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奏折》（日语：田中上奏文／たなかじょうそうぶん*/?）是指台湾人蔡智堪声称发现并秘密抄录了“东方会议”的纪要文件，即是一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向昭和天皇献呈，为数约四万字的秘密奏折。其内容与之后日本实际实施的侵略方案的相似度极高，以至于大战期间相当多的人认为该奏折是真实的。然而该奏折在多年后的战败调查中都没有办法能够比对证实其存在，现已被很多包括中国、日本以及欧美的学者认为是有争议的，可能是伪书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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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的来历
1927年4月田中义一组成政友会内阁。他任内阁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田中把对华外交的方针转为积极。6月在东京召集外务省、军人、驻华公使、总领事举行一个讨论对华政策的会议，大约为6月27日至7月7日在外相官邸中举行，名为“东方会议”。
当时的参与者包括外务政务次官森恪、驻华大使、南满铁道社长等人，其中更有在战后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的时任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及内阁书记官长鸠山一郎。
外务政务次官森恪为该会议实际的主导者，他是所谓“满蒙政策强硬论者”，主张将满洲（中国分为辽宁、吉林、黑龙江省）与中国分离。
7月7日发表《对支政策纲领》，内容称“中国内乱能波及满蒙紊乱治安。帝国内有特殊地位与权益，不论乱自何方，帝国决予以适当之处理”。8月16日，他再召集驻华东北的外交及军事人员，举行大连会议，商讨东方会议未决定的问题。据传，大连会议结束后数天，田中义一向昭和天皇上呈奏折，呈奏日本对于满蒙积极根本政策，是为《田中奏折》。
1928年6月，蔡智堪收到王家桢藏于大饼中的秘信，信中云：“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用费多少不计。树人。” [1]
蔡智堪自称利用日本政界矛盾，先请外务大臣永井柳太郎拿出田中奏章，在蔡所主持的《日华》杂志上发表，但立即被谢绝。后又以打倒政友会为由，要求前内务大臣床次竹二郎揭发田中奏章，喩以武力占领满蒙政策，必将招致中日绝交，两败俱伤。床次被说动后回去打探线索，称保皇党元老认为田中的武力吞并政策将激起军人革命，危及天皇万世一系，正急于破坏田中的政策，但又无法直接出手，以免引起少壮军人革命。元老现正进退两难，可利用此机谋取田中奏章。[1]
蔡智堪与床次宴请保皇党元老，并演说田中的武力政策必惹起国内革命，危及天皇。几日后床次来说：“牧野伸显伯爵称：中国政府如敢将田中奏章公表国际，保皇党方可利用英美舆论，阻止田中发动武力政策。中国如能承允这一点，牧野秘许你去抄写。”蔡智堪利用东京《每夕新闻》，朱点要字，把条件秘密传给王家桢。条件得到答复后，蔡智堪于夜间扮作补册工人，携带牧野交与的“皇居临时通行牌”，由山下勇领路进入皇室书库，费时两夜抄写田中奏章。[1]
中华民国政府不赞成全文发表，因此发表时不及原文的一半。[2]
中华民国依据奏折中的阴谋逮捕了一个蒙古王爷，其所作的口供与奏折一致。[3]
国际联盟会议中，松冈洋右直指田中奏章是中国伪造，中国代表顾维钧驳斥：“日本之是否有此项文件之存在，殆能出入东京皇家档案库者外，更无人能提出确切证据。”[4]以后皇室书库官山下勇等二十八人一率免官，日报纸称：“蒋介石驻日二十八宿归天！”[1]
事前约定由中国政府送山下勇三万美金，但事后没有支付。山下勇被免官后因此强占蔡智堪私宅，未曾归还。[2]
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与牧野、床次的金钱往来证据被日本所得，蔡智堪也因此入狱，全部产业被没收。奏章原文的抄本也于事变中遗失。[2]
依蔡智堪所发现的文件，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向天皇献呈秘密奏折，提出了侵略计划“满蒙积极政策”，主要阐述了侵略中国的方针政策，即后来所谓之《田中奏折》。奏折提出日本的“新大陆政策”的总战略是：“欲征服支那（指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获取中国的资源后“就可以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大和民族在亚洲大陆显露身手，掌握满蒙的权利则为首要关键。”
1929年，第三次太平洋会议在日本召开，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代表阎宝航等人在会上拿出一份文件称其为田中奏折并首次公开于世。随后该文件在南京时事月报1929年十二月刊及其他媒体公布于世。
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是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日本的分会，同时又有一定的独立性。1929年10月28日至11月9日，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在京都承办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次年会。“满洲问题”都是重要的议题。
按阎宝航的说法，他是从张学良秘书王家桢处得到的“田中奏折”抄本，“震惊之下，（我）如获至宝，遂商得筹备会同意，译成英文，印出二百本，分送英、美、加等出席（第三次太平洋）会议的代表，这是《田中奏折》公布于世的开始。”
《田中奏折》在1934年被译成英文，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常以此作为应该敌视日本的原因。当代西方著作有的把它与锡安长老会纪要（著名的政治伪造文件）并列。[5]
林快青，名雨斋，1909年生于台湾，原名林添财。十八九岁时去日本就学，后在政友会干事长山本条太郎处当缮写员。无意中发现党魁田中首相交写的一份侵略中国的奏折，于是将原文抄下一份，交给三十馀岁张姓青年。此件为田中另一奏折。蔡智堪直到1953年9月初此说被联合报刊出后才公开发表谈话，此前未公开事实是因为正与山下勇讨还房产，恐对交涉乃至对全家不利。其次是认为王家桢以外交部次长地位，承诺山下勇三万美金竟食言，是政治上的无道义。国民党党史会主任委员罗家伦以人字第一三四〇号函台湾省党部，云：“田中奏折一事，经本会查证结果，系蔡智堪而非于林快青”[2]
另有一种版本，是1931年8月，由民间爱国人士苏泽民抄写并出资翻印。[6]
造假质疑
1930年，日本的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扣押的日本档案库中，也没有找到田中奏折原件、复印件与相关提及的证据。
有历史研究者认为田中奏折是苏联情报部门伪造的，目的在于引日本“南进派”进攻东南亚，遏制日本军事势力“北进派”进攻苏联，从而缓解苏联东西面临两面作战的压力。1995年Vitaliy Pavlov，前NKVD军官在俄刊《情报与反情报新闻》上写文就称是苏联伪造来煽动欧美的反日倾向的。[7]
多数主流历史学者认为这个奏折是伪造：
- 日本是突然由天皇宣布终战的，故受降协定当下各部门时间是不够一一检查处理的，即是已销毁掉的绝密档案，基于历史需要一般仍留封存件，而政府档案库建筑也早已被查扣，以至于不少机密都还能有留存的情形下，但独此份复本却相对从缺。
- 曾作为“日本图谋征服世界的证据”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提出，可是美国籍辩护律师反驳“文章的记述矛盾点多”，日本取得满洲后是成立傀儡国家而非并吞计划，后续按近卫声明的日本对华政策也与田中奏折描述之计划不一致，另外，盟军在日本的档案中也从未发现其他文本有提到该文件的存在。结果，有关“日本图谋征服世界的证据”不足，没有成立。
- 有日本历史家推测，制造了田中奏折的，就是收到奏折文本的张学良秘书王家桢。在细节上错漏百出。譬如：其格式——署名、行文、乃至呈递流程——均不符合上奏天皇的固定规制；再如，对许多关键事件的描述错得离谱：
- 上奏天皇只能经由内大臣，并没有宫内大臣这条管道。
- 文中提到田中在欧美旅行之归途受到中国人攻击。→是在上海遭到朝鲜人攻击，田中无弄错自身经历与地点可能。
- 文中提到“先帝密召山县有朋，……妥议打开（九国公约）之策”。→但山县有朋1922年1月已死。九国公约成立于1922年2月。
- 文中提到中国政府建造了吉海铁路。→上表文时间为昭和2年（1927年），中国吉海铁路竣工是上表后两年后的事。（吉海铁路确实于1927年开工，1929年才竣工[9])
- 本年（昭和2年）予定于东京开办国际工业电気大会。→当时没有这个大会，倒是国际工业动力会议首办于昭和4年10月。
- 此上奏文之用句，与日本当时的流行用词大相迳庭。
- 此上奏文不符日本宫内文的格式，尤其日语对天皇敬语使用方法艰涩，故逾制、冒犯之处甚多，撰写者不熟悉宫中规矩就上报，并不应该。
- 内容、日期表记错误极多，如宫内大臣“一木喜德郎”误为“一木喜德”。
- 虽有诸国语言，却独独没有日文版，非但原文不存，连传述版皆无。只有奏折的翻译版本。
- 台湾商人偷偷潜入日本天皇皇居，躲匿书房二日，抄写翻译而出，如同间谍小说一般离奇。而王家祯的回忆却声称其是从政友会一名干部的书记员处得到，相互矛盾，苏联对外情报局（SVR）更声称是1927年他们在首尔的特工偷的，然而过程依然是一个谜[10]，另外奏折是苏联制造的烟雾弹，持这种论点的研究也不是没有[11]。
- 重光葵曾经对中国公使要求中国政府取缔市面上的田中奏折，说不知来历，也许是军队中的极端分子所写的构想，然后被人得去假冒成政府文件。[12]
彼得弗莱明1939年就曾经模仿田中奏折的泄漏方式写了小说，暗示了英国人早在那时就知道是假作。[13]
2005年12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与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访问团举行座谈会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长蒋立峰表示，希望日方今后要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历史研究，看历史、写历史必须客观、全面。例如关于《田中奏折》的真实性问题，中国史学界也是众说纷纭，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田中奏折》为后来伪造的。[16]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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