修订的需要[6]。按照官方公报,越共八届十中全会(6月26日—7月4日)“为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奠下基础”[6]。十中全会闭幕后,越南传媒对党内讨论和当时保密的政治报告《发挥全民族的力量,继续革新,大力促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越发关注[6]。和越共八大的政治报告相比,九大政治报告并没有显示任何主要的改变[6]。然而,两者之间有一些小变动[6]。例如,越共之前的文件指出党国的长期政策是“按照由国家管理的社会主义导向市场机制发展多元化商品经济”,但是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这句话缩略成“发展社会主义导向的市场经济”一句[7]。政治报告仍然注重胡志明思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可缩略称为“循序跃进”),经济体系中国家机构和合作社得到的领导地位和阶级斗争[8]。根据九大的政治报告,“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是按照社会主义方向成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为粉碎所有敌对势力的破坏阴谋和行为而奋斗,以及把越南建设成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8]。
自2000年第四季至2001年初,基层、省级党部相继举行大会,选出越共九大代表[8]。
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在2001年4月19日开幕,并于同月22日闭幕[9]。这次党代会选出了第九届越共中央委员会150名委员(比上一届少了20名),当中有87人是连任委员,其馀的中央委员则是新任委员[9]。第九届越共中央委员多是在任的中央政府官员或省市领袖[10]。第九届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长黎明香负责领导由5人组成的中央公安党委,而在负责内务的小组当中,黎鸿英是重要的成员[11]。第三个小组由中组部长阮文安领导,卡莱尔·泰勒(Carlyle Thayer)把这个小组称为“人事小组”[11]。
在4月22日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选出第九届越共中央政治局15名委员(比上一届少了4名)[11]。被外界视为改革派的阮晋勇和阮明哲跻身政治局,而被外界视为保守派的黎明香和阮富仲亦然[11]。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黎鸿英是政治局的新任委员,排名第九,“高于两名连任委员”[11]。政治局中来自军方的代表由上届4人减至1人(范文茶上将);但是来自军方的第九届越共中央委员却比上一届多,他们大多是连任委员[11]。
大会废除了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并重设中央书记处[11]。九届一中全会选出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1]。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废除使资深退休官员的幕后影响有效结束[11]。大会重申越南加快工业化、现代化的计划,以使越南在2020年成为现代工业化国家,并采纳第七个五年计划和2001—2010社会经济发展策略[12]。据卡莱尔·泰勒所言,这些文献“提倡经济自立、国内资本的流通、越南相对优势的发展,以及引入外国投资资本、新科技和管理知识之类的外来资源”[12]。政治报告亦注重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邻国维持良好关系,并在同时与资本主义世界改善关系的需要[13]。
黎可漂在一中全会卸任总书记,并由农德孟接任[11]。有传中国共产党越共九大代表团的团长胡锦涛以中国的名义游说,以挽留黎可漂[14]。农德孟当选越共总书记后,向胡锦涛承诺越中关系在未来会不断增进。不久后,农德孟以私人名义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晤[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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