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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集权制，由中国国民党提出的术语，为国民党的组织原则，最初源自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历经孙中山及蒋中正的诠释和应用，应用于中国国民党党务系统与中华民国政府中。早期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对组织原则的解释基本相似，但有不同俄文汉译。国民党未把民主集权制写入党章，只曾在决议案中明文要求“民主主义的集权”[1]。
李登辉任中国国民党主席期间，进行中国国民党党务改造，废除民主集权制，将中国国民党转型为现代民主政党。
民主集权制是效法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列宁提出，共产党的组织应该基于少数职业革命家，以秘密方式组成有纪律的组织[2]。在联俄容共时，孙文提出以苏俄共产党为师的方向[3]，在鲍罗廷的指导下，重新组织中国国民党，此后民主集权制成为中华民国政党的组织方式直到1987年台湾解严取消党禁。
根据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与权能区分理论，政府的权力分为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等五权，为“治权”，因此分设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而人民则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称“政权”，人民透过国民大会来行使政权。但是在权能区分的理论中，立法院不是西方世界概念的国会，而是属于政府的专门委员会，由国民大会委托，专职立法[4]。孙中山认为西方代议民主制中，议会权力过大，控制行政机关，是一种国会独裁或议会专制，主张将监察权与立法权由民选议会独立出来，由专家行使，不由人民透过议会决定[5][6]。
孙中山表述的三民主义思想中的权能区分在于将政治权力交给一群“专门家”来行使，认为人民并没有能力来让政治顺利运作，但是在这个系统中，人民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让“专门家”来为他们实行[7]。
孙中山之子孙科曾主张国民党应改采分权制而非集权制[8]。胡汉民则主张应该将政治权力集中在国民党手中。
1930年代由蒋中正主导的国民党内部派系如力行社、蓝衣社，将“民主集权制”采取“领袖制”而具法西斯政党的组织特色[9]。
1949年国民党在国共内战失利后，中华民国政府及国民党迁至台湾，采取具法西斯政党色彩的民主集中制，政治权力集中于国民党，国民党权力集中于党主席一人。在李登辉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及国民党主席后，进行一连串改革，将政治改造为朝向民主发展，其政治改革目标就是要“退去国民党革命民主政党的属性，废除民主集权制”，“并建立公平开放的政党竞争关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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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说：
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他。……其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日，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但此说初听之甚骇人听闻，其实现在我们何尝有国？应该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以后再去爱之。[11]
民国14（1925）年5月24日中国国民党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文告：“去年一月，我 总理召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意盖使本党依据民主的集权制，建立一组织完成之革命党；惟组织完成之真正的革命党，乃能担负完成国民革命之工作。”[12]
蒋中正论民主集权制：
- 要知道，我们个人的生命是可以牺牲的，但党和主义是不可以牺牲的。我们绝对服从党的指导，不可怀疑和干涉党的行动，因为本党是民主集权制，中央党部若有问题，是要中央自己来解决的，别人绝对不能干涉。[13]
- 根据民主集权制的原则，本党政策在讨论阶段，是民主的，人人都可以发表意见，自由讨论；在执行阶段是集权的，一经共同决议，必须一致执行，以求行动之统一与力量之集中。行动统一的规律，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领袖。
本党推动工作，采取分工合作，逐级授权，分层负责的方式。无论计划、执行、考核各种工作，只要上级授权之后，各级就应切实负责，在他职权范围以内，努力完成其工作，达成其任务。但党是一个战斗性的集团，上级的命令，下级必须服从，保持严正的工作纪律，所以既做了一个革命党员，就应该不怕困苦，不避危险，必须坚决地来负责执行组织的决议，服从上级的命令，贯澈 领袖的意志，像一支有节制的军队一样，这样自然能够达成反共抗俄的革命任务。因此，认为服从乃是党员对本党革命事业负责的基本条件。所以说：“服从为负责之本”。[14][15]
每一党员既有应享之权利，亦有当尽之义务。参与党内一切问题之决议及党外政策之确定，选举各级执行党务之机关，此其权利也。此等全党党员参与共同讨论决议及选举之制度，即所以保证民主主义之实行。讨论既经终了，执行机关既经议决，则凡属党员，均有遵守此等决议案或命令并实行之之义务，此即所谓政党的集权制度。
 | 此段过于依赖第一手来源。 |
联俄容共时，孙中山主张以俄为师，仿照苏联共产党的组织模式改组国民党[17] ，因此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规定，国民党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权制[18]，以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为权力中心，将国民党改组为更严密的组织。现行党章中并没有提到民主集权制[19] 。
1925年，通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确立以党领政的方向[20]。在国民党之外，中共也使用民主集权制的名称来建立组织[21]，但在之后则改称民主集中制。
1928年，北伐之后，胡汉民提出《训政大纲提要说明书》，认为应该采取军队党化、以党治政、一党专政的方向，由国民党来领导国家。同时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口号[22][23]。
1930年7月13日，汪精卫起草的《最近党务政治宣言》中，指责蒋中正（介石）企图以个人独裁取代民主集权制。但是他也提出，应提高国民党的权威，以党领政。并主张非国民党党员不得出任行政官员，认为以党专政就是民主集权制。
1931年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确定在训政时期，由国民党进行以党领政、以党治国的方针。
在国共内战失利，政府及国民党迁至台湾后，1949年，蒋中正提出《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再度强调中国国民党为民主集权制[24]。
1951年，蒋中正再度发表了民主集权制的谈话[25]。他的谈话内容，与中共党员施存统在1923年发表的文章类似[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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