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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昭阳（1903年—2002年2月14日[1]），是一位出身板桥的教育家及官僚，台北市私立延平高级中学创办人及首任校长。
朱昭阳的先人据传于乾隆年间自福建省漳州府平和县渡海前往台湾，并于后来定居于石门，并以务农为生。后来，他的祖父朱宽裕移居板桥，改以酿酒为业，所产“朱源隆”号红酒闻名各地。在日本当局于台湾实施烟酒专卖制度后，其家族改以耕读传家，他的父亲朱四海因而精通汉文；同时，其家族为避与日本当局人士交往，举家迁居埤仔墘。
朱昭阳在幼时从父亲学习汉文三年，后于八岁入板桥公学校，十五岁以未足龄考入国语学校，并于1921年毕业。
毕业后，朱昭阳在大哥朱骄阳鼓励下，瞒著双亲与好友曾人模搭乘轮船前往日本，插班进入东京私立麻布中学四年级，后又考上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成为首位考入该校的台湾籍学生；在经过当时新闻媒体广为报导后，他的父亲终于开始谅解其隐瞒双亲赴日的行为。
此外，朱昭阳在抵达东京不久后，即在国语学校学长吴三连引介下加入“新民会”，并于其后与林献堂、蔡培火、杨肇嘉等相识，从此开始支援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1925年，朱昭阳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后来，他于大二时通过行政科高等文官考试，大三时又通过司法科高考及大藏省就职考试。当时，他的指导教授矢内原忠雄因非常赏识他的才华而邀请他留任助教，但是，他以答应大藏省在先而予以婉拒。台湾总督府闻讯后也邀请他返台服务，但他因不满该府对台籍人士的差别待遇而予以拒绝。[1]
1928年，朱昭阳进入大藏省，任职理财局调查课兼专卖局管理课，属判任官；三年后，他升奏任官，并调往专卖局大阪分局。直至1937年，他在职位上频繁调动，于大阪、高崎、金泽、熊本、广岛及宇都宫等分局担任课长级或分局长职务。
1929年，朱昭阳与黄坤卿举行婚礼；黄坤卿来自台南，并曾就读于私立明华女子歯科医学専门学校。婚后，两人育有一女朱秋月，以及二子朱耀沂、朱耀源。
1944年，朱昭阳担任专卖局总局的主计课长，升任高等官二级。[1]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朱昭阳与志同道合者发起组织“新生台湾建设研究会”并被推为会长，准备返台参与建设家乡。
1946年2月，朱昭阳举家与六、七百位旅日台籍人士自东京乘坐遣送船冰川丸抵达基隆。在埤仔墘老家欢庆团圆后，他应台北市长游弥坚请托接掌市立大同中学，并应魏清德邀请，协助整顿台湾省合会储蓄公司；此间，他为筹募办学基金开始与刘明奔波各地，并组织延平学院董事会，敦请林献堂出任董事长。
1946年10月10日晚上，延平学院借用私立开南商工学校操场举行开学典礼，第一所由台湾人自主创办的大学宣告诞生。
数月后，二二八事件发生，延平学院被指称校内藏有军械，因而遭勒令停办。
事件过后，魏道明出任台湾省主席，主任秘书罗理(为朱昭阳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同学)向魏道明推荐他出任合作金库常务理事。[2]
延平学院被迫关闭后，朱昭阳在罗理的协助下始得以延平补校的名义获准复校，并于1948年9月正式开学；但是，开南商工不愿再提供校舍予延平补校使用，幸好时任西门国小校长的陈炳榕特别拨出该校一间教室予延平补校作办公室使用，其他教室则无条件提供延平补校作夜间上课之用。
1949年9月，朱昭阳在合作金库上班时，突然被传到警备总部审讯有关当年在东京组织“新生台湾建设研究会”之事，并于随后被羁押达一百日。同年12月31日，他终于获释返家，并被强制命令登报声明解散该会。
延平补校校址问题在众人协助下解决后，朱昭阳与该校副校长宋进英四处奔走筹募建校经费，并争取台北市市议员的同意与支持；最后，市议会通过补助建校总工程费新台币四十万元之半额。[3]
1990年，朱昭阳因年事渐高，乃延请延平补校校友粟竹松接任该校校长职务[4]，并于随后转任董事长。
2001年2月，朱昭阳正式创办成立“延平学院复原筹备处”，以争取复原延平学院。[1]
- 《朱昭阳回忆录：风雨延平出清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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