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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女性主义（英语：Postcolonial Feminism），是一种女性主义流派，它是回应原本女性主义似乎仅以西方文化中的女性经验而产生。后殖民女性主义试图说明种族主义以及殖民主义造成长期以来的政治、社会、文化影响，使非白人、非西方的女性在后殖民世界受到影响。后殖民女性主义源自于对已开发国家女性主义理论家的批评，指出他们倾向于将主流女性主义者的观念用于全世界，并认为这些观念无法用于非西方国家的女性的境况。 后殖民女性主义认为，使用“女人”一词并视之为一个同质性的群体，会只以性别而忽略了从社会阶级、种族、族群、性倾向来看待她们。后殖民女性主义者也试图将原住民族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运动纳入主流的西方女性主义。 后殖民女性主义有时会受到主流女性者批评，认为因为会让女性主义分裂而削弱了更广泛女性主义运动的力量。有时也被批评仍带有西方的偏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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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女性主义运动历史可分为三波。第一波女性主义源自19世纪，主要由白种、中产阶级女性发起。因此，第一波女性主义几乎全都是著重与这些女性相关的议题。第一波女性主义集中于争取的权利，例如参政权以及排除法律上的性别不平等，但这并没有将受到种族压迫的有色人种女性，和必须因经济困难而必须离开家从事蓝领工作女性的处境纳入。 第二波女性主义鼓励女性去看她们日常生活中的性权力争取，并扩大探讨的范围至工作场域、性议题、家庭和生育权利等。但在这时的女性主义理论，还未能关照不同种族和阶级的女性，它只注意到发起该运动的西方白人女性。到1980年代，后殖民女性主义作为第三波女性主义的一支，并随著其他基于种族的女性主义运动而出现，试图反映每个女性不同的生活经验。 为了改变来自全球化的“大叙述”，后殖民理论最初来自对殖民文学批评的形式。[2] 认知到各种群体女性的差异，后殖民女性主义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过于将问题简单化在性压迫，因而将性别问题与社会中的其他领域相连结。
后殖民女性主义是相对较新的思想流派，其主要源自于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他们关注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如何在十九世纪以来影响了特定文化如何看待自己。这一派的女性主义则进一步拓宽了在任何特定社会所存在不同层次的压迫。 后殖民主义一开始主要只是对于西方女性和后殖民主义的批评，但之后成为一个对这两个领域议题的新分析方式。不像主流后殖民主义，主要集中在探讨殖民主义所遗留下来对于各国当前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影响，后殖民女性主义则分析为何后殖民主义未能处理性别问题，它们也试图指出西方女性主义宣称能将理解用于全世界的想法是有限制的。后殖民女性主义就试图以这个方式来处理后殖民主义和西方女性主义的缺点。 殖民主义的概念在后殖民女性主义中扮演很多重要的位置，它可以意指在文字上的“获取土地”，或是在社会中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奴役。
这个运动中的重要理论家莫汗悌在她的短文〈在西方眼中〉（Under Western Eyes）中就提到了这些概念。在文章中，莫汗悌主张西方女性主义者对第三世界女性的描写建构是武断而有限制的，她认为她们把这些女性描写成男性控制和传统文化下的受害者，但未能考虑第三世界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差异。这造成了以西方女性主义作为评价发展中国家状况的标准。莫汗悌主张要让第三世界女性在女性主义领域有自己的主体性和声音。 杜宾崔尼蒂大学（Dublin Trinity College）社会学教授艾朵·克雷（Ethel Crowley）在文章〈第三世界女性与西方女性主义的不足〉（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Inadequacies of Western Feminism）中就指出女性主义在运用到非西方社会时的不足，她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者在遇到第三世界女性时有理论化约主义现像，花太多时间在意识型态的细节，而非拟定重要问题的解决策略。她在文章中认为民族志的建立会是解决此问题的好方式，并指出对于全世界的女性来说，解放的意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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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女性主义一开始即是起自批判西方女性主义在处理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等问题上的不足。后殖民女性主义试图将非西方女性的奋斗过程，纳入广泛的女性运动中。 西方和非西方的女性主义者常在种族和宗教上不同，这也是西方女性主义者常未注意的差异。后殖民女性主义者反对全球的女性是性质单一的群体，因此为了要了解女性主义运动的目标以及全球女性奋斗的异同，就要去检视什么是真正让女性结合在一起。后殖民女性主义者对传统西方女性主义的批评，就是为了要去了解同时存在、彼此相异但又彼此相关的奋斗。
这样作的意义重大，因为女性主义论述虽具批判性和解放性，但却无法免于内部权力关系的出现。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者希望将更广泛的女性主义运动，纳入这个理论的大路线中，目标为能达到超越西方世界的文化观点，能获取全球女性的个人经验。
Ali Suki就特别关注在女性主义中缺少有色人种女性代表，而白人女性有较高的比重。[2]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基于非西方地区的相关的学术作品不足，而是缺少注意和流传。这种情形强化了西方霸权并使得西方白人学者的声量比重更高。大多可获得的，关于非西方的女性主义著作都是由西方理论家所著，使得相关历史中都以白人为主[3]
后殖民女性主义者在对于后殖民理解和西方女性主义的回应上并不都一样。但整体而言，这些理解家削弱了主流女性主义的蕃篱。后殖民女性主义的意图是减少单一化的言语，并将所有的女性纳入理论图像中。一方面削除将第三世界视为“它者”的观念，一方面排除西方欧洲中心的女性理论框架中，把“它者”视为其文化和传统的受害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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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女性主义关注于殖民主义的性别化历史，以及其如何持续影响到现在的女性地位。在1940-1950年代，在联合国成立之后，前殖民地由西方托管被认为是社会的进步。社会进步的定义是与西方的社会文化价值结合。因此，女性的传统地位和角色，由于与西方标准不同，而被认为是反抗西方统治的象征。例如包头巾的女性等。这些做法一般被西方女性所看不起，但被视为具有文化的意义。因此，在这社会采行西方价值规范的目标是提升女性地位，但却有可能具争议性。 后殖民主义可以提供人们讨论自时期以来的各种经验。这可能包括：“移民、努役、压迫、反抗、差异、种族、性别，以及对欧洲帝国论述的反应等。Ania Loomba则批评“后殖民”这个名词，认为“后”隐含著殖民之后，她说了一个问题“那么，确切来说什么时候后殖民才开始呢？” [4] 后殖民女性主义者看到了近来两种同时的发展，包括国家脱离殖民，以及女性从父权观点中挣脱。也因此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可以视为有类似目标—都是要使在传统社会秩序中无法发声的族群得以发声。
后殖民女性主义和原住民运动和后殖民理论有很密切的关系。它与黑人女性主义也有密切的关系，因为黑人女性主义和后殖民女性主义都认为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未能考量种族的差异问题。在后殖民女性主义中，种族主义占了很重要的位肁。后殖民女性主义试图处理目前仍然存在的族群冲突和种族主义，并将这种问题放入女性主义论述中。过去主流女性主义大多避开种族的问题，或认为它是在父权体系之外的次要问题，并将它与女性主义分开。一直到很晚近的论述为主，种族都未被放入在白人女性中需要注重的问题。
后殖民女性主义试图避免将全球的女性视为同质，而忽略种族、性倾向、阶级、或年纪的差异。在西方文化中，种族主义有时被视为社会制度化的一环。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者则著重在个人如何在生活过程中，获得种族主义的假设、作法和偏见。 在主流的女性主义中，假设非西方世界的女性不了解什么对她们最好。而后殖民的架构中，则试图视这些女性为“完全的道德主体者”，把她们的行为视为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象征。 [5] 例如，中东和伊斯兰文化中女性包头巾的习俗，西方人可能会视之为对女性的压迫，但很多中东的女性则不同意且不能了解西方标准的穿衣方式为何代表解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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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文化兴盛的美国，根据2014年的人口调查，拥77.4%的高加索人口。[7]他们自十六世纪开始就是人口的大多数。高加索人从1620年开始的殖民时期就占有主要 的作用，在一开始殖民时，就是以男性为主。女性则没有如男性一般的权利和自由，直到一次世界大战胜利，才给女性更多的独立权利。[8] 这时正是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其主要的成就之一是 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 她们领导争取推动女性和黑人女性的权利，但实际上只有中产阶级白人女性获益。即使在第二波和第三波女性主义，由女性主义和相关运动获得的主要平等权利，仍然主要以白人女性为主。对于白人特权的缺乏认知，造成了实际上的不平等。[9] 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影响的国家的白人特权、压迫和剥削促成了其他女性主义运动，如黑人女性主义、伊斯兰女性主义等的产生。
根据所使用的地方，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和后殖民女性主义二者常可交替使用。在 Nancy A. Naples 探讨了二个名词的不同，他认为：“第三世界国家”一词由北美和欧洲国家命名，其特色是因为过度依赖第一世界国家而造成发展落后和贫穷。未开，这个词在1980年代开始广为使用，但在后殖民学者中开始受到批判。[10] Naples 则定义“后殖民”在像印度这样，从之前的殖民状况中独立出来的国家。这两个名词都有可能因为其隐含的由西方出发的“他者”概念而有争议。[11] 虽然后殖民女性主义被预期要使第三世界这个词的概念有所改进。但Ranjoo Seodu Herr为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辩护，认为其强调了地方性和国家的重要性，有助于促进女性主义观点更加多元。[5] 这个词也和其他女性主义流派 如黑人女性主义、非洲女性主义相关。
双重殖民是一个用来形容后殖民世界女性处境的名词。后殖民和女性主义理论家描述女性同时被父权体系和殖民力量所压迫，而这在很多国家即使独立之后也仍然存在。因此女性等于同时被帝国主义和男性霸权双重殖民。 后殖民女性主义者也关心于确认和揭露加诸在女性作者的双重殖民以及双种殖民如何呈现于文学之中。然而，在学者中，有关于在何种情境下，父权和殖民两种压迫哪种更多于另一种。[12] 进一步而言，在与父权体制和殖民主义的残留奋斗的同时，后殖民女性主义者还要努力争取在西方女性主义者中的可见度，要试图不仅因自身的性别，而是因为自身的族群、文化和特有的历史而被看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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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殖民的概念也被很多作者进一步运用，如汉索·卡比（Hazel V. Carby）的文章〈白人女性听著！〉（White Woman Listen!）中，尖锐地批评西方女性主义者带有偏见并成了黑人女性的压迫者。在这个脉络之下她提出了“三种压迫”的概念。[14] 莫汗悌在〈在西方眼中：女性主义学者与殖民论述〉（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一文中的主张也是从同一个角度出发，她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者错误地代表有色人种女性，造成忽略了多元的经验。[10]
后殖民女性主义本身是对西方女性主义的批评，而对后殖民女性主义的批判见常来自西方女性主义为了维护其目标的回应。西方女性运动批评后殖民女性主义的一种方式是，若将女性分解成更小的群体，会进而导致整个女性主义运动失去目的和力量。 这种批评声称后殖民女性主义具有分裂性，认为如果妇女能够形成统一战线，整体女权运动将会更加强大。
对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另一种批评，与后殖民女性主义对西方女性主义的批评大致相同。批评指出它们只关注自己文化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而牺牲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殖民主义对人们来说也体现了许多不同的意义，并且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时间线发生。查特吉支持这样的论点，即后殖民视角排斥“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理性的宏大叙事的整体视角，使得‘其他’历史和人民在真理和常态的霸权建构下变得不可见。
后殖民主义论述一方面扩展了女性主义的知识领域，但学者也开始提出批评，并进而发展称之为“跨国女性主义”的论述。后殖民主义聚焦于非西方国家的经验，跨国女性主义则有助于了解来自移民和跨国社群的新状况。[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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