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节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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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节旌表是中国、朝鲜的一个制度，是指由朝廷公开表扬奖励守节不再嫁或拒受污辱而自杀的妇女（即节妇与烈女）。要识别“贞妇”，关键在“贞”字。《广雅‧释诂一》给出界说“贞，正也”。这样释“贞”为“正”，用在臣对君、仆对主、下对上的关系上，就是指忠实、精诚；用在女性对男子，特别是妻子对丈夫的关系上，则是指专一。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属于意志或操守坚定不移的具体化。
此制度在中国起源甚早，但到明清时代制度完备并受到重视，因而对乡里社会以及女性生命产生重大的影响。北洋政府时期，政府仍推行此类制度。国民政府执政时期，政府不再推崇贞节旌表[1]:183，但对社会风气影响仍存，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2]。
贞节旌表最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见于记载，刘向《列女传》中记述楚国的两位守节妇女受楚王赠封号为“贞姜”、“贞姬”。其后在秦朝，秦始皇曾下令为巴寡妇清筑造怀清台以奖其贞节。但这些旌表大多属于针对个别妇女的例子，尚不能确定有一个属于多数妇女的制度存在。
成为制度的贞旌表在西汉开始出现。最早的记载为汉宣帝时对颍川郡的“贞妇顺女”赐帛，其后从汉平帝、汉安帝、汉顺帝、汉桓帝等时代的相关诏令中，可看出开始把这种赏赐及奖励扩及全国。尤其安帝时的诏令，显示出应已有一套由地方官推举甄选的制度。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对贞节妇女的奖励虽仍然如汉代时仅存于诏令之中，但有更明确要求地方官推选，出现一套层层负责的流程，可看到旌表贞节与地方行政、监察等制度相结合。
到隋唐时代，贞节旌表制度正式见于典章制度中，例如隋代规定“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亦即被认可有特殊德性者，皆可获得免税赋、劳役的优待并获得奖励。并有一整套较完整的选拔方式，由地方官的奏闻、巡方大吏的采访、地方乡里的认可等作为旌选的标准。
宋朝除承袭唐代之外，对于贞节妇女的表扬方式更多，包括实物赏赐、免赋役之外，尚有旌表门闾（亦即在家族的大门建筑上加上特定的标示装饰以作为标记，后来明清时代的贞节牌坊亦为其中一种）、封爵赠号、立祠供乡人祭祀、在墓上表记等。
元朝时，由于世家大族冒请旌表以求名利的情形日渐增多，朝廷开始对于受表妇女的资格与身分作出较严格的规定，订出三十岁以前丈夫去世，守节到五十岁以后的才能算是节妇的标准；此外，对于申请旌表的过程也作较严格的规定，这些制度为明清时代所承继并进一步严谨化。
大体而言，明代以前虽然已有贞节旌表的制度，但尚未受到朝廷及一般社会上的高度重视，旌表的人数也较少。基本上，受旌表的贞节妇女被认为是少数道德高尚的典范人物，而不是一般人都要遵行的规范，因此旌表制度对于社会风气及一般妇女的生活，比如寡妇再嫁或妇女离婚再嫁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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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开始，旌表制度远比前代受到重视，明太祖在位期间详细制定关于旌表的规定，其后的历朝皇帝也遵循其重视旌表制度的政策，在许多诏令中屡次重申此制度。在实际运作上形成一套严密而规律化的制度，而清代也大致上承袭了明代的制度。
贞节旌表可分为“节妇”和“烈女”，承袭元代的制度，节妇定义为三十岁之前丧夫，守节到五十岁以上的妇女；烈女较无明确定义，但一般指妇女为维护自身贞操而死的行为。到了清代，对任意自杀的烈女变得不再像明代那样鼓励，因此主要仅旌表节妇。
除此之外，明代朝廷对贞节旌表有两项规定，第一是已过世的节妇不得旌表，第二是已申请、但在漫长的申请过程中逝世的也不得旌表，但第二项规定后来受到广大的批评和质疑，因此在嘉靖三年时废除。
此外，亦规定诰命夫人不得受旌表，因为诰命夫人的名号本身就是国家封赠的荣誉，且诰命夫人已有终身不得改嫁的规矩，因此不适用于民间寡妇的表彰规定。但随著贞节旌表广的荣誉受到社会上的日渐重视，其价值甚至远高于诰命夫人的身分，许多人开始要求诰命夫人也能获得旌表，这个规定也在部分个别情形下适度放宽。
首先由地方的里老人或学校上报给县官，或由县地方官亲自采访之后，将符合资格者呈报于府，由府覆核之后，过了之后再上呈礼部，之后礼部必须再次发文，向府、州县、里甲等层级要求保勘（亦即保证无误），再由礼部交由各所属的按察院最后审定，无误后由礼部统一奏请旌表，获准之后，即可行文当地政府对受旌表者免差役及盖牌坊。
这套制度由于太过繁复，至嘉靖十年被修订，取消了向各级政府要求覆勘的规定。并从以礼部为审核的中心，改为以地方监察单位，包括按察使、巡抚为主要的中心，而礼部只需要按照抚、按所奏名单奏报朝廷旌表。
但即便如此，整个制度仍然十分繁复，公文来往动辄数年，造成申请者莫大的麻烦。加上竞争激烈，很多有资格者无法受旌，因此除了中央朝廷的旌表之外，地方政府也开始提供次一级的表扬方式，其程序较为简单，由地方人士或学校推举或由地方官查访确认之后，直接予以立碑、写入地方志、实物奖励、地方纪念活动（厚葬、立祠奉祀等）作为奖励。
由于明清社会上对旌表的重视，而受旌表的名额有限，使得申请者的竞争十分激烈，但在繁复的申请过程中，官僚内部的腐化问题（尤其常被胥吏把持），以及申请方式的资讯流通的困难（偏远乡下及穷苦人家可能不了解方式），都造成世家大族的贞节烈女往往更能在旌表的竞争中胜出，平民几乎难有受旌的机会。这点造成许多士人的不满，他们并非认为世家大族的节妇不应受旌表，而很多是认为许多贫者守节更困难，其道德层次更高，却反不受旌，因此有违旌表原本的教化意义。
此外，由于规定的严格性，造成道德标准的形式化。以守节来说，30岁以前丈夫死去便守寡守到50岁者，虽符合节妇的可旌标准，但不考虑其实践的内容差异，也受到士人的批判。
此种不满，造成士人以自己认为的理想，开辟另外的领域空间来表扬贞节妇女，包括地方志的书写，贞节事迹或节妇传记的撰写。如黄宗羲即认为国家旌表反不如士人作传表彰来得有意义。事实上，当时尤其是有权威名望的人为妇女所作的传记常流传甚广，使被作传者更能得到广泛的名声，这种传布也与明中叶以后印刷业的发达有关。
民国三年（1914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下令颁布《褒扬条例》，规定褒扬“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褒扬条例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凡遇强暴不从致死或羞忿自尽及夫亡殉节者”，“自三十岁以前，守节至五十岁以后者，但年未五十而身故，其守节已六年者”可受褒扬[1]:183。
民国六年（1917年）10月，代理大总统冯国璋执政时期，修正“褒扬条例”。明确规定“夫亡殉节者”得受褒扬，增加对自愿为亡故未婚夫守节的未嫁女子的褒扬。同时，寡妇守节时间以守满十年为限。褒扬流程有明确规定。不论已故、现存，符合褒扬条件的女性，第一种由其子女、亲族、邻里均得将事实呈报于县知事，请其确定详实，呈请褒扬。第二种由县知事访查，如有合于第一条所定各款之一者，征考行实后，详录事状，呈报上级地方长官，复核无异，呈报于内务总长[1]:183。
现代研究者总结的褒扬流程：子女、亲族、邻里（呈报）→县知事（详核）→上级（复核）→内务总长（呈请）→大总统。最终审核无误后，授予匾额、褒章。根据节烈程度，褒章分为金质、银质，均配以黄色绶带，后改为白色，附褒章证书。褒章仅限受褒扬女性佩戴，已逝者仅给予题字匾额。符合《褒扬条例》两项以上者，可另加褒觪。政府允许受褒扬女性和其家人、同乡人士自行建坊立碑，用以纪念。地方官员亲撰碑文亦为常见[1]:183。
北洋政府相关政策，除以褒扬代替旌表外，与清朝政府所设“节、孝、贞、烈”列女大同小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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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前，贞节的观念一直存在，且被认为是具有重要价值的道德，宋明理学家主张（程颐的名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而旌表贞节的制度是对于能守节的典范人物的奖励。
但到了明清时代，由于旌表制度的发达、受旌表人数的大量增加[注 1]，以及朝廷与社会上对旌表的重视，使得虽然没有妇女不可再嫁的规定，但在整个社会的氛围中，包括乡里中广为流传的贞节故事、地方上贞节牌坊的设立，再加上人们莫不以家族中有人受旌表为荣，在在都造成一种“守节才是正常”的社会期待，使得妇女在这种压力之下，即使难以维持生计，还是坚持守节，以期待那很可能是遥不可及的旌表。这种思想影响深远，既使贞节旌表制度随北洋政府终结[1]:183，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仍然存在[2]。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打倒旧礼教”、“不得干涉寡妇婚姻”的呼声高涨。反抗包办婚姻、争取自由恋爱被知识阶层所推崇。但社会对女性离婚、再婚仍存在污名化。当时女性丧偶人数多于男性，除女性平均寿命高于男性的原因外，也与男性丧偶后，再婚多、鳏居少，而女性丧偶后再婚少、寡居多相关[2]。1931年，文绣向天津法院起诉与清末帝溥仪离婚时，文绣族兄表示“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以报清室之恩。”，而溥仪亦要求文绣不得再嫁。
另一方面，也有历史学者认为，旌表制度的发达，使得不能参与科举考试当官的女性也有了光耀宗族的机会，因此在一些情形下，妇女反而很可能是较主动地选择了守寡一途，以使自己在家族中获得较高的地位及财产的继承权。
朝鲜王朝对节妇的旌表为树立烈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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