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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之瑜（英语：Chih-yu Shih，1958年8月8日—），出生于台湾台北市，籍贯湖南省永顺县，中华民国教育部荣誉国家讲座，专长国际关系、中国研究、政治心理学、文化研究、知识人类学，近年致力于分析“中国学的知识社群”文化。现任国立台湾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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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祖父来自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在国共内战期间，其父石槐堂，取道韩国，搭船来到台湾。石之瑜在台北市出生，于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取得学士，后留学美国，为美国哈佛大学公共政策硕士，丹佛大学国际研究博士。
石之瑜研究论述甚多，目前包括中文专书五十馀本，英文专书与编著二十馀本，时论十馀本，诗集两册，中英文期刊论文数百篇。这些学术著作的内容涵盖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对美国主流学术思想批判尤其强烈。同时，石之瑜对台湾学术体制的批判与实践受到媒体注目，2006年曾拒绝国立台湾大学授与荣誉至高的“终身特聘教授”(life-time distinguished professor)[1]。徐振国评之为“玩致命游戏的博弈者”[2]。
石之瑜主张社会科学应做到广（multisited）、远（long-term）、深（deep）、微（Individualized），[3]将个体行为者放进时空脉络 (contextualized)，以全面与深层的自我解构（self-deconstruction），出入不同的群己关系。[4]
提出以双边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关系均衡理论（balance of relationship），迥异于权力均衡理论所假定的自然状态是无政府状态，关系均衡理论所假定的自然状态，是防止无政府状态为目的的群体生活。进而主张，关系均衡是国家追求控制无政府状态的体系性必然结果，在长期里与各国维系稳定的双边关系，是可行且可信的理性外交战略。关系均衡理论的两个主要主张是：当国家遭遇冲突时，若判断冲突并无恶意，国家会愿意采取让步，确保关系；若判断有恶意的倾向，国家会采取对抗，摧毁错误的关系；因此，让步与对抗之间的选择，不在于相对权力的大小，而在于对长远稳定关系的判断。在国际关系中，关系均衡体系与权力均衡体系的互动，就如同国内秩序下的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的互动。[5]
石之瑜对中国研究与汉学研究的知识路径，整理出四个在个人层次的机制：遭遇（encountering）、选择（choice）、旅行（traveling）与重启（re-incurring），认为中国研究与汉学研究的学者，是在不断接触到的认知经验中，进行组合运用，他们从各种地理文化脉络之间进出，透过文化记忆的再启动，使研究者之间以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能建立知识上的相互认识。他从知识史研究，进一步建立后华性（post-Chineseness）的分析议程，探讨华人性、中华性、汉学性所共同构成的认知网络，搜集关于中国的概念、想像及策略，以便对个别行为者之间，如何重启文化资源，恢复或建立联系，进行实证研究。
石之瑜的学术主张从群己关系出发。他提出人事权（personnel）、政策权（policy making）与调和权（reconciliation）等三权分开的中国宪政主义（Chinese constitutionalism），[6]以处理自由主义与儒家文化的衔接。
他提出中国式外交是面子外交（face diplomacy）[7]，其中双边关系重于多边关系；中国式战争是面子战争（symbolic war）；[8]中国式全球治理是自我治理（self-governance），[9]且是治乱循环论意义中的“治”（governability），不是欧美话语中的“治理”（governance）或“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意义中的“治”。
他解构中共少数民族政策中的公民文化，主张中国两字是时间（temporal）观念，不是疆域（spatial）概念[10]，并认为中国模式（China model）就是凡事大家共同参与（mobilized participation）；他也推崇天下 (tianxia) 的世界观。
他的国家理论从本体论出发，一方面主张人民有投降的权利，在两岸同时发表[11]；但另一方面，他支持以救亡图存与抵抗强权为内涵的自发性爱国主义，批评对爱国主义的动员或解构[12]。
他在本体论上推崇李登辉能运用京都学派的西田几多郎哲学之中关于“无的场所”（place of nothingness）的理论，[13][14]因而变化多端地实践自我。相较于后现代主义作家以解构群体意识作为个体能动性的展现，石之瑜的实践论则主张以解构自我进入群体作为能动性的过程，是传承儒家的后现代作家（postmodern Confucian）[15]。
自从2005年起，石之瑜指导的博、硕士论文均属于中国学的知识社群研究计画[16]。学位论文的导生主要来自国立中山大学与国立台湾大学，另有国立政治大学、东吴大学、国防大学、淡江大学、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德国杜宾根大学、美国丹佛大学等校。接受指导者除本地学生外，来自韩国[17] [18]、日本[19]、马来西亚[20][21]、印尼[22]、越南[23][24]、蒙古[25][26]、德国[27][28]、荷兰[29]、美国[30][31]、大陆及香港[32][33][34]等地。
石之瑜长期指导两项社团活动：
2016年荣获台大贾斯丁喝水团最佳运动员精神奖，被称为“毅力哥”。
石之瑜常在两岸三地媒体发表评论，中文的政论文章散见《中国评论》、《联合报》、《联合早报》、《中国时报》、《自由时报》等，其解构对象包含日本、美国、中国、中国国民党、民主进步党，在思想上针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台湾独立思想、美式民主进行批判，其中就台湾统独立场不断错置所带来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迷乱现象多所著墨，对于中华思想、中国中心主义、以及中国的武力文化的解构则以英文为主。是两岸著名的政论家，曾发表《Democracy Made in Taiwan》一书探讨台独思潮与民主的关系，及《Siniciz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与《Negotiating Ethnicity in China》等书解构中国与中华的概念。
2013年1月13日，石之瑜点评反媒体垄断运动：“...在思想上就是自由来去的；可是，假如他们不让亲中的也自由来去，不就表示他们才是垄断的势力吗？...不容许亲中者享有言论自由的立场；那他们主张台独，就变成是反自由的，那也就变成是与他们心目中恐惧的中国一样的了。”[37]
在2009年轰动全台的郭冠英辱台言论事件中，独排众议公开为网路匿名言论权辩护，认为整件事是“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文字狱”的重演，也指出马英九即使“愿意泰半接受台独史观”[38]，仍不能取信于亲台独的选民。
针对中国思想界争论宪政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题，石之瑜认为中国的政治滥权与欧美的政治滥权不同。欧美的滥权是利用制度的权力压迫政敌或剥削弱势，而中国的政治滥权是道德滥权，是虚构的超凡入圣的领导人受到拥护，由民众根据政治正确的期望，压迫被当成政治不正确的代罪羔羊，因此不能靠制衡的制度有效限制。中国宪政主义的有限政府思路，首先应设计限制道德滥权的制度。[39]
石之瑜于2013年9月13日撰文称，马英九放弃宪法所赋予调和五院的权力不加行使，另借由官方机构遂行党纪，进而影响权力分立，其发言人以政府公职身分处理党纪问题，并间接影响民意机关的人事与结构，已属党政不分。同时，台湾既有的律师教育著重工具性，轻忽根本性，历任具备律师身分的领导人对宪政缺乏敬畏心。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也没有所谓制宪诸公建立的传统，只有强人政治与强国保种的愿望。教科书所说宪法是根本大法，充其量是考试时必背的标准答案，尚非政治生活中的思想价值。[40]
石之瑜认为太阳花学运主张的是“片面自然状态”，意指学生片面宣告进入自然状态，不接受正当程序规范，攻占立法院进行抗争，但政府没有采取镇压的正当性。这样只有一方可以行使丛林状态下的自卫权，在任何社会都只有婴儿才可能享有，因此在宪政之治中，只有极度弱势可以主张婴儿权，比如性骚扰的认定由当事人妇女片面认定便可裁决，因为男性在性别政治中已经占有绝对优势。学生在政治中也是绝对弱势，因此可以对政府主张婴儿权。政府对学运的压制应视为体罚，而体罚是否恰当的判断，与社会文化与发展阶段有关。[41]
石之瑜于2009年1月13日撰文称：“国家感觉的养成，如果只是单调地锁定在与大陆的盲目对抗上，...失去面对世界所必需的宽广胸襟与多元视野。表面上，朝野领导人关心台湾的利益与本土的角度，实际上却摧毁了国人采取任何立场的能力，以至于...连南线专案之类的无稽谎言，竟可以赢得诸多博士法官与资深记者至今的深信不疑。”[42]
石之瑜于2016年6月16日撰文称，台湾与中国的关系无法以西方文明的现代主权体制来解决，可参考中国古文明的朝贡体系，尤其是关于宗主国与朝贡国各自拥有独立的国际关系。[43]
石之瑜在2022年10月27日于风传媒发表“习近平再独裁，也比民进党更民主”观点，直批纵使二十大中共体制内部变得更加独裁，但民进党不独裁吗？权力不集中吗？但问题在于，民进党的独裁是体制外的独裁，既是行政权独大，民进党独大，更是总统在自宅内独揽，甚至恣意搜刮民产，箝制言论，完全摧毁作为民主体制核心的有限政府理念。又说民进党的体制外独裁下，统治者没有责任意识，只有选票意识。而为了掌握选票，就以反独裁、反并吞的名义撕裂社会，强迫选边，不仅治理沦为边缘议题，掠夺分赃乃成为党内同志趋之若鹜的理想；更称赞习近平把责任看得比生命重要，批评跟蔡英文、林佳龙、陈时中只骗台湾人他们会负责，把民主体制搞得四分五裂，利用政治对立，制造政治正确，因此对于民生福祉毫无责任意识的台湾，无论如何比不上中共民主。[44]
旅美教授翁达瑞称其论点“超乎常识、不符逻辑、颠三倒四”[45]。吕秋远称其论述“背离事实”[46]。许美华指其帮极权中国当打手[47]。陈子瑜指其反映了亲中者的集体“中国焦虑”[48]。
- 對政治學系同仁、同學關於石之瑜退聘【台大終身特聘教授】的內部說明. 2006-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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