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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目的主题是一种古代文学形式。关于歌曲中的文词部分，请见“歌词”。词或辞，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曲子词、诗馀、长短句、乐府。始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1]。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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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起源和发展，词开始出现，是在中国的唐代。更精确一点，是在中国初唐时期。伴随着当时“胡乐”传入，“燕乐”大盛，词也逐渐脱离传统的五言古诗、七言古诗，成为一门独立的诗歌艺术。
- 源头
词本身就包含多种源头的特点，词的源头并不唯一。有说法是由于唐诗的发展已趋成熟，在当时也将一些歌辞，被之管弦，后来经转移演化，因唐诗的歌唱，以及文人为增加创作的趣味性，将原本对偶工丽，句法型式规律的唐人诗歌，慢慢增损字句，再把整齐的句法摊破，词便因此而正式产生了，溯流应在盛唐中唐之间。顾起纶曰：“唐人作长短句乃古乐府之滥觞也，李白首倡忆秦娥凄椀流丽，颇真其妙，世传太白所作，上有桂殿秋、清平乐等，亦有以太白时，尚无词体，是后人依托者，或以菩萨蛮为温飞卿作，然湘山野录谓魏泰辅得古风集于曾子宣家，正以菩萨蛮是太白作，则流传亦已久矣。”（汪中注译。宋词三百首。三民书局出版。1981）
- 词的演化发展轨迹，就总体而言，大致如学者所说：“勾萌于隋，发育于唐，敷舒于五代，茂盛于北宋，煊灿于南宋，剪伐于金，散漫于元，摇落于明，灌溉于清初，收获于乾嘉之际。”[2]
原称“曲子词”，因为可以合乐演奏，又称“乐府”。文句长短不一，又称“长短句”，宋人已有此称。在说明诗歌的演变或发展的过程中，多以词为诗的馀绪，或诗的下一阶。故又称词为“诗馀”。
词的兴起源于文学发展的趋势。诗到唐已发展到高峰，难再创新局面，词正是诗渐趋衰微时出现新的文学形式。词的兴起也受外乐传入的影响，唐时多外来音乐，宴会时多以外乐便兴盛起来。
词的兴起亦源于五代时南方文化发达，五代时战争频仍，南方战祸较少，社会安定，因此文化得以发展。西蜀、南唐的国君都好文学，南唐更成为文艺发展的地方。而宋初政治经济较稳定，宋初局面较安定，都市繁荣，人民对文娱活动的兴趣大增，加上君主提倡，流行民间的词更兴盛。
- 按长短规模来分，词大致可分为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或以上）。一首词，有的分为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为两段，称为双调；有的分为三段或四段，称为三叠或四叠。
- 按音乐性质来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等九种。
- 按形式来分，词牌主要有分为三种形式，即平起式、仄起式、平仄转换格以及平仄通叶（xíe）格。其中“平起式”与“仄起式”则为一韵到底，另外也有上去通押。平仄转换格则为平韵与仄韵相互转换。平仄通叶格则是一句中为一个平韵与一个仄韵。一般为一仄二平。
例如词牌《忆王孙》以及《采桑子》为平起式。
《忆秦娥》以及《踏莎行》为仄起式。
另外词牌《虞美人》以及《定风波》为平仄转换格。
而《西江月》则为平仄通叶格。 - 按拍节来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为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自中唐起，已经有一些文人开始从事词的创作，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不过作品大都不多，只是诗馀之际的创作。而晚唐温庭筠，是最先专心从事词之创作的词人，他的词多写闺情，描写女子容貌情态、服饰和心理，以浓艳华美为主，满是香、玉、金、钗、锦、绣等字眼。手法上表达细腻，造语清新，善于描绘具体鲜明的形象，细密婉约，情意悠远。
到晚唐五代之后，词的创作越渐流行，期间词的创作大多为儿女艳情，离愁闺怨的风格，后世称为花间词。
五代与温庭筠齐名的有韦庄，他与五代时期的重要词人冯延巳、李璟的词作，都较温词清丽自然，在五代与温词并为两种流行的风格。在风格上，温词明艳，韦词淡雅。温词深隐含蓄，韦词直接抒情。
而五代成就最高的词人为南唐后主李煜。李煜前期的词，反映豪华富丽、风流浪漫的宫廷生活，多温馨绮丽之作，仍然呈现花间词气息；后期的词写家国之恨，拓展了词的题材，感慨既深，词益悲壮。李煜词的最大特色是自然真率，情感真挚醇厚；善用白描手法，语言明净洗炼，通俗生动，接近口语，与花间词缕金刻翠，堆砌华丽词藻的作风迥然不同。至名词评家王国维认为:“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并开北宋一代风气。
北宋前期词人基本上继承了五代婉约清丽的词风，多写春愁秋恨、离别相思。体制上，承继晚唐五代遗风，仍以小令为主。代表词人有晏殊(991-1055)、范仲淹、欧阳脩、张先(990-1078)、晏几道等。
晏殊、欧阳脩等，都是达官贵人，作品都有一种雍容华贵的风度，但作品个性极不分明，往往彼此相混。晏几道的作品则把五代南唐、花间的词风发展至高峰。在这一期的词人中，范仲淹于温婉中寓豪宕之气，下启苏轼豪放词风。张先创作了一些慢词，对慢词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北宋词至柳永而一变，由小令时期进入慢词时期。有“凡有井水处,皆歌柳词”之说。柳永开始大量作长调，喜用慢词，以长调的形式和手法为主。在词的内容方面，柳永也有所开拓，内容多写都市的繁荣生活，以及沉溺其中的男女心理。除恋情相思外，他还写都市的繁华、山川的壮丽、羁旅愁思、怀古喟叹。作品长于铺叙，曲尽形容，善于白描，意境秀丽，情景交融。
其后苏轼在婉约词之外，另立豪放一派，想像丰富奇特、个性鲜明。苏轼扩大了词的题材，抒情写景、说理、怀古感事等题材，无一不可入词；他又开拓词的意境，提高了词的格调，使词脱离音乐的束缚，又以诗为词，词境圹大，个性分明。不过当时仿效苏轼的人不多，即使苏门学士黄庭坚、秦观，词风都近柳永而不近苏轼。
到了北宋末之周邦彦，于慢词的审音调律上有所贡献，集北宋婉约词之大成，其词情感真挚，富艳精工，善用典故；词之技巧、格律进一步深化成熟。周邦彦词影响大多数南宋词人，有结北开南之称。
北宋末期女词人李清照，善于表达女子闺阁之情。前期生活美满，作品热情明快天真；后期丈夫病死，又逢国家破亡，都一一映入词作之中，缠绵凄苦，而入于深沉的伤感。她喜以浅白之字、寻常之语入词。
南宋初期金兵入侵，中原沦陷，南宋主和派当政，有志之士报国无门。故词坛兴起豪放之词风，代表词人有张元干、张孝祥、陆游、辛弃疾、岳飞等，多豪放激越，悲凉沉郁之词。
辛弃疾词风悲壮，大量用典，多比兴寄托，充满济世爱国的热情，多爱国伤时及复国之作。
南宋中期。代表词人为姜夔、史达祖、吴文英。格律派雅词由以兴起，讲究声律，注重词藻。
姜夔词多是纪游与咏物之作，其中偶然流露对于时事的感慨，更多是抒发身世的飘零和情场的失意。他精于音律，自度曲颇多，并琢炼字句，词风高雅。
吴文英词造句炼字工巧，音律优美，然词意太过隐晦。
姜夔词骚雅清空，吴文英词质实，两派词皆影响后世词人很深。
南宋后期元人入侵，南宋覆亡，词人目睹时艰，心伤离乱，于是发为悲苦之音。主要有两种趋势：一种是进一步发展为姜夔风格的格律派，词多咏物寓意，以寄家国之恨、身世之感、遗民身世的凄凉，以周密、张炎、王沂孙为代表。
到了元明两朝，优秀的文学作品渐转至戏曲与小说[3]，常有词衰于元，或词衰于明之说[4]。至清代又有所复兴，出现不少词人和词的流派。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词在11到13世纪的繁荣，是目前中国人的共同精神财富。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关于西夏“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和金海陵王完颜亮闻歌柳永《望海潮》，“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的记载，说明当时词的歌唱，已普及到目前中国境内的西北、东北广大地区。另据辽人王鼎《焚椒录》记载，辽道宗耶律洪基宣懿皇后萧观音曾创作了《回心院》等词作十多首。至于金代，以苏、辛词风为宗，出现了蔡松年、赵秉文、元好问等不少优秀词人。相传辛弃疾早年在北方曾从金人学词，成名之后，又成为金朝词人学习的榜样。
清初的浙西词派，为救明词之弊，主张尊南宋词、尚醇雅，以姜夔、张炎为圭臬。戈载的《宋七家词选》将周邦彦、史达祖、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张炎、周密列为宋七大词家。而到之后的常州词派，张惠言有感于浙西词派的题材狭窄,内容枯寂，提出了“比兴寄托”的主张，强调词作应该重视内容，并推崇唐五代，轻南宋词。张惠言的词论有超越前人之处。但他的词学评论常缺乏逻辑论证，不能实事求是，如论说温庭筠、韦庄和欧阳修的一些艳词都有政治寄托，即失之偏颇。而再之后的周济，撰定《词辨》﹑《宋四家词选》，言:“推明张氏之旨而广大之”，但他得论述不囿于张氏的立论，以周邦彦﹑辛弃疾﹑ 王沂孙﹑吴文英为词四大家。
而到晚清，一部分传统词派的词人，如况周颐等清末四词家，受到常州派的影响。而况周颐著有蕙风词话，集合前人词话，强调作词有三要: 曰重、拙、大。并讲求"性灵流露"与"书卷酝酿"。另外受到西学影响的新氏词派，如王国维著之人间词话，对词学提出不同意见。王国维喜爱北宋词的天然明畅，否定南宋词的雕饰及词旨晦涩，以情感的真挚为评词标准，对南宋雅词(如姜夔、吴文英、张炎词)评价甚低。这些观点在后世影响很大。
五四运动以后，胡适深受王国维影响，又建立了新的词史观。1927年胡适《词选》问世，在《序言》中，认为姜夔以后，直到宋末元初，是词匠的词。他批判词匠的词“重音律而不重内容，侧重咏物，多用古典，又缺乏情感与意境，没有文学的价值。词发展到‘词匠’的阶段，便已到不可挽救的末运。胡适提倡白话，以通俗自然和真实作为审美标准，大程度否定南宋雅词与清代词。另外如胡云翼等，受时代的影响，也形成了重豪放、轻婉约的词学观，他的《宋词研究》初版于1926年，认为“宋末的词已经变到无可变了。所谓作家作词，也只是在旧词里面换字斟句并无新意，不值得我们加意来叙述。上世纪30年代，部分传统的词学研究仍在继续发展，对风雅词派看法也比较公正。然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词学观却几乎是二三十年代偏颇观点的延续。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出版于1957年，书中把婉约派词人如周邦彦、姜夔等人称为格律派而加以贬低。1962年胡云翼的《宋词选》出版，对南宋末风雅词的看法则更加武断。在该书的《前言》里，胡云翼批评姜派词人远离的社会要求，将姜夔一派视为词坛逃避现实、偏重格律的逆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些看法实际上是当时社会审美理想的反映，因此进入新时期以后，词学界对此前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进行检讨，开始重新审视南宋末的风雅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南宋末风雅词人的拨乱反正也得以展开。如万云骏在《再评胡云翼<宋词选>》中认为，“解放以来对宋词的研究状况用五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言必称苏、辛’”，其表现是对苏、辛为代表的豪放派词人评价高、研究多，对婉约派除二李外评价低，对周、史等人基本上否定。万云骏认为辛亥革命以后至抗战之前，对宋词的发展和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显然分成两派，“一派主要以古人作品与前人论说为据，如王易《词曲史》、刘毓盘《词史》、吴梅《词学通论》、张振铺《中国文学史分论》等对周、姜、史、吴等的评价很高，而对苏轼、辛弃疾也肯定其思想价值与艺术成就”，“另一派则以‘白话’为评论作品的准则，一反前人之说，可能也未遍读宋人的词，或读而未必深人。
下面列出几位广为人知的词人，此外欢迎参看详细的词人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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