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靖主义（英语：Appeasement），又译为姑息主义、绥靖政策，指对侵略势力作出政治或物质让步的短视现实主义、孤立主义及和平主义政策来暂时避免军事冲突的外交政策[1]，常被用以指称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斯坦利·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在1935年至1939年间对德国和意大利实施的外交政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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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初，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及《凡尔赛条约》的德国待遇等问题，这种让步被一些人认为是正确的，法西斯主义也被认为是一股可以用以反对共产主义的力量。但是，在1938年9月30日达成《慕尼黑协定》时，这一政策已经遭到工党与保守党持不同政见者（如后来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安东尼·艾登）等人的反对。
法西斯主义在欧陆的崛起给民众敲响了警钟，张伯伦诉诸新闻审查制度来控制公众舆论。[3]在慕尼黑之后，他满怀信心地宣布自己已经确保“我们时代的和平”得以持续下去[4]。但是，特别是《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祸水东引的计划破盘，二战最终爆发，七十多年来，这些政策一直是学者，政界和外交官间激烈辩论的主题。
词源
“绥靖”一词来源不详，但早见于左传成公十三年：
文公恐惧，绥靖诸侯，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大有造于西也。[5]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
遂制礼作乐，有绥靖宗庙社稷之大勋。
三国志之吴书·陆逊传
君其茂昭明德，修乃懿绩，敬服王命，绥靖四方。[6]
集体安全失败
绥靖主义是在1937年至1938年间，通过持续让步对德国元首希特勒和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实施的政策，旨在使独裁者愿意加入国际合作。希特勒无视他在慕尼黑所作的承诺，于1939年3月15日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而此前拥护绥靖的首相张伯伦决定采取抵抗德国的进一步侵略扩张。[7]
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源于国际联盟的失败和集体安全的失败。国际联盟于一战后成立，希望以当时的国际合作和对侵略扩张的集体抵抗可以防止另一场战争。联盟成员如果受到攻击，有权获得其他成员的协助。集体安全政策与实现国际裁军的措施同时进行，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以对侵略者的经济制裁为基础。当面对独裁者的侵略时行为，例如纳粹德国对莱茵兰地区的再武装和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国际联盟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行动。
凡尔赛条约后，莱茵兰进行了非军事化。德国接受了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所规定的这一安排。希特勒声称它威胁到德国，并于1936年3月7日将德军派往莱茵兰。他赌英国不介入，但不确定法国会如何反应。希特勒的许多顾问都反对这一行动。如果希特勒的部队遭到法国抵抗，德军将撤离。法国向联盟提出抗议，但未采取任何行动。法国谘询了英国，工党议员休·道尔顿主张坚决抵抗。但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说：英国无法保证支援法国，因为舆论不可能支持，英国人认为德军只是走进他自己的后院。希特勒应邀进行谈判，他提出了与西方的友好条约，但对于细节不发一语。希特勒对莱茵兰的占领，使他相信国际对德国无可奈何。
1937年，斯坦利·鲍德温辞去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接任。张伯伦奉行绥靖和重新武装政策。张伯伦的绥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1938年与希特勒就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进行的谈判。
尽管一战的战胜国禁止了德国和奥地利合并，但现在，对德奥合并的反应是温和的。国际社会对1938年3月12日事件的反应使希特勒得出结论，认为他可以在扩张计划中使用更具侵略性的策略。德奥合并为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铺平了道路，
二战前的绥靖
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采取绥靖政策原因，现在有多种解读：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虽然国际联盟不承认日本扶植的满洲国，但多国却认为中国和日本都是《非战公约》缔约国，主张中国和日本通过谈判处理争端，欧美多国没有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作出经济制裁及军事干预。
1935年3月，德国退出裁军会议，由原先的秘密扩军转变成公开且大规模地扩军备战。英国与德国缔结《英德海军协定》，虽然协定的条文限制德国海军的规模，但这做法等同放宽在一战后对德国扩充军备的严格限制。
1935年1月，法国与意大利签定罗马协定，令意大利放心从利比亚调动部队到东非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1935年10月，意大利经意属索马利亚及意属厄利垂亚入侵埃塞俄比亚，并在隔年占领了埃塞俄比亚全境，建立意属东非。
1935年8月通过的美国中立法，要求美国维持军事中立，虽然规定美国公民及公司不得向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出售武器，但没有禁止出售石油及矿产。
1936年3月，德军进入莱茵非武装区，英法按兵不动。8月德意两国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支持佛朗哥的国民军，英法则推行不干涉政策，没有军事援助西班牙第二共和国，佛朗哥推翻第二共和国后，佛朗哥政权成为德国的盟友，德国还借西班牙战场完成了军事实验，提升德军的组织和战力。
1938年10月，希特勒的野心日益膨胀，开始染指捷克斯洛伐克[9][10]，但是法国、英国、德国及意大利签署慕尼黑协定，不干预德国进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德国和意大利之后勒令捷克斯洛伐克将斯洛伐克南部割给其盟友匈牙利王国，史称第一次维也纳仲裁裁决。
英法认为希特勒会在得到苏台德地区后便会满足，相继和德国发表了带有互不侵犯性质的《英德宣言》和《法德宣言》，以为可避免欧洲爆发大战，但在1939年3月，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并建立了傀儡政权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及斯洛伐克共和国，匈牙利则占领了喀尔巴阡鲁塞尼亚。波兰占领了扎奥尔杰。1939年4月，意大利入侵并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国联只谴责了义大利的行为。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英法两国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但法国仅在9月7日对德国发动小规模的萨尔攻势，9月17日被击退后，双方一直在边境对峙，处于假战状态，苏联和德国在之前已缔结《德苏互不侵犯条约》[11]，并且瓜分波兰[12]，德国和苏联吞并波兰后，德国趁西线处于假战状态，出兵入侵丹麦及挪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绥靖
大多数保守党议员表示支持绥靖政策，尽管丘吉尔说他们意见分歧。1936年，丘吉尔与保守党政治家代表团表达了对德国重新武装的速度的警惕。在保守党中，丘吉尔与众不同的是，他认为德国威胁自由和民主，认为英国的重新武装应该更加迅速地进行。
丘吉尔在慕尼黑的前一周警告说：在英国和法国的压力下，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等于完全是把西方民主国家投降到德国的武力威胁之下。他和其他一些拒绝对慕尼黑事件投票的保守党人遭到当地选区政党的不欢迎。
英国皇家海军被部分人认为倾向绥靖主义。1937年的阿比西尼亚危机中，英国皇家海军表示有信心在公开战争中轻松击败意大利皇家海军。但是，皇家海军赞成绥靖政策，因为它不想将其大部分海军力量用于地中海，从而削弱其对德国和日本的立场。1938年，皇家海军允许了对慕尼黑的绥靖行动，因为它计算得出当时英国不干预仍将保持英国在防御能力上的政治和军事资源。
1930年代的英国媒体强调了直接对抗的危险，他们的普遍共识是对一支纳粹部队防御是不可能的。皇家空军在1938年10月向战斗机部门发出警告，称德国轰炸机可能造成的情况……在接下来的十二个月中肯定不会令人满意。
在法国，空军情报部门仔细检查了德国空军的实力。德国每月生产1000架战机，当时的法国空军认为德国具有决定性的空中优势，因此对1938年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能力感到悲观。法国航空部长乐观地告诉政府，空军有能力制止一支德国空军。但是，空军参谋长约·维耶明将军作出警告，他一贯反对与德国交战。
英国的工党原则上反对德国，但主张和平主义。当时工党的领导人克莱曼·艾德礼最初认为和平不能靠国防，而是靠世界的法治与经济力量，主张在国际联盟的指导下废除国家军备，甚至是裁军和建立世界维和部队。在德国开始增加军力时，英国官方反应竟是向法国政府施压，要求法国让步以安抚德国。然而，由于德国的威胁越来越大，国际联盟的效率低下，这项政策最终不得人心。艾德礼到1930年代末期，转而支持邱吉尔的观点，强烈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8]
英国的舆论在1930年代初一直强烈反对战争和重新武装，尽管这种情况在十年中开始有所改变。在1933年牛津大学的一次辩论中，一群大学生通过了一项动议，说他们不会参战，这使德国的一些人说英国永远不会参战。鲍德温告诉下议院，由于该国强烈的和平主义情绪，他在1933年无法实行重整政策。1935年，有一千一百万人对国际联盟的和平投票作出反应，承诺通过国际协定支持削减军备。另一方面，同一项调查还发现，有58.7％的英国选民赞成针对侵略者的集体军事制裁。随著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即使是和平运动的左翼也开始迅速转向，许多和平选民开始赞同抵抗希特勒。1937年，大多数年轻的和平主义者已经改变了看法，认为对于德国的正当回应可能是战争。
1937年伦敦时报杰弗里·道森表示:每天晚上我都竭尽所能，避免写出任何可能伤害英国与德国脆弱关系的报导。[8]
1938年9月30日，张伯伦回到英国后，向人群发表了他著名的“我们时代的和平”演说。该协议得到了大多数媒体的支持，只有雷诺新闻和一家倾向于工党的报纸表示反对。工党在议会中反对该协定。一些保守党人投了弃权票。但是，唯一提倡战争的国会议员是保守党达夫·库珀，他为表示抗议该协议而辞职。[8]
绥靖主义的正面观点部分是由媒体塑造的。伦敦时报的德国通讯员诺曼·埃布特（Norman Ebbutt）指控，他关于纳粹军国主义的持续报导遭到编辑杰弗里·道森的压制。理查德·科克特（Richard Cockett），威廉·劳伦斯·夏伊勒和弗兰克·麦克唐纳（Frank McDonough）等历史学家都证实了这一主张。 1938年10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86％的公众认为希特勒对自己未来的领土野心撒谎，但是被立场偏袒张伯伦的出版商在最后一刻从《新闻纪事》中删掉了。
张伯伦对BBC的直接操纵是持续和令人震惊的。例如，哈利法克斯勋爵告诉广播制作人不要冒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他们通过审查工党的反德国和意大利评论来遵守。张伯伦展示了当时的民主政体在试图操控新闻界时的影响。对于张伯伦而言，这样做的危险在于，他宁愿忘记自己发挥了如此的影响力，而越来越多地将当时的新闻界误认为是真正的公众舆论。
张伯伦从慕尼黑回来的那天，记者希拉·格兰特·达夫（Shiela Grant Duff）的《企鹅特别版》，由捷克人与欧洲人出版并分发给每位议员。她的书是对捷克民族的热情捍卫，对英国政策进行了详尽的批评。它具有影响力并被广泛阅读。[8]
德国入侵波兰，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一致认为绥靖主义是负有责任的。工党国会议员休·道尔顿等人与保守党人和对希特勒持反对态度的贵族王室确定了新政策。三名英国记者迈克尔·富特，弗兰克·欧文和彼得·霍华德出书并以“加图”的名义写作，呼吁将15位公众人物免职，其中包括张伯伦和鲍德温。据说，绥靖政策促成了保守党在1945年大选中的失败。历史学家戴维·戴克斯（David Dilks）认为，绥靖主义的目的是以他人的代价购买暂时的和平。
历史学家在事后以各种方式解释了张伯伦的政策。可以说，张伯伦真诚地相信，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野心是有限的，解决他们的不满将保护世界免受战争的侵害；为了安全，应该加强军事和空中力量。许多人认为这种信念是谬误的，因为独裁者的要求不受限制，绥靖使他们有时间获得更大的力量。
A·J·P·泰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中的论点（有时被称为修正观点）在当时遭到许多历史学家的拒绝，在英国和美国对他的著作的评论普遍风评不佳。然而，他的一些见解受到关注。他被认为试图证明绥靖是一项受欢迎的政策，并且英国外交在1933年以后具有连续性，打破了普遍观点：一个小型的堕落集团，面对公众的强烈反对，在1930年代的某个时候神秘地劫持了英国政府。他试图将1930年代的领导人描绘成尝试解决问题者。
在1990年代初期，由于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绥靖可能是1930年代英国政府的唯一选择，因此出现了一种新的绥靖理论。
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借用绥靖主义，解释了他决定参加1950年的韩战。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迈克尔·约翰斯在1987年写道：“罗纳德·雷根抵达华盛顿后七年，美国政府及其盟国仍然以绥靖文化为主导。
苏联的反应
1938年8月，慕尼黑阴谋发生之后，苏联对英法更加不信任，加上史达林也有领土扩张的野心，苏联也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1939年8月，苏联和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史达林又与希特勒合谋侵略波兰，德国之后可以集中兵力入侵西欧。1939年9月，德军对波兰发动突袭，波兰国土大片沦陷，苏联也配合夹攻波兰东部，之后以保卫“西部边界安全”为借口与目的陆续侵占波罗的海三国及发动冬季战争入侵芬兰，其宣称为建立战争防备缓冲带。1941年6月22日，德国在不列颠空战失利后，搁置入侵英国，反而对苏联发动突袭，苏联的绥靖政策也最终破灭。
参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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