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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 駐華高級將領 美軍司令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约瑟夫·沃伦·史迪威（英语：Joseph Warren Stilwell，1883年3月19日—1946年10月12日），出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美国陆军四星上将，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驻中国接近三年，任驻华美军司令，东南亚战区副司令，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支援中国物资等职务。后因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关系破裂而被调任，1946年在旧金山去世。[1]
 | 此条目可能包含原创研究。 (2012年7月25日) |
史迪威在佛罗里达州帕拉特卡出生[2]:10，是第八代英国移民，祖上直到其父亲本杰明（Benjamin）出生前都一直在纽约居住，史迪威亦在纽约长大。父亲严厉管教他，并要求他参加宗教活动，反而让史迪威更加叛逆并远离宗教[2]:9。后来，父亲要求他前往西点军校就读，而不是史迪威更心仪的耶鲁大学。为此，父亲甚至不惜动用家庭关系，联系时任总统麦金莱，以在报名截止后仍能安排史迪威入学[2]:12。
史迪威在西点期间法语成绩曾列班上第一位，亦曾尝试将发明不久的篮球推广到校内。他于1904年毕业，排名为124位毕业生中之第32名[2]:15。
毕业后的史迪威曾派驻各国，1913年起任教西点军校，教授英语、西班牙文、历史，并短暂派驻马德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史迪威担任第四集团军情报官，因参与谋划且为圣米耶勒战役执行情搜任务获颁杰出服务勋章。
在战间期，史迪威的职业生涯多半奉献在中国这块土地上；1919年，史迪威经美国战争部军事情报司任命作为驻华人选，并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学习中文。1920年-1922年，史迪威派驻至山西、陕西协助道路兴建，他在当时结识冯玉祥；1922年9月，赴东北情搜日本进军西伯利亚相关情报；1923年返国，进入乔治亚州班宁堡修习步兵高级战术课程，1925年在堪萨斯州莱文沃斯堡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深造，1926年再次派赴中国。由于史迪威在班宁堡基地期间对下属训话严厉，甚至有人曾在一个醋瓶子上画了他的漫画像，“醋乔”（Vinegar Joe）的绰号便由此得来[2]:125。
从1926年9月，史迪威任驻天津的美军第十五步兵团营长及参谋（当时之代理团长为马歇尔中校）；在他任内一度因国民革命军北伐导致他无法返回北京，只能从徐州搭车到浦口换乘美军宾夕法尼亚号战舰离境；1929年4月离任。
1935年至1939年，史迪威第三度赴华履新，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因职责所需首度直接接触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在华其间曾与左派人士交好，也影响后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时本身的政治倾向与对国民政府采不信任之态度。
史迪威在七七事变期间命令助手戴维·巴雷特上校调查事件。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史迪威的支持下，戴维·巴雷特前往位于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3]:162。
史迪威于1939年起任职美军第2步兵师副司令，1940年起改在加州组建训练第7步兵师，本来的计划是投入盟军在北非的行动[2]:231-232。然而在美日开战后，中国和美国成为盟友，故罗斯福认为有必要在中国安排一位高级军官帮助中国抗击日本。他听取了马歇尔的建议，不顾史迪威本人反对，将其派至中国担任中缅印战区美方指挥官，军衔为准将。史迪威本人有三重身份：除中缅印战区的美军司令外，他亦要担任英军缅印战场副司令（正职是蒙巴顿），以及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蒋中正的军事参谋。
中国和英国军队装备及士气皆不佳，蒋中正更关心的是通过租借法案获得补给，以用于防范日军突袭，并把这些装备用于之后可能发生的国共内战中。尤其在目睹缅甸英军一败涂地之后，国府上下弥漫着“该让美国人承担对日作战责任了”的氛围[4][5][2]:303。故而史迪威来华后的第一要务便是整顿军务，然而这要通过撤换蒋的亲信实现，蒋因此不信任史迪威，害怕军队脱离他的掌控[4][6]。由于中国的海岸线几乎被日本控制，驼峰航线是当时唯一的军援通道，蒋又相对信任执行驼峰航线任务的陈纳德，后者遂经常与史迪威发生矛盾[2]:307。
最初，马歇尔坚决主张，盟国对于中国战区的任何支援，都一定要排在最后的顺位，罗斯福亦采纳之。但日军向英国宣战后迅速攻占新加坡、马来西亚，然后转而攻击缅甸仰光，最终缅甸沦陷。英美盟国希望通过缅甸境内公路支援中国抗战的战略不再可行。
史迪威到达缅甸时，正逢盟军自缅甸败退。史迪威便单独率领其麾下117人由缅甸急行军撤退至印度阿萨姆邦[7][8][9][10]。史迪威认定中国军队也可拥有上佳战斗力，故在兰伽开辟训练营训练从缅甸撤退的中国军队，但此举既不讨英军喜欢，也招致蒋中正猜忌，原因是英方害怕勇猛善战的中国军队会成为印度推翻殖民统治的榜样，而蒋则不希望非嫡系部队拥有强大的战斗力。
缅甸陷落后，中国在陆地及海上运输线被切断，所有运输只能由印度经驼峰由空运进行。驼峰航线的运力仅能基本维持中国军队抗战之用[5][11]，更有部分物资被中美军人卖往黑市中饱私囊[2]:377。故而除了温盖特（Orde Wingate）将军的渗透作战外，盟军在缅甸战场大部分是防御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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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waited long for vengeance, |
为报仇我等了很久， |
史迪威由于撇下戴安澜率领的第200师独自撤退，导致中国军队重大伤亡，故蒋中正对此耿耿于怀[13]:208，而史迪威又严格控制驼峰航线运输量，蒋中正已大为光火，但顾及中美同盟关系，他最初并不直接与史迪威对峙，而是通过要求马歇尔和罗斯福“重新评估”史迪威的能力，以及截留史迪威的命令，来削弱其权力。史迪威在言论与日记中替蒋中正取了“Peanut”（笨蛋、没用的小人物。直译是“花生米”）的绰号[13]:216（后来这反而成了盟军电台里指代蒋中正的暗号[14]），蒋亦认为史迪威无情无义、不服命令、轻视上级、傲慢自大[13]:214。
1942年6月，宋子文从华府向蒋报告，美国战争部长史汀生告诉他，如果蒋认为史迪威不适任，美国会考虑换人；马歇尔和史汀生对缅甸失利，以及史迪威在呈到华府之报告中斥责蒋，都有些吃惊；口信似乎替辞退史迪威开了不错的头[15]:234-235。史迪威重一隅而忽略全局，与中国全面抗战之战略观念不同，遂公开反抗蒋之命令[16]:131。蒋一再替史迪威背书，显然消除马歇尔和史汀生对史迪威是否适任之疑虑；此后他们俩和史迪威一同反对蒋，甚至到不顾中美盟谊也要支持史迪威[15]:235。
尽管史迪威名义上统御在华盟军，实际上蒋中正仍然直接对国军发号施令，加上驼峰航线问题，使得史迪威最终直接请求罗斯福增加对华援助，以帮助蒋抗衡日军和后来的共产党[17]:207，但最终绝大多数援助实际上都落到了美军自己手上[13]:271。
1943年6月24日，史氏因要求撤换杜聿明军长不获中国政府同意，乃不经预告，于二日后将中国战区作战之美国第十队轰炸机，全部调埃及助英军作战；其后史氏曾拒绝将租借法案下拨给中美商业组织之中国航空公司两架运输机转交中国空军，不肯向华盛顿代转中国前线500架飞机之作战计划，反对美军1,000桶飞机汽油之借用；史氏甚至要求担任中国三军统帅，美援武器直接援助中共，大为中国朝野所不满[16]:131。史迪威想在中国军中取得“前敌总司令”之头衔，对所有中国部队拥有“绝对权力”，认为蒋若不同意就“滚一边去”，因为美国会停止一切对华援助；史迪威之前是一名上校，没有实战经验，现在想成为中国最有权力者，僭取中国军队近20年之首席人物之大位[15]:263。8月21日，宋子文谒见罗斯福，称若史迪威不解职则“中、美合作堪忧”；罗斯福答说，他也有在想此事；宋向蒋报告此对话[15]:265。9月16日，宋子文向罗斯福辞行，罗同意更换史迪威；宋离开华府前也被告知，马歇尔对史迪威不再那么欣赏[15]:265-266。宋子文和美国陆军供应司令索摩维尔将军飞回重庆；索摩维尔用尽一切办法，设法劝说蒋再给史迪威一次机会，也私底下告诉史迪威，蒋坚持要把他解职，而且罗斯福曾经两度考虑要召他回国；但是，蒋心意未决[15]:266。10月16日，新任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勋爵飞抵重庆，当蒋问起时，蒙巴顿坚持史迪威应该留任，因蒙巴顿刚批示史迪威在本兼各职外，出任其副手；10月17日夜，宋霭龄和宋美龄陪同史迪威见蒋，史迪威称诚心希望帮助中国，若有误解“皆出无心”，保证必不再犯，蒋建议史迪威克制其优越情结[15]:267。宋子文报告蒋，他终于取得美国政府无条件支持和谅解史迪威去职，宋子文对史迪威留任极失望[15]:267-268。11月12日起三天，赫尔利对蒋说，美国战后政策是反对任何形式帝国主义，并且支持自由、强大、民主之中国做为亚洲最主要、稳定之力量[15]:272。
史迪威亦对国民政府在战时仍旧普遍腐败严重大为不满。他在日记中记载当时由蒋政府贪污的金额高达380,584,000美元（以1944年汇率计）。《剑桥中国史》曾指出，六成到七成的国军新兵无法完成基本的军事训练，其中，四成新兵技能生疏，剩余约二成则是饿死。史迪威最终相信蒋中正无力带领国军抗日[18]:96，甚至曾计划暗杀蒋中正并以他人取而代之[9]:75-79。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海军和日军在南太平洋约有1年的时间陷入胶著战况，日本军队则趁这机会掠取大半东南亚精华领土，并于马来亚海战、印度洋空袭中，几乎将英国皇家海军主战舰摧残一空；英国在1942年起对东南亚的主要战略是以抵御印度不会遭日军攻占，但史迪威个人念兹在兹的是他在缅甸的惨败，因此自1942年重整军备之后，史迪威多度在中缅印战区会议内提出结合战区内同盟国军的反攻方案。史迪威的反攻计划遭当时的印度英军总司令韦维尔元帅拒绝；而此后史迪威的反应是开始公开批评英军犹豫不决、懦弱无能，只关心保护英国的殖民地，这自然相当程度的惹火了在印度的英军指挥层人员。当时孟拱战役中，钦迪特特种部队的伤亡90%以上出现在史迪威直接指挥的那一天[19]，而史迪威却声称拿下孟拱的是中国军队。这让他与钦迪特所属的77旅指挥官卡尔维特（J. M. Calvert）非常不和，其后卡尔维特更拒绝应史迪威的要求把77旅派往密支那战斗。最终，两人的冲突以史迪威认错服输告终[20]。
此后韦维尔元帅因与邱吉尔关系不佳而被撤换，并在1943年10月6日由素来人缘甚佳的蒙巴顿勋爵接替指挥；原本中缅印战区的统一指挥体系也因战略方针歧异过大无法协调因此在1943年8月拆分为东南亚指挥所（SEAC）与中国指挥所，史迪威原先的中国战区参谋长一职外，也身兼东南亚战区副司令，职权仅次于蒙巴顿。
当时中缅印战区内已经有多数人员要求撤换史迪威职务，蒙巴顿起初并无撤换史迪威的意图；但共事日久后蒙巴顿也察觉史迪威的个人风格对中缅印战区的统御有高度负面影响，1944年后蒙巴顿都公开表示不愿与其共事，并对英国政府和到后来对马歇尔提出正式要求撤换史迪威。
史迪威本人虽然表面没直接批评，但私底下将这位新上司和罗斯福总统批判到毫无价值；史迪威日记在1944年1月12日记载：“这个漂亮男孩，不过如此，受不起风险，我开始怀疑他是否真的懂事。”“统帅部人用得太多，哗拉哗拉讲空话，不想打仗。”直到1944年8月，日记本内记载批判蒙巴顿的话愈来愈多，例如：“蒙巴顿是一匹笨驴”、“爱出风头的小把戏”、“一把尿壶”，史氏反英情绪日益高涨，在日记中记着：“英国人我越看越气愤”、“这批伪君子、私生子，用尽方法和机会，要割破我们的喉管。”
史迪威与蒋中正的关系最终发展成势成水火。1944年年春季以后，日军在华发动“一号作战”打通大陆桥，由于为了支援英军在英帕尔的作战蒋中正未调一兵一卒回国内，[21]国府部队在华北、华中、华南均多度溃败，即使是非以史迪威所憎之桂系为主战部队的桂柳会战同样一败涂地；史迪威认为这是一个最佳机会，可以让自己掌控中国战区一切资源，彻底排除蒋中正与何应钦的控制；因此否决了蒋中正要求将Y部队抽调部分强化昆明防御的命令，还在日记里认为蒋“没治了”（He is impossible!）[22]:425。两人在桂林战役上亦直接冲突，蒋认为需要死守桂林，而史迪威认为这是徒劳[22]:417。史迪威在日记里写道“他们该把蒋（中正）、何（应钦）一伙人一起崩了”[22]:424。最终，史迪威亲自上书总统罗斯福，罗斯福遂一度以断绝全部美援为要挟，要蒋将指挥权交给史迪威[23][24]。史迪威得悉后，不顾美国来华特使赫尔利反对，亲自将该份电报交予蒋中正，之后在他的日记中记下快慰之感[22]:426。蒋中正回复罗斯福，称此乃其人生大耻，认为美方显然是在干涉中国内政[22]:427-428；倘若要将指挥权交予史迪威，他将与汪精卫无异[22]:428，所以他要求撤换史迪威[24]:452。罗斯福因此派遣特使赫尔利确定两造状况，赫尔利在10月12日回复给罗斯福的信中表示“史迪威是个好人，但无法和蒋介石共事”，更表示史迪威率领的中国军队会在对日作战中完败[22]:428。在把信交给罗斯福之前，赫尔利亦将此信交给史迪威看，史迪威当面斥责赫尔利“是拿一把钝刀割老子喉咙”[22]:428。
最终罗斯福权衡下在1944年10月18日下达命令撤换史迪威，因为与中英盟国皆不和，史迪威回国时没有欢迎仪式，亦有两位将军接机时告诉他不要回答任何关于中国的问题。
1944年10月29日，史迪威的职务由魏德迈接手。魏德迈后来回忆称，在中国战场作战是美国军官的不幸，无论是战场上还是外交上[25]。
当魏德迈来接手史迪威的工作时，他发现史迪威不仅违反军中常规，故意在他到达之前就离开中国，更连一份交接用的文件都没留下，连史迪威的副官及下属亦一问三不知，因为史迪威“好把作战方案揣在裤兜里”[25]。
史迪威回国后，先后任美军第十军团司令，及第六军团司令。1946年10月12日现役中因胃癌在三藩市病逝，他死前曾表示：此生不能与朱德并肩作战为憾[26]。尽管在中缅印战场发生如此多的风波，史迪威回国后并未抱怨华府或国民政府对其待遇不周。
唐德刚引用美国档案“戴维斯方案”（PLAN DAVIES，由史迪威与戴维斯拟订的作战计画）：“当美军于东南沿海登陆时应联合中国共产党，共同占领沪宁地区，并以欧洲战场缴获之德军武器大量装备共军，此一方案在完成前不应让蒋中正知悉。其后应视此一共产政权为享有主权之唯一政府，并把蒋中正的政府排斥在外[27]。”
根据史迪威副手窦恩将军回忆录记载，史迪威两次私下计划暗杀蒋中正，是因为收到了罗斯福的口头密令，史称“蓝鲸行动”。第一次是当时派驻印度的中印缅战区战略情报局高级官员伊福乐上校表示，大约在1943年8月初到10月底期间，他奉召前往新德里见史迪威。史迪威告诉他“有必要不让蒋中正挡路”。要伊福乐准备暗杀蒋中正，并在建议下使用肉毒毒素，杀害蒋中正。后因当时暗杀同盟国最高负责人，会令两国关系和战况出现危机而暂缓行动。然而这个说法没有史料依据的，也不符合当时的现实。其次，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和蒋中正两人相处融洽没有矛盾产生。无论是出于美国国家利益考虑，还是私人情感，罗斯福都不可能下令暗杀蒋中正。
第二次在1943年12月11日回到昆明，暗示窦恩将军：“老大以他威严的口吻告诉我，如果你不能和蒋中正好好相处，又不能换掉他，就一劳永逸除掉他。”其后窦恩将军和两名美国军官计划，利用蒋中正搭机到兰伽视察，让美国飞行员伪称引擎故障，“把一个不管用的降落伞给蒋中正，协助他跳机，令其意外死亡。”但因该计划太过简陋，史迪威表示再等待机会而不了了之。然而日本发动豫湘桂会战，蒋中正迫于前方战事吃紧，取消前往印度的计划，“蓝鲸行动”也因此胎死腹中。
此外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有过类似想法，指定英国驻华大使馆陆军副武官查尔斯上校，全权负责刺蒋计划；主因有蒋中正多次鼓动印度独立，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害怕中国壮大会影响其在亚洲的既得利益，此外，双方也就西藏问题存在诸多分歧。1943年蒋赴印度视察，查尔斯上校打算将三枚微型高爆炸力定时炸弹放在飞机上，不料蒋的护卫人员带了一队卫兵将飞机团团围住，禁止任何人接近，刺杀任务只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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