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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思慧（1954年—2013年12月17日），香港哲学家，研究领域为应用伦理学，被誉为“香港绿色运动先驱”[1]。她在1976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哲学系，其后取得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硕士及博士学位；研究范围乃是科学哲学、政治哲学、应用哲学。返港后分别在岭南学院、香港城市理工学院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任教，并曾任香港哲学会会长。毕生关注生态、科技、教育、商业、医学各范畴的伦理实践，坚持理想、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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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曾参与新亚书院学生会，以及绿色力量[2]。
- 1986年大亚湾核电厂(大核)事件引发香港第一波大型反核运动，她与同道发起联署反对兴建大核的公开信,并联同多位大专教师在《明报》每日写一段文字，深入探讨核技术和相关问题，其后结集成《核子发电：大亚湾计划面面观》一书。她以个人身份参与争取停建大亚湾核电厂联席， 出席公开论坛和到不同社区中心、佛学团体、街坊会演讲，讨论“风险评估”、核电民主决策等问题。联席最终收集到一百万港人签名反对兴建大核[3][4]。
- 1989年后，参与组织“民主大学”[2]。
- 2000年初，游历欧洲、美加，探访绿色运动的组织者取经[5]。
- 2002年，在47岁之龄提早从中文大学退休从耕，在大埔租了六块地耕作，并于大埔墟设“陈皮村”书店，实践有机耕种及本土经济的信念，她解释“选择在大埔墟开书店，是希望重提‘墟’的意义。墟的意思是，大家聚会买卖必需品；墟里头或许有些活动，彼此碰碰面聊聊天。”又认为“我教书时向学生说得太多什么环保、生态平衡、生活选择等等概念，我想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实践。经常骂全球化？真的可以本地化吗？几十岁啰，要学习透过双手改造脑袋”(明报2003年7月20日：〈让物品流动 让经验分享y；明报2013年12月8日：〈反核学者文思慧病逝〉；另参考香港电台2006年8月29日播出：《阅读解码》及〈陈皮村故事〉，载《从三斤半菜开始》)。
- 2009年，积极参与反高铁运动，向农友解释广深港高速铁路工程对地下水的影响，并挑战香港的环境评估制度(香港经济日报 2009年2月17日；〈有水才有机 基建坏菜地？〉；苹果日报2009年8月4日：〈广深港高铁环评通过 环保组织不满或提司法复核〉 )。
- 2011年福岛核灾之后，与同道组成“反核之众”(Hong Kong Alliance Against Nukes)、香港核能辐射研究会，倡议废核(明报2013年4月7日：〈生活达人﹕醒觉反核〉)，筹备“核能真相多面睇”国际论坛推动公众关注 、并于2012年暑假接待16名日本学童来港避核(明报2012年9月30日：〈福岛儿童来港“避核”〉)。
- 2013年12月，于将军澳灵实宁养院病逝[1]，终年59岁[6]。
- “哲学的寻探与特定时空下的事态情境之间有何关联？...时代处境中的不同的个人，一方面需要去表达差异的观点；但另一方面，确保个人主体性透过差异性伦理与政治得以发挥，却又代表著普遍原则的追寻。因此，著遍与特殊的连系，在于发现时代的声音，及反抗阻挠发声的概念与制度性霸权”(〈序言〉，载《思行交汇点──哲学在香港》，页5-6)
- “假若不问道德───包括不求社会公义﹐又不顾人民的道德主体﹐在现制度中是否得到维系﹑发挥﹐还是惨被打压下去﹐而成了单向度的谋财者───那么﹐一切的社会评论又有何依据﹑有何意义﹖”(〈知识商品化的价值扭曲〉，明报1999年12月30日)
- 文思慧认为人们应靠自己的力量改变社会，面对中国大陆收回管治香港的主权之时，她认为要追求的是每个人能真诚地活著：“只要每个人在不同岗位上都能诚实的表达自己，社会便会变得多元活泼，能够抗衡一元性的压制力量”[2]。
- 香港主权易手初期，公民社会仍未成熟，但她当时已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分析香港人所欠缺的视野：“我们的民众还未有一个共识﹐知道有权不和政府合作﹐可以因为政府无道德而瞧不起它﹐彻底暴露其不足﹐甚至要求政府下台”，并与友人成立跟政府抗争的网页“不合作运动99”，组织行动抗议叶刘淑仪及港府以虚假的“167万内地移民”数字操弄民意(见〈乐天好玩的文化战士文思慧〉，星岛日报1999年7月21日；〈抗争有条路 〉星岛日报1999年9月2日)。
- 直至2003年香港经历SARS事件、反23条立法等社会大事，她提出“只要每个人认识自己的力量，释放自己的力量，社会就会有所改变。我们一向太依附政府，没想过自己其实有能力作改变，譬如七．一不一定个个要上街，大可各自写标语四围张贴，都是一种自发的反对力量”(见明报2003年7月20日：〈让物品流动 让经验分享〉；明报2013年12月8日：〈反核学者文思慧病逝〉)。
- 她从耕的决定亦是希望从社区出发，以小规模运作方式，建构一个大规模生产以外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见《香港童军月刊》2007年3月号：〈文思慧博士投笔从农 建构绿色生活意义〉)。
- 在反核议题上，她亦据此鼓励香港民间表达声音，“既然我们都知道核电可怕，就应该积极阻止。国内的人就算不满政府兴建核电厂也不能发声，我们在香港更应为他们表达意见，就从香港开始反思并阻止使用核电”(见《时代论坛》2011年4月19日：〈“核电、经济与信仰”研讨会 文思慧：从香港开始阻止核电〉)。
- 她曾提出“公民起革命”的几个方向，“自创革命”(见〈批判：从私有化革命到公民起革命》，载《谁出售了香港? 领汇事件的思前想后 》(2005))：
- 另辟途径寻找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 搜集民间资源，打破知识垄断
- 冲出“学习”迷思
- 重建本地生产力量，发展自主经济
- 住屋是生活的归属而不是投资的项目
- 行动自主
2009年至2010年反高铁运动期间，她和一些同道(OXRA)除质疑香港的环境影响评估(EIA)的合理性之外，亦采取坚决的生态立场，指反高铁应该“是从香港人要反省对万物与众生的基本责任出发，故绝对不会认为改改走线、加多几个站就会令得高铁可以接受，更绝不会与最终目标是将新界西北发展为副都市及交通枢纽的所谓绿色planner等“专业人士”有所联系，或一同搞甚么对策”[7]。
文思慧擅长科学哲学，她研究科学及技术的应用个案，指出一些科学家向建制及利益靠拢，以偏颇的研究方法作出不实的结论，并打压对一些危害人类的科技作出证言的良心科学家(《香港经济日报》2012年3月13日：〈核辐射之灭族真相〉；〈所谓“核辐射安全水平”— 探讨一段“专家知识”如何暴虐人民与生态的血泪史〉[8])，甚至以全球暖化为幌子推动核能，把核电包装为“减碳”、“零排放”的“可再生能源”，企图减低人民的反对声音，例如，香港政府2010年发表的《香港应对气候变化策略及行动纲领》便以减排为由提出大幅增加输入核电[9][3]。
- 正因她对人民自主、“每个人都能真诚地活著”的追求，对于学校教育造成的压迫，即那些在学校“层层套套的指认程序”(例如分班制度)对学生作出武断的分类及判断，“每天从任何层面都进行判别中央与边陲、正统与异端、高尚与野蛮、上流与下流”的实践，她不能认同，呼吁“寻找另外的可能性”。[10]
- 在香港主权易手之际，她指出假如有一天每个人都要被迫教授“爱国教育”，她宁不教，因为“不教也是一种说真话的态度”[2]。
- 具体而言，她认为教师应与学生平等地讨论而不应灌输、鼓励学生追求理想、并以身作则对身处社会中不健全制度，作出中肯的批判[11]，她认为教育要有批判角度，否则只会巩固社会中不合理的体制，“公民教育堕落成机会主义爱党爱国教育，个人成长教育则成了EQ、AQ等顺民训练，环境教育则教大家大搞徒添浪费的门面工夫却消耗地球依旧，性教育则沦为巩固主流性别角色、性别定型、一夫一妻努力工作供楼维护社会安定繁荣”(〈学校教育有利“恐同〉)，因此，她认为通识教育科应探讨的基本问题是“个人(特别是年轻人)为何要单独面对及接受这扭曲的社会，并扭曲自我以求全？[12] ”。
- 从宏观角度看香港教育体制，她亦指出香港教育决策层以“效率”、“市场竞争”为由推动的改革，造成以一小撮官僚、“专业”人士“代他人定夺何谓喜好(的教育)及怎样达致”的局面，而“技术化”的改革亦“吞并”了教育理想，提出专业最终为谁服务的质疑。(〈由“救赎”到“自毁”？── 教育中的效率思维〉，载《专业交叉点 : 专业伦理的理念与实行》)
- 不过，她在批判学校教育之馀，同时认为“教育”本身可以是解放的，她曾分享一次在商场搞公民教育的经验：“(我们在商场)向市民揭破可能有一百六十七万大陆移民来港这数字是真是假﹐和政府散布这言论背后的黑幕﹐市民都留下来听了很久。在民间搞公民教育的好处﹐就是打破资讯封锁的流弊。又譬如搞教育运动﹐亦是想打破功能组别ｖｓ公众的政治二分﹐让姨妈姑嗲一起参与”(〈乐天好玩的文化战士文思慧〉，星岛日报1999年7月21日 )。
- 〈公德与公德之达致:一个“对局论”的探讨〉，《鹅湖学志》(05/1984)
- 〈有关商业伦理的两点基础反省〉，《鹅湖学志》(10/1984)
- 〈基础主义的当代挑战〉，《鹅湖学志》(05/1985)
- 〈“演绎法的证立”问题试析〉，《鹅湖学志》(08/1985)
- 〈“谬误”与基础性哲学问题研究〉，《鹅湖学志》(12/1985)
- The Philosophy of Teaching (A Critical Review), in Education Journal (Vol. 13 No. 1）(1985)
- 〈浅论有关因果性及发现逻辑的一些哲学问题:疏解两则非形式谬误〉，《鹅湖学志》(01/1986)
- 〈人性论断作为社会科学假设:一个“个案”的研究〉，《鹅湖学志》(09/1986)
- 〈科学解释及科学印证中的“相干性”问题〉，《鹅湖学志》(01/1987)
- 〈保存生态系统的环境伦理〉，《鹅湖学志》(08/1988)
- 〈集体下的个人--自由主义与非自由主义传统的探索〉，《鹅湖学志》(12/1988)
- 《民主基础答问》 (1989) (与叶保强合著)
- 〈人权观念的探索〉，《鹅湖学志》(06/1990)
- 〈人社会科学之描述,预测和指引〉，《鹅湖学志》(10/1990)
- 《性与德育》(1990)(与曾家达, 吴敏伦著 合著)
- 《自由 : 一个制度层面的探讨》(1990)
- 《让哲学应用于社会探索》(1990)
- 《国家介入 : 理论与实践》 (1992)
- 〈从应用伦理学的新方向探讨企业的环境责任〉，《鹅湖学志》(02/1993)
- 〈对爱滋病不同进路的存有论立场〉，《鹅湖学志》(01/1994)
- 《公与私 : 人权与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张灿辉合编)(1995)
- 〈动态伦理决策观下的道德敎育〉，载《道德与公民敎育 : 东亚经验与前瞻》(刘国强, 李瑞全编)(1996)
- 〈回击“贱化”, 以道德责任走出人权不归路〉， 载《思》双月刊(43/1996)
- 〈欠缺社群反支配视野的医事伦理〉，载《思行交汇点 : 哲学在香港》(文思慧、梁美仪合编)(1997)
- 《性敎育再思 : 敎育工作者参考手册》(与蔡宝琼合编) (1997)
- 〈环境〉，载《九七过渡 : 香港的挑战》(郑宇硕, 卢兆兴编)(1997)
- 〈教育工作者: 请勿出卖儿童和年青人!〉，载《思》双月刊(51/1997)
- 《香港绿色难产》(1998)
- 〈民主论述之辩证堕落--我看九八“选举”〉 载《思》双月刊(55/1998)
- 〈全球化之香港追梦迪士尼三段式〉(与蔡建诚合著)，载《迪士尼不是乐园》(1999)
- 〈环境教育参考读物〉，载《基础教育学报》(第9卷第1期)(1999)
- 〈知识商品化的价值扭曲〉，明报1999年12月30日
- 《绿运天外天 : 我们不赴迪士尼的约会》(2000)
- 〈香港绿色粉刷, 环保骗局 〉 载《思》双月刊(69/2000)
- 〈由“救赎”到“自毁”？── 教育中的效率思维〉，载《专业交叉点 : 专业伦理的理念与实行》 (文思慧、梁美仪合编)(2000)
- 《中国环境报告 : 珠江三角洲前车之鉴》(与卢思骋合编)(2001)
- 〈女性主义与运动线 - 必要与实行〉，载《差异与平等 : 香港妇女运动的新挑战》(陈锦华等编)(2001)
- 〈宽容的吊诡〉 载《思》双月刊(75/2001)
- 《谁偷走湄公河的未来? : 一水六国千民族的启示》(2002)
- 〈寻找“学习者联盟”〉，载《回到“敎育”本身 : 敎育体制以外的敎育行动》(李维怡编)(2002)
- 〈可持续什么？─ 谁敢在生活中思考环境议题？〉 载《思》双月刊(88/2004)
- 〈批判已死，通识何为？教育何存？〉，载《明报》(2004年11月4日)
- 〈学校教育有利“恐同”〉，载游静编《性政治》（2005）
- 〈批判：从私有化革命到公民起革命》，载《谁出售了香港? 领汇事件的思前想后 》(2005)
- 手造书《都这样走过来—陈姑娘日记选》、《让我们来解咒－当教育不在乎学校》(约2005，见信报2005年1月13日：〈土生良品自造文化 〉)
- 〈导读〉，载陈惜姿著《天水围12师奶》(2006)
- 〈后博文约礼的大学与社会–《令大学头痛的中文》书评〉，中文大学校友关注大学发展小组网页(2007)
- 〈核辐射之灭族真相〉，载《香港经济日报》(2012年3月13日)
- 〈告别迷信：人民科学重新上路〉，载《福岛誓言——人民说永不重复》(反核之众编)(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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