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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至1965年间的一系列会议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拉丁语：Concilium Œcumenicum Vaticanum Secundum），简称梵二大公会议、梵二会议、梵二，又称纽曼会议[1]，是天主教会第21次大公会议[2]，也是距今最近召开的一次大公会议，于1962年10月11日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开，1965年12月8日由次任教宗保禄六世结束。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是天主教会历史上第21次大公会议。起初，人们以为它是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续会，但后来罗马教廷作出了澄清了：它将是另一次新的大公会议，取名“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3]。
在1959年6月29日所颁布的《忝登伯铎宝座》通谕中，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指出此次大公会议的目标将会是：“发扬圣道、整顿教化、革新纪律”[2]。 本次会议最其重要的结果，即是认同被传教国之传统可以与天主教相容，且可以互相援引，令使争议三百多年的中国礼仪之争画下句点，并且将所谓的《利玛窦规矩》予以尊重。
出席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天主教会领袖最多达2540位，其中至少四位在后来出任教宗：分别为若翰·蒙蒂尼、阿尔比诺·卢恰尼、嘉禄·沃尔蒂瓦、若瑟·拉辛格。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是历代大公会议中，在组成上十分理想的一次会议。原因是：
1959年5月17日，圣神降临节，教宗宣布成立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筹备委员会，此次大会正式进入筹备阶段。筹备委员会组成如下：
中央委员会、组和秘书处，均由一位主席、多位委员、若干专家顾问和很多秘书组成。组和秘书处的任务是：参考世界各教长和各圣部的建议，然后研究教宗指定的问题。中央委员会是由教宗自己或者自己的代表为主席，委员包括枢机、宗主教、主教、修会会长、组的主席和秘书处的主席，共有70多名。中央委员会的任务是：督导及配合各组及秘书处的工作，向教宗汇报成果，并负责起草未来大会的进行程序。
1960年11月14日，教宗主持筹备会议的开幕典礼，宣布本届大公会议的重点：“不仅在根据启示和传统，强调某一教义或纪律，更在重振基督的真精神，加强基督徒生活的价值和光辉。”典礼后，各部门便开始工作。 1961年6月至62年6月期间，中央委员会共进行了7次聚集，召开了55次会议，审查了72项提案，为正式会议作好了准备。
教宗在筹备阶段的末期，通过通谕和广播，呼吁所有教友为此次会议祷告，并钦定大圣若瑟为此次大会的主保。另外，工作人员也进行圣伯多禄大殿的粉刷装饰工作。大会会场就设在圣伯多禄大殿。[2]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程序，分为公开会议、全体会议和小组委员会议。
（1962年10月11日至12月8日）1962年10月11日上午8时30分，此次大会的开幕式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主教超过2400名，还有意大利总统和很多国家元首列席。在开幕式上，教宗指出大公会议的任务是：“使教会自我革新，推进基督徒中间的合一，为能向人类更有效地宣讲福音。”大会开幕后，首先选举各个小组的委员。法国主教团代表全体教长，起草了《大会告全人类书》，表达了关怀全体人类和愿意为全体人类服务的诚意；并提出大会特别关心的两个问题：国际和平问题和社会正义问题。
然后，大会进入了审议草案阶段。第一个讨论的是《礼仪草案》。其中较受争议的议题包括：（1）礼仪中的语言；（2）礼仪当如何适应不同地区文化的需要；（3）地方主教团在礼仪问题上的职权等。最后，大会通过了这个草案的序言和第1章。在第1期会议中，大会也讨论了《启示渊源草案》、《大众传播工具草案》、《东方礼教会合一草案》和《教会草案》。因为大多数教长不满意《启示渊源草案》，教宗指示把草案退给有关小组重写。而《大众传播工具草案》，大会则要求把它缩短成若干原则和一个牧灵训谕。对于《东方礼教会合一草案》，大会希望它能与基督徒合一组的另一草案以及《教会草案》中论大公主义一章，合并成一个草案。关于《教会草案》，最后由于时间所限，只进行了初步讨论，来不及得出任何结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第1期的会议，于1962年12月8日闭幕。
在第一期会议结束前教宗宣布：将把70多个草案缩编成20个（其后再缩编成17个）以提高大会进行的速度。还要成立一个协调委员会，用来督察各个小组的工作，务必使他们提出的草案不致相互冲突。这些是大会休会期间主要的工作。
1963年6月3日，教宗若望廿三世因病逝世，终年82岁。1963年6月21日，若翰·蒙蒂尼枢机被推选出来继任教宗，名号为保禄六世。当选后第二天，新教宗便宣布将继续进行大公会议。后来，新教宗调整了大会的结构：加设了由4名枢机组成的督察团，负责主持全体会议；并以新成立的“协调委员会”取代了原来的“大会特别事务处”。[5]
（1963年9月29日至12月4日）1963年9月29日，大公会议第2期会议开幕。保禄六世指出大会的目标是：
教宗还特别指出：“如果天主教会应该为过去教会的分裂承担责任，那么天主教会将会谦逊地呼求天主的宽恕。如果天主教会曾经开罪过其他非天主教的弟兄，那么天主教会也会求他们宽恕。另一方面，天主教会也会诚心地宽恕所有开罪过天主教的人。”
开幕式后，审议草案的工作亦随即开始。以下是第二期会议的重点：
其中较重要的议题包括教会与非天主教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关系、教宗与世界主教团的关系、恢复执事职、平信徒为普通司祭等。经讨论后，教长们多接受：“主教的职务乃继承自宗徒团，而世界主教团与罗马教宗在一起时，拥有对教会的最高管辖和训导权；但这并不削弱教宗首席权的地位。”此外通过表决，大会将《圣母草案》纳入《教会草案》之内。
因为教长们对第4章和第5章不能达成一致，所以大会只接受第1章至第3章为讨论的基础。谈到大公主义的原则时，大会草案指出：“天主教本身也需要认错和悔改，并重视分离弟兄所拥有的真理、成圣方式和福音价值。”
在第2期会议期间，大会还表决了《礼仪草案》余下章节和《大众传播工具草案》。这两个草案在第1期会议时已有讨论。
1963年12月4日，大会举行第二期会议的闭幕式。在闭幕式上，经表决，教宗隆重地颁布了决议《礼仪宪章》和《大众传播工具法令》。在颁布决议时，教宗用了崭新的用语即：“教宗偕同各主教，批准、规定和命令这些议案，并公布集体的决定。”由此可见，教宗再也不是单独行事，而是用他的主席权，偕同全世界主教们，一起宣布共同的决定。
在第二期会议休会期间，教宗往圣地朝圣，在那里会见了东正教的宗主教。在会面时，两位教长除了互相赠送礼物外，并一起诵读《若望福音》第17章，祈祷信徒们合而为一。这次会见充分表现出教宗召开大公会议的目标就是：“革新教会和渴望与分离弟兄们的合一。”[6]
（1964年9月14日至11月21日）1964年9月14日，大会举行了第3期的开幕式。教宗和来自19个国家的教长，围绕着祭台举行共祭仪式，这是礼仪改革的最初成果。教宗在开幕致词中特别强调，教宗主席权和世界主教团之间的关系，两者不仅没有冲突，而且是相依共存的。在第3期会议中，旁听员的大幅增多，包括了7位女平信徒，21名男平信徒和8位修女。[8]
以下是第3期会议的重点：
讨论的结果是，主教们意识到必须改变自己生活的方式，必须抛弃以前的排场和官僚作风，改变为简单朴素的，以基督为榜样的生活。[8]
草案中强调“圣经的无误”是指圣经中所教导的真理无误，并鼓励教友们应该勤读圣经。 [8]
重点是要重建平信徒的地位，并且让他们主动地参与教会生活。
还有些问题以附录的形式提出，就是：
草案强调人生目标不只是暂时的，也是永生的，暂时是为永生作准备。因此，本性与超性界不是分离的，而是合而为一的。本性与恩宠，俗务与灵修，也不是分离的，而是合而为一的。
除了以上的草案外，大会第3期还讨论了其他4个较短的草案，就是：
此外，关于《婚姻圣事草案》，大会决定把它交由教宗处理，因此这次大会没有对“婚姻圣事”发布任何决议。
1964年11月21日，大会第3期闭幕式，教宗和24位教长代表举行共祭，气氛非常融洽。其后，经表决，教宗和教长们共同颁布了3个决议，就是《教会宪章》、《东方公教会法令》和《大公主义法令》。
在第3期会议休会期间，教宗赴印度出席“国际圣体大会”。透过这次出访，教宗亲自实践了大公会议的几个方针，就是：实践传教职责，与非基督徒对话和与现代世界对话。[8]
1965年9月14日，第4期会议开幕。教宗宣布为实践世界主教团与教宗间的合作互助，他将建立一个世界主教会议。开幕式后的第2天，教宗收到了君士坦丁东方礼宗主教的贺电，预祝此次大会的成功和圆满结束。以下是第4期会议的要点：[9]
在第4期会议期间，除了上述的讨论以外，大部份的时间都用在表决上。最后，在1965年10月28日、11月18日和12月7日的公开会议上，教宗联同教长们发表了余下的11项决议。而且在12月7日那天，天主教和东正教彼此废除了加给对方的绝罚，在罗马和东方的法纳耳（Phanar），双方同时宣读了相互宽恕书，取消了1054年两教会对对方判处的绝罚，使基督教东西两教会合一的希望放出光芒。[9]
1965年12月8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举行闭幕式。教宗在全体教长和教众前举行感恩祭。在讲道中，教宗强调天主教会关怀众人，特别是在铁幕内沉默教会中的教友，和所有远离教会，甚至与之为敌的人。在奉献礼中，教廷授予五位主教1亿意大利里拉，为帮助各地教会的急需。感恩礼完毕时，教宗为一块基石祝圣，并准备为纪念圣母与教会的联系，在罗马近郊兴建一座命名为“教会之母”的圣堂。此外，为具体地表露《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的教导，表示教会愿意走向世界各阶层的人，与他们对话，教宗准备了6份“告书”，分别是《告执政者书》、《告思想与科学者书》、《告艺术工作者书》、《告工人书》、《告贫困患病及受苦者书》及《告青年书》，在感恩礼后由枢机们朗读。最后，在向各教长作临别赠言时，教宗清楚指向将来，他说：“各位，启程的钟声已响起，你们即将离散，去会晤全人类，带给他们基督福音的喜讯和衪革新的教会，为这目标，我们大家已经一起辛苦工作了四年。”[9]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决议总共有16篇。[2]
本次大公会议在天主教会内引发了一些群体的反对，他们质疑此次大公会议是否合理，甚至与罗马天主教会产生分裂。反对派别主要包括两支，一支为传统主义天主教徒和宗座缺出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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