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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汤晓丹生于福建省华安县。幼年侨居印度尼西亚,喜欢绘画,并且对电影产生兴趣。10岁时,汤晓丹随父母回到中国,后来在集美农村专科学校学习,阅读了许多文艺作品。1928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而遭到学校开除。1929年,他独自来到上海,结识了沈西苓、田汉、阳翰笙等左翼戏剧电影界知名人物。他常整天在电影院观看各种电影。此外,他还从报纸上学到一些戏剧电影理论。[1]
1931年,经沈西苓介绍,汤晓丹进入上海天一影片公司担任布景师。[1]
1932年,在拍摄电影《白金龙》时,由于导演患病,汤晓丹遂顶替导演工作。该片公映后获得欢迎,汤晓丹一举成名。此后,汤晓丹执导拍摄了电影《飞絮》、《飘零》。[1]
1934年夏,汤晓丹应邀请到香港拍电影,先后拍摄了《糊涂外交》、《翻天覆地》等等。于1937年2月13日上映的《花开富贵》,是香港影坛首部在片名上融入吉祥话的贺岁电影。[2]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导演了抗日题材的电影《上海火线后》、《小广东》、《民族的吼声》等等。1942年香港沦陷,日方想找他拍摄《香港攻略》,他改名换姓后逃亡重庆。[3]抗日战争胜利后,汤晓丹回到上海,拍摄了《警魂歌》、《天堂春梦》、《甦凤记》、《失去的爱情》等电影。[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汤晓丹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以擅长拍摄战争题材电影而著称。从1950年到1965年,汤晓丹导演了《钢铁世家》、《不夜城》、《卧龙湖》三部故事片,并且拍摄了《胜利重逢》、《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怒海轻骑》、《沙漠里的战斗》、《红日》、《水手长的故事》七部战争题材电影。其中,《南征北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拍摄的一部优秀的军事题材影片。1954年汤晓丹导演的《渡江侦察记》是另一部优秀影片,1957年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奖一等奖,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好评。1963年拍摄完成的《红日》公映之后,受到观众欢迎。[1]1962年,汤晓丹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4]
不久,电影《红日》被批判为“反党大毒草”,汤晓丹受到牵连。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汤晓丹受到严重迫害,“死去活来反复数次”,后来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汤化达接受了重拍《渡江侦察记》的导演任务之后,工作进展因故受阻,经批准将汤晓丹从五七干校调到摄制组。汤晓丹恢复工作,也为其子汤沐海通过政审成为上海音乐学院工农兵学员铺平了道路,所以汤晓丹很感激汤化达。[4]
1975年后,汤晓丹拍摄了《祖国啊,母亲!》、《傲蕾·一兰》(上、下)、《南昌起义》等电影。1983年,拍摄完成传记片《廖仲恺》。 《傲蕾·一兰》获文化部1979年优秀影片奖;《南昌起义》获文化部1981年优秀影片奖;《廖仲恺》获文化部1983年优秀影片二等奖,汤晓丹因此片而获得1984年第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1]汤晓丹还曾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等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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