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环契仔契女，或称西契党、西环党、西环契弟党等，是指一些由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简称香港中联办）背后扶植及支持的香港建制派阵营人士[注 1]，该词带有讽刺性，由于西环是香港中联办所处的位置，故用“西环”指代中联办（相对的“中环”代指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而“契仔契女”则在粤语中指干儿子干女儿，“契弟”除指结拜弟弟外，也有同性恋的意思，并引申为粤语脏话[1][2][3]。
被舆论列为西环契仔契女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有创建力量谢伟俊、香港经济民生联盟梁美芬、新民党的容海恩、叶刘淑仪和自称“独立”的前香港律师会会长何君尧等，大部份是法律界出身。一些在张晓明任职香港中联办主任期间冒起的新兴激进建制派组织如“爱护香港力量”、“爱港之声”、“保卫香港运动”等也被媒体视为西环契仔契女。另外，香港政坛上也有将传统建制派政党民建联及工联会列为“中联办亲生儿”[1][4][5]。
端传媒一项就周永勤退选风波的报道中，提及自2008年立法会选举开始，中联办就开始挑选“政治代理人”，而亲中联办候选人，得票亦一次比一次多。[6]
冒起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香港和澳门以外的地区实施直接统治，各行政区皆有中共党委领导人民政府，在以党领政的情况下，各省市县区之党委书记，例如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等，地位和权力均高于省长、市长等。但是对港澳地区则必须顾及一国两制，不会直接向香港下命令，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必须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影响香港特区政府，避免香港政府“过于独立”（香港财政独立，不向中央赋税），也需要一个在地的机构时刻“看紧”香港事务。评论人士李芄紫说，在中央不信任香港的时候，中联办权力就越大，中联办身为“半决策者”的角色就越鲜明，投诚者和潜在的权力“租客”就越多。自2003年《基本法23条》立法失败后，中联办的角色便从尽量不干预转换成积极介入[7]。
2008年，中联办研究部部长曹二宝在中共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撰文指，香港需建立“第二支管治队伍”。前新加坡《海峡时报》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特派员、民主派时事评论员程翔忆述：“这是很重要的signal（信号），我看完立即传给所有立法会议员，包括建制派，希望他们在立法会提出质询，要求特区政府表态。”然而当时包括议员、政府和社会也没人讨论。他表示：“我不怪香港人，大部分人都不熟大陆政治，也很少看大陆的文章。”2009年，该文经传媒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然而中联办早已公开运作[8]。
2012年12月18日，张晓明出任香港中联办主任，翌年1月他在公开场合表明“西环不治港，但是西环要尽责”，与前任高祀仁和彭清华的低调作风不同，他多次就香港的敏感政治议题发言，引起关注，被民主派视为“强硬派”人物。2014年，香港社会进入讨论政改的重要阶段，同年8月19日，张晓明与街坊工友服务处执行监督梁耀忠等数名泛民立法会议员会面，路透社、法新社等多间外电均引述消息报道，梁耀忠当时问张晓明，中央会否允许泛民人士参选特首，张晓明回应称：“你们能活着，就足以显示国家的文明及包容。”该言论被外界质疑是“制造敌我矛盾”，而会面也未能打破泛民与中央之间的僵局[5][9]。
张晓明的任期与梁振英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任期几乎完全重叠，且任内一直认同梁振英的表现。2015年9月12日，张晓明出席《基本法》颁布25周年研讨会，发表《正确认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特点》，提出了具有争议的“特首超然论”，他认为：“香港不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回归前不是，回归后也不是，不搞三权分立是《基本法》起草有关规定时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他续说：“特首更具有双首长身份和双负责制的责任，使行政长官具有超然于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关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行政长官在基本法设独立篇幅，因而被视为“超然”）该言论引起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和前任终院首席法官李国能表态，他们重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是香港的核心价值。另外，在张晓明任内有一些新兴激进建制派组织冒起，包括“爱护香港力量”、“爱港之声”、“保卫香港运动”等，这些组织公开支持政府，并且与激进民主派屡次发生肢体碰撞[5]。
建制派政党自由党的田北俊在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过后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在名单比例代表制中“中联办的影响力很大”。他举例说，新界东有50万人投票，中联办只要控制一万票就可以了。“一万票在50万票不是大数目，但它最后只要给两名候选人，排第八、第九，各分五千票，便保证你能胜出了。”他续指，由于中联办在背后打点安排，所以可以看到新民党的容海恩虽然是个“甚么都没有做的新人”，但她的资源已经很多，所有社团的票都分配给她[10]。
香港的左派势力自六七暴动后陷入低潮，直至1980年代港英政府推行有地方自治及扩大民主成分的香港政治制度改革，加上临近香港回归，左派开始吸纳地区街坊组织，以居民协会方式重整势力，在香港回归后控制绝大部分的香港区议会，掌握地区资源和政治势力。本土左派与新兴的西环党的分别，在于本土左派的政治本钱是由自身几十年在香港累积得来（部分通过自身的长年经营），而西环党则是通过组织配票制造出来[11]。
雨伞运动后，当地建制派分为以传统左派民建联及工联会，和以新民党和经民联为主的“西环党”。在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期间，为了配合西环党，民建联与工联会派出的名单较为保守，在新界东及新界西两个9议席选区分别派三队，在九龙港岛五至六议席选区则出两队，此举是要协助西环党人，也有利配票。选举结果是民建联成功全部当选，但传统左派工联会则失利，工联会在新界东的劳工界功能界别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候选人王国兴均落败，而无往绩兼曾经在论坛表现欠佳、知名度低的容海恩却胜选[11]。
扶植目的
根据建制派政党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的分析，在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结果中，被中联办看上的议会“新贵”全具备专业的法律背景。相反的，败选的工联会不但形像老土、草根，议政水平也不高，更长年被形容为“土共”代表[1]。
非建制派阵营认为，中联办要扶植那些具专业背景律师进入立法会，用意是希望直接干预并压制议会内的非建制派势力，而北京当局近年重视“说法讲法”，多次强调为确保“一国两制”不变样，全力支持香港特首“依法治港”。而西契党的律师，可在议会内，针对个别法案找出漏洞重新演释或解读，加上其专业形象对公众会有一定的说服力。西契党的成立，一方面可以革新“土共”形象，争取香港的中间选民支持，同时也被认为包含长期“西环治港”打算，以建制的律师对付非建制的律师[1]。
立场亲共及反对梁振英的《成报》[12][13][14]在2016年9月初发表署名评论文章，指出占领运动后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的维稳成本随之增加，但“专项拨款少不免被层层摊派”，又表示“至于落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诸侯’中联办手里，又哪会有‘清水衙门’存在的道理？”同时为求“整肃重组”，可“无疾而终”，更加要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造就“西环契仔、契女”当选，连传统建制阵营如民建联和工联会也要让路；另一方面，也要扶植“中间派和本土派”来打击传统泛民势力[15]。
有香港执业大律师在报章撰文说，香港人眼中的律师形象与英美国家不一样，律师行业在英美算不上是一种崇高的职业，即使很多英美政治人物都具有律师背景，然而香港大众普遍认为律师是“衣着光鲜、谈吐优雅、饱读诗书、雄辩滔滔、辩才无碍”，是“选举保证”。自从2003年二十三条拟立法，一批律师走出来反对，后来政府收回23条立法，外界已视这批律师为一股“政坛清泉”，律师在香港具有相当高学历，不少毕业于香港大学，是城中的“天之骄子”，在香港成为律师在会被视为上流人士。2004年，余若薇、梁家杰、汤家骅及吴霭仪参加立法会选举并赢得议席，他们于2006年成立公民党，并于往后的立法会选举再提拔了法律界新丁入立法会，其作为主流民主派和律师身分，专业议政获得不少形象分和支持，亦成为民主派在功能界别专业界的主力。有见及此，北京当局为了挑战这一股力量而扶植同样的人物，例如在2008年起胜出立法会选举的谢伟俊、梁美芬，以及在2016年胜出的张国钧、何君尧及容海恩[4]。
2016年8月25日晚上，西环党之一的何君尧在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中的竞争对手、传统乡事派的新界西候选人周永勤突然宣布弃选，并表示：“我不想身边支持自己的人，惹上较高层次的麻烦，或者赔上代价。”[16]周永勤被传媒追访时说，前一天他收到市民传给他的录音，指称有人要动员追击他。随后传媒披露了这两段录音，录音中有一把男声说︰“今晚会召集二、三十人在会场追击周永勤，等他开论坛都无心机（没有心情）为止”，追击过后，“着返晒（穿回）何律师的背心，现场支持何律师、打气”。事发后翌日，何君尧召开记者招待会，承认录音中的男子是他的选举义工，但强调所谓“追击”并没有实行。后来在受访时说︰“他（周永勤）直情（简直）是想大家同归于尽，但是，何苦呢？”《端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指，为了控制不再甘于只为建制派民建联拉票的新界乡议局（乡事派），以及打击传统乡事势力，因此中联办扶植曾任香港律师会会长的何君尧：“现在北京想逼不支持何君尧的人，也要支持他，是第一次那么直接的干预。”又形容北京是“玩政治”，想趁机“收服”各乡绅，又指中联办新界部近年在新界已经渗透得十分深入，连一些乡事活动，比如打醮、节庆，都由中联办新界部管理打点[2][3][17][18]。
周永勤后来交代事件经过，又指7月中有“驻港部门”人士游说他弃选，称“我们想当选的人不是你，你并没有我们的祝福。”[19]2016年9月，田北俊在电台节目上说，中联办因担心影响何君尧选情，故于同年7月曾劝他阻止周永勤参选，而他当时认为周永勤仍有机会当选，因此最终协商不成。他质疑中联办为“契仔”、“契女”配票是否已经越权[1]。
程翔表示，因为中共一直想分化新界传统乡事派的势力，所以长久以来都在培植人马，一方面用新界社团联会来抗衡，另一方面在乡议局里面培植亲中联办力量，以抗衡乡事派，而何君尧就是代表中联办培植出来做分化的“棋子”。[20]他续指出，虽然新界乡事派的立场一直都支持香港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但由于整个新界乡事派的势力很大，不能够看小。而中共策略一直都是分裂自己人：“香港新界乡事派传统势力这么强的话，中共一定会想办法去分散。”[21]
相关事件及回应
2012年12月30日，谢伟俊出席无线新闻台节目《讲清讲楚》时，强调自己是“香港仔”，不是“西环契仔”，他承认中联办为他在立法会选举拉票，但强调自己不会盲从中联办。谢伟俊表示，中联办官员不适宜太多露面，以免香港人以为香港“内地化”。谢伟俊又指不反对市民参加2013年1月1日的反梁振英游行，认为梁振英的诚信问题已超越民怨爆发点[22]。
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的结果，“西环党”全数当选，何君尧在当选后被记者问到“要感谢的支持者是否包含中联办”时，何君尧直言“当然”，又形容自己与中联办的“友谊”，是他多年来从事法律工作培养的。而被视为是“西环新契女”的容海恩在选举论坛表现欠佳，但仍在新东以36,183票夺一席，票数较社民连的梁国雄高。在被记者问到是否有中联办祝福，她说自己是依靠与新民党结盟的公民力量，在地区已工作24年累积的市民支持。然而在当选之后，香港媒体《明报》拍到容海恩的“师博”叶刘淑仪的七人车坐驾在2016年9月5日进入中联办，逗留了约50分钟后离开。叶刘淑仪当晚接受《明报》查询时自称当时不在车内，宣称是司机把今年她在书展出版的书送到中联办，对停留近一小时不知情。后来她主动向《明报》道歉，承认自己说了谎，当时她在车上，进入中联办与跟人商讨事务，但没有回应见的是甚么人和谈了甚么事[23]。
2016年9月6日，何君尧在DBC数码电台节目表示，自己是香港“亲生仔”，没正面回应是否西环契仔的提问，又表示期望大众要尊重人、不要标签人。对于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的座驾昨日进入中联办，何君尧认为，与中联办联络很正常，反问“去政府就是政府契仔、去警署就是警署契仔？”[24]又说“就算我是西环契仔，又有什么问题？”[25]同月他接受《明报》访问，对于“新西环契仔”的称呼，他说从未想过要撇清这个名称，反问“虽然事实不是，但是又如何？”他称自己从事服务型行业，要建立人际关系，光谱越宽，对自己越有帮助[26]。
何君尧表示，希望别人不要标签他为“西环契仔”，但他不讳言与中联办关系良好。他认为香港人必须认清中央是最终的权力掌控者，才能找出符合香港利益的应对之道[27]。
民主派传媒人潘小涛说何君尧显然是有意误导记者及公众，指出大家质疑的不是他作为律师而与“西环”建立密切关系，而是作为政客及立法会议员而与北京驻港机构有如此密切关系，并不恰当：“‘契仔’是形同父子的关系，意思就是你能够上位都因为这重关系呀！理论上，中联办只是联络机构，不应介入香港内部事务。公众质疑的是，中联办竟然找来几名香港律师，让他们成为‘契仔契女’，替他们助选拉票，促成他们当选，日后不就变成西环的傀儡？！”他又质疑叶刘淑仪为甚么要说谎：“她也认为不宜让公众知道，在此敏感时刻现身‘西环’，令人以为她是谢票或邀功？这些都令人以为‘西环’在干预香港事务。”[26]
《852邮报》有评论文章表示：“虽然何君尧大言不惭指就算他是西环契仔也没有问题，不过作为前律师会主席的何君尧，是否忘记了《基本法》第22(1)及(3)的规定？”[注 2][25]
香港民主派学者、前局长王永平说，《基本法》是体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下国家政策的庄严宪法文件，在第22条清楚规定：一、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均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本港自行管理的事务；二、中央各部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的一切机构及其人员均须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他指出：“因为行政长官是由中央委任，所以中联办在特首选举中扮演协调建制派在选委会委员的投票取向，以至表达中央意愿的做法，虽然不理想，但仍是港人勉强可以接受的政治现实。不过，今届特首梁振英当选后翌日便拜访中联办，制造港人治港还须听中联办说话的恶劣形象，是不少港人对‘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失去信任的开始……如何协调建制派在立法会选举中的参选名单、选举策略，令建制派取得最多的议席，应该是中央赋予中联办的任务。在英殖时代，获港督委任的立法会议员最终须听命港英政府；今天，获西环加持才能当选的议员自然视中联办为衣食父母；这是有人理直气壮认为向中联办‘讲吓（提及一下）’自己在立法会的工作系‘好正常’、‘非常之恰当’的原因。”[19]
《成报》批评大批“西环契仔女”进入立法会，香港立法会主席之争更有明显的中联办操控痕迹。中联办介入并操控香港政治，即所谓“西环治港”，已是不争事实[7]。
其中一名西环契女，经民联梁美芬亦承认，于2016年角逐连任前，曾经就竞逐连任一事知会中联办[6]。
参见
注释
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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