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普罗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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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普罗瓦(Piprahwa),印度乡镇,位于北方邦锡达特那加尔县,以生产火山黑盐,卡拉那玛克(Kala Namak)而闻名。

古代相传释迦牟尼入灭后,火化所得舍利分至八个窣堵坡,分别奉祠,此地为其中之一。1897年,英国人佩普(William Claxton Peppé)在此地发现了古代窣堵坡遗址。他清理了灌木丛和丛林后,在土丘上开挖了一条深壕沟。挖掘了18英尺厚的砖墙后,发现一个大型石棺,内有五个小瓷瓶,里面盛放著骨骸碎片、金饰及精美的珠宝。[1]这些舍利器皿内包含历史上单一出土数量最多的贵重供品:约1,800颗宝石与半宝石(许多经过雕刻和钻孔)、水晶、珍珠、贝壳、珊瑚、压花金银片、粒状金,以及被视为极其神圣的骨骸与灰烬。[2] 佩普根据铭文专家George Bühler对舍利罐铭文的解读撰写了“发现佛陀骨灰”报告,此后学者对此铭文的解读进行了持久争论。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铭文学者不断探讨该铭文的确切含义。文森特·史密斯(Vincent Smith)、威廉·霍伊(William Hoey)、托马斯·瑞斯·戴维兹(Thomas Rhys Davids)和埃米尔·塞纳特(Emile Senart)皆对铭文进行翻译,确认这些是佛陀的舍利。[3][4]最终,当时的铭文学家普遍接受奥古斯特·巴特(Auguste Barth)的翻译:
“这个存放释迦族世尊佛陀舍利的容器,是苏基提(Sukīrti)兄弟与他们的姐妹、儿子及妻子共同虔诚供奉的。”[5]
一百多年后,在2013年纪录片《佛陀的遗骨》(Bones of the Buddha)中,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的铭文专家哈里·福尔克(Harry Falk)再次确认同样的诠释,即这些是佛陀的舍利。于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研究舍利容器一段时间后,福尔克对铭文的翻译如下:
“这座佛陀(释迦族)之身体遗骸(śarīra)供奉(nidhāna),由享有盛名的释迦族兄弟及其姐妹、儿子和妻子所供奉。”
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树与蛇》(Tree and Serpent)展览的目录中,策展人约翰·盖伊(John Guy)撰文推测,皮普拉瓦的骨舍利可能是释迦族在婆罗门多罗那(Drona)进行最初舍利分配时所得的一部分,这与舍利容器上的铭文含义一致。此外,七个现存的舍利容器及其珍贵供品,可能是在阿育王统治期间或之后,佛塔重建时的存放品。[6]
真实性
尽管对铭文的翻译最初存在分歧,但当时并没有任何质疑这一发现真实性的记录。[7]然而,在1900年4月向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介绍这一发现时,秘书托马斯·瑞斯·戴维兹强调:“在这种情况下,伪造的假设是根本无法想像的。”[8] 一百多年后,有人推测当时或许存在怀疑,主要因为政府考古学家费洛当时正在距佩普发掘地约十八英里处进行自己的挖掘,后来费洛被揭发抄袭与造假。在2012年的一篇书评中,大英博物馆早期南亚及喜马拉雅收藏前馆长迈克尔·D·威利斯声称发掘出的骨灰罐上的铭文可能是德国人类学家费洛伪造的[9]。然而,佩普家族向皇家亚洲学会和剑桥大学捐赠的当时信件表明,这种伪造是不可能的。历史学家查尔斯·艾伦在他2013年的记录片《Bones of the Buddha》和著作《What happened at Piprahwa》中,研究举证这种伪造是不可能的[10]。印度学教授Harry Falk也在记录片中声称这种伪造不可能。
舍利的分布
这些骨舍利被分送至多个地点,包括泰国曼谷的金山寺(Golden Mount Temple)、缅甸仰光的大金塔(Shwedagon Pagoda)、缅甸曼德勒的阿罗汉塔(Arakan Pagoda)、斯里兰卡可伦坡的Dipaduttamarama寺院、斯里兰卡卡卢特勒的Waskaduwe Vihara,以及斯里兰卡阿努拉德普勒的Marichiwatta塔。
大部分金饰与珠宝舍利供品被印度政府存放于加尔各答的印度博物馆(Indian Museum, Kolkata)。目前展出的仅为复制品,而原物则未展示。[11]皮普拉瓦的迦毘罗卫博物馆(Kapilavastu Museum)内展示了这些供品的照片,吸引许多佛教信徒前往朝圣。
威廉·佩普获准保留部分“重复的物品”,[12] 这些物品曾在苏黎世的里特伯格博物馆(Rietberg Museum)、纽约的鲁宾艺术博物馆、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及韩国首尔的国立中央博物馆展出。[13] 此外,佩普还将部分舍利赠予泰国王子Prisdang及其佛教导师Sri Subuthi。[14]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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