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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不干预政策或积极不干预主义（英文：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是香港前财政司夏鼎基于1980年提出的术语，用以概括香港政府当时“小政府、大市场”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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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香港财政司郭伯伟提出不干预构想，采取自由放任政策。1970年代中，开始转向积极不干预的政策。1979年9月 ，夏鼎基在题为《过渡中的香港经济》的演讲中提到干预主义和调节机制。1980年12月，夏鼎基在向香港工业总会发表演说中，清楚地阐述了什么是积极不干预政策，他特别强调“积极”二字：[1]
| “ | 但当我提到政府的经济政策时，我是用‘积极’来形容‘不干预’的。也许我以往未曾清楚说明所谓‘积极’的涵义。这其实是指：当政府遇到要求作出干预的建议时，不会纯粹因为其性质而惯性认为建议不正确。刚好相反。一般而言，政府会因应当前和将来可能会出现的形势，权衡轻重，仔细考虑支持和反对采取干预行动的理据——在经济的任何环节以及在需求或供应方面。然后，政府才作出积极的决定，研判利害所在。” | ” |
有学者认为，积极不干预应理解作“积极性”的不干预。积极不干预意味基本上是要干预的；若不干预，必须要有正面而积极性的效果。并指出，“港英年代的经济哲学一向是最大的支持，最小的干预。（maximum support，minimum intervention）”[2]
积极不干预政策被一些学者视为“香港奇迹”（经济发达）发生的重要因素。另一些学者认为，积极不干预政策使劳工法例保持宽松，是香港政府纵容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政策。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积极不干预主义已经消亡（甚至认为过去三十年并没有实施过严格的积极干预主义），称香港现在的经济政策是选择性干预主义（selective interventionism），当中例子包括：
- 1970年代的十年建屋计划、兴建地铁
- 1983年实施联系汇率，将港元与美元挂钩
- 1987年股灾时联交所停市4天
-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政府入市干预，动用近1200亿港元的外汇储备，分别出击外汇、股票和期货市场，打击国际炒家
- 董建华担任特首时期，投资数码港和香港迪士尼乐园。
1999年9月，当时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曾经为投资数码港辩护，称数码港是政府的例外处理，而积极不干预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干预。[3][4]
2000年6月29日，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同样称当年八万五房屋政策“不说便不存在”，引起政界人士哗然[5]。
2002年6月，唐英年曾批评过殖民地政府标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是“骗人”的，他认为抽税、筑路、兴建公营房屋、工业邨等，均是干预，是任何政府都会做的；最重要是如何以公开、公正的政策改善营商环境。[6][7]
2006年9月11日，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明确表示，特区政府并不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并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
2006年10月6日，一直视香港为“自由经济的最后堡垒”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佛利民，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香港错了〉（Hong Kong Wrong）一文[8]，抨击香港政府令“积极不干预”制度夭折，是香港的“悲哀”，令香港“不再是自由经济的闪亮象征”。[9]
2007年9月7日，香港特区政府以平均价$155.4港元增持港交所股份，令其持股量增至5.88%，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表示，港府增持港交所，显示对港交所的支持，有助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2009年，香港政府计划增加免费电视牌照，造成香港免费电视牌照争议，与政府一向对香港免费电视行业的意见和取态背道而驰。
近年，中国大陆的国家单位部门和国企涉及在香港市场大手买卖股票、房地产等各种商业行为[10]，虽然原因不明且有相关争议[11]，但港府向中联办等部门提供免税特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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