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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政策(environmental policy)是组织或政府对涉及环境问题法律规定和其他政策机制之承诺。这些议题通常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废弃物管理生态系统管理生物多样性维护、自然资源管理野生动物濒危物种之管理。[1]

例如,在环境政策方面,可以制定全球范围内的生态能源导向政策,以应对全球暖化和气候变化等问题。[2]以及关于能源毒物管理政策,其包含农药和许多类型的工业废料,也都是环境政策的一部分。上述政策可以被有意地采取来影响人类活动,并防止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产生不良影响,并确保环境变化不会对人类产生难以接受的影响。[3]

定义

描述环境政策的一种方式是它包括两个主要术语:环境政策。环境指的是物理生态系统,但也可以考虑社会层面(生活质量、健康)和经济层面(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4]政策可以定义为政府、政党、企业或个人采取或提出的“行动方针或原则”。[5] 因此,环境政策往往专注于由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引起的问题,这对人类社会很重要,因为它对人类价值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些人类价值通常被标签为良好健康或“干净和绿色”的环境。在实践中,政策分析师向公众决策过程提供各种类型的信息。[6]

环境政策的概念首次在1960年代被使用,以承认所有环境问题,如环境本身一样,是相互关联的。有效解决环境问题(如空气、水和土壤污染)需要查看它们之间的关联以及根本和共同的来源,以及解决特定问题的政策如何对其他问题和政策产生溢出效应。因此,“环境”成为公共政策的焦点,环境政策成为指称更或多或少全面解决环境问题方式的术语。[7]

环境政策通常涉及(但不限于)环境问题,包括空气水污染废物管理生态系统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资源保护、野生动物濒危物种的保护,以及为未来世代管理这些自然资源。相对较近期,环境政策也关注了环境问题的传播。[8] 环境政策通常涉及环境的三个维度之一:生态(例如,旨在保护特定物种或自然区域的政策)、资源(例如,与能源、土地、水相关的政策)和人类环境(由人类修改或塑造的环境,例如城市规划、污染)。[9][10][11]

与环境政策相反,生态政策解决的问题侧重于从非人类生态世界中获得利益(无论是金钱还是非金钱的)。生态政策的广泛范畴包括自然资源管理(渔业、林业、野生动植物、牧场、生物多样性和濒危物种)。这个专门领域的政策具有其独特的特点。[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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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据

根据环境历史学家的记录,人类社会经常对其环境产生影响,对自身和其他自然元素都造成了不良影响。对于未能(及时)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是导致社会衰落和崩溃的因素之一。[13][14] 即使特定的环境问题如土壤侵蚀、资源匮乏、空气和水污染从19世纪开始逐渐引起关注并受到政府监管,但这些问题被视为独立问题并得到解决。[15][16]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第一波环保主义兴起,对这种反应性和片段化方法的缺陷日益受到认可。这反映在许多国家建立了环境机构、政策和立法,旨在采取更全面和整合的环境问题处理方法。[17][18][19] 1972年,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也承认了国际层面对此的需求,这促成了联合国环境署的成立。[20][21] 因此,日益增长的环境意识和关注成为政府采取环境政策和机构的主要理据。环境保护成为公共政策的焦点。[7]

环境政策的这种理据比基于经济理论的一些解释更广泛。政府介入环境的理据常被归因于市场失灵,表现为超出一个人控制范围的力量,包括搭便车问题公地悲剧。外部性的一个例子是,当工厂产生水污染废物时,可能会排放到河流中,最终污染水源。这样做的成本由整个社会支付,因为他们必须清洁水源才能饮用,这些成本不在污染者的成本范围内。自由骑手问题发生在保护环境的私人边际成本大于私人边际利益,但社会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利益的情况下。共有资源的悲剧是指因为没有人拥有共有资源,每个人都有动机尽可能利用这些资源。如果没有政府介入,共有资源会被过度使用。共有资源悲剧的例子包括过度捕捞过度放牧[22][23]

对于环境政策的“市场失灵”理念受到批评,因为它对人类行为的驱动因素有著隐含的假设,认为社会只是由一群自私“效用最大化”的个人组成。[24][25] 正如伊莉诺·欧斯壮所示,[26]这并不得到关于社会如何实际做出资源决策的证据支持。市场失效理论还假定“市场”在集体决策中应该拥有或应该优先于政府的地位,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立场,受到了卡尔·波兰尼的挑战,他的历史分析显示了自我调节市场的观念是如何在政治上被创造的,并主张“这样一个机构在任何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存在,而不消灭社会的人文和自然本质。”[27]

相比之下,生态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政策应该在承认生物物理现实的理论框架内制定。经济系统是生物物理环境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人类和其他物种依赖于此来维持其福祉和生存。[28][29] 许多环境政策分析家也认识到,将环境政策建立在生态原则上的必要性,有时在生态合理性和/或环境整合的标签下进行。[30][31][32] 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经济和其他制度以及政策需要“绿化”,以使其在生态上合理。[33][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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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的角色

非政府组织对环境政策影响最大。[36]至今,许多国家面临快速人口增长、发展和自然资源限制所带来的巨大环境、社会和经济影响。随著非政府组织试图更成功地帮助国家应对这些问题,对其在公民社会中的角色缺乏理解,以及公众认为仅靠政府负责公民和居民的福祉,使得非政府组织的任务更加困难。[37]

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世界自然基金会,可以通过进行研究促进政策制定、建立制度化能力,以及促进与公民社会的独立对话来帮助解决问题,帮助人们过上更永续的生活方式。随著环境问题不断增加,需要一个法律框架来承认非政府组织并使它们能够获得更多元化的资金来源,需要来自当地领袖的高层支持/认可,并将非政府组织纳入政策制定和执行之中变得更加重要。[38]

国际组织也通过创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计划和举办联合国地球高峰会等会议对环境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是全球主要的环境权威,负责指导环境计划的政策。该组织监控废物管理、能源利用、温室气体清单和水利用等环境方面,以促进环境可持续性和应对环境问题。[39]

领域学术机构

台湾

英国

美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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