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烈达·卡萝[注 1]（西班牙语：Frida Kahlo，西班牙语发音：[ˈfɾiða ˈkalo]，1907年7月6日—1954年7月13日）[1][3]，墨西哥女画家、社会权运动家、前墨西哥共产党党员[4]，以自画像著名[5]，许多画作受到墨西哥自然及文化和个人经历的影响，表达了她对个人身份、痛苦以及生命意义的深刻探索。本名是Magdalena Carmen Frieda Kahlo y Calderón，她出生在墨西哥城南部的科约阿坎街区。父亲是德裔犹太画家与摄影师，家族来自罗马尼亚的奥拉迪亚（一战前是匈牙利属地）及德国巴登-符腾堡邦普福尔茨海姆[6]。芙烈达之夫为著名墨西哥画家迪亚哥·李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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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芙烈达·卡萝 | |
|---|---|
 1932年的卡萝 | |
| 出生 | Magdalena Carmen Frieda[1] Kahlo y Calderón 1907年7月6日  墨西哥科约阿坎区 |
| 逝世 | 1954年7月13日（47岁） 墨西哥科约阿坎区 |
| 国籍 | 墨西哥 |
| 教育程度 | 自学 |
| 知名于 | 自画像 |
| 知名作品 | 博物馆收藏：
|
| 运动 | 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素人艺术、社会主义写实主义 |
芙烈达·卡萝声称她是在1910年7月7日出生，但她的出生证明上是写1907年7月6日。芙烈达·卡萝可能是希望她的出生年份和墨西哥革命开始的年份一样，因此她可以和现代的墨西哥一起诞生。芙烈达的作品将墨西哥描绘成是美洲原住民传统的象征，身为女性主义者，芙烈达也毫不妥协的描述女性的经验[7]。
墨西哥文化和美洲印第安人文化传统是芙烈达作品中重要的内涵，有时会被描述为素人艺术或民间艺术[8]。作品中也有许多对于认同、后殖民、性别、阶级以及墨西哥种族的问题。她的作品也认为属于超现实主义及魔幻现实主义，1938年时超现实主义活动的发起者安德烈·布勒描述芙烈达的作品是“围绕在炸弹周围的丝带”[7]。
6岁时芙烈达感染了小儿麻痹，造成了她右腿比左腿要短[9]，也许因为如此，她经常著长裙。（另有臆测她患有脊柱裂的先天疾病，而导致脊椎与腿部的发育问题，小儿麻痹只是使她腿部问题更为明显而已）。18岁那年的秋天（1925年9月18日），芙烈达出了严重的车祸，造成下半身行动不便，而且影响日后怀孕的可能性。即使一年多后恢复了行走的能力，她仍深受车祸后遗症的痛楚，一生中经过多达三十五次的手术，最终右腿膝盖以下还是必须截肢。芙烈达在苦痛中用绘画来转移注意力，画出了许多她对于病痛的感受和想像，她的作品经常充满了隐喻、具象的表征、让观者震惊于一个女人所承受的各种痛苦。她毕生的画作中有55%是一幅又一幅的、支离破碎的自画像（如器官分离、开刀、心脏等具体的表征、代表画家的痛苦），此外，芙烈达也深受墨西哥文化的影响，她经常使用明亮的热带色彩、采用了写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风格。
由于车祸的后遗症，芙烈达和其他人是隔离的，这种隔绝也影响到她的作品，其中许多是她的自画像，芙烈达说：“我画自画像，因为我常独处，也因为我是我自己最了解的主题。”[10]她也曾说过：“I was born a bitch. I was born a painter.”[11]。
恋情
芙烈达的画作吸引了墨西哥很有地位的著名壁画家迪亚哥·李维拉注意，造成了他们两个纠缠的婚姻，芙烈达初时与迪亚哥学画，后来陷入热恋，随即结婚。婚后，迪亚哥风流的行为并没有因承诺而收敛，芙烈达却因为深爱他而一再容忍，直到迪亚哥犯下让她最痛心的过错——染指她的亲生妹妹才分居。这段期间芙烈达到巴黎办个展，才发现自己对丈夫的爱已胜过爱自己，迪亚哥却提出离婚的要求。
后来两人又走在一起，迪亚哥重新向芙烈达求婚，直到芙烈达的生命终点，迪亚哥一直陪在她身边。
芙烈达同时也是墨西哥社会运动的支持者，流亡的苏联革命领袖列夫·托洛茨基来到墨西哥后，曾受迪亚哥·利弗拉招待。当时托洛斯基因为被苏联领袖史达林驱逐出境，而流亡到墨西哥。托洛斯基夫妇先是住在芙烈达的家中，传说中托洛斯基与芙烈达有一段情，因此托洛斯基夫妇搬到了几条街之外的科瑶坎另一处房子，之后在那里遇刺。
逝世
芙烈达的死至今仍众说纷纭，最普遍的说法是她在1954年7月13日病故，但也有人推测其为自杀。她被葬在科摇坎，目前芙烈达的故居“蓝房子”（La Casa Azul）已成为了博物馆。其中至今仍陈列着她临死之前的遗物，包括杭州刺绣厂出品的马恩列斯毛的绣像，和一幅在画架上尚未完成的毛泽东画像。
特色
自从芙烈达卡萝在年轻的那场车祸后，她花了大量时间在医院进行手术与治疗。芙烈达一生中接受了约三十多个手术，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丧失工作能力只能在床上度日。所以芙烈达很常画自己，画自己私人世界的情感关系，她将个人经历的痛苦、受尽折磨的身体和她的痴迷全都画进图中。她在床上创作，床是家中最私人的部份。芙烈达许多画作都与医疗图像有关，以流血的自己和暴露的伤口呈现出她的苦痛和受到的伤害。有人认为创作是其中一种心理治疗的形式，一种以图画作为处理伤痛、抵抗绝望与重新获得对残败身躯控制权的方式。哈蕊拉 (Hayden Herrera)相信“卡萝已经成为美国女性主义眼中的英雄，他们钦佩她用以纪录女性才有的生产、流产、爱情不顺遂等经验时所用的那种毁灭式的坦白。”绘画为芙烈达带来快乐、希望和力量。[12] [13]
芙烈达的画作常以根的想像为特色，根从她的身体长出，将把她捆绑在地上。以正面的角度这反映了个人成长的主题；若以负面视角则为被困在特定的地方、时间和情况；以一个模棱两可的视角则表现出过去的回忆如何以好的甚至坏的影响现在。在《我的祖父母、我的父母与我》（My Grandparents, My Parents, and I ）这幅画中，芙烈达把自己画成一个十岁、手拿缎带从古老树木生出的孩子。但芙烈达的左脚是从地面上长出的树干，这反映出芙烈达对于全人类整体和他对墨西哥的看法。在卡萝的画中，树象征著希望、力量与越过世代间的连续性。另外，芙烈达的画作以头发视作成长和女性象征。在《短发自画像》中，画中的芙烈达穿著男性西装还有她刚剪去的头发。她手握剪刀且其靠近他的生殖器官，这可以理解为对里维拉的威胁—里维拉的不忠激怒了芙烈达，所以她以伤害自己身体作为威胁。更多的是，此画不仅反映了芙烈达对里维拉的挫败，并且反映了她对于墨西哥父权价值的不安，就像剪刀象征一个具有伤害性且阳刚的威胁方式，既隐喻又直接地剪去她女性的部分。在墨西哥，宣扬男子气概的传统西班亚价值被广泛接受认可，但卡萝对此感到不认同。
尽管芙烈达将她自己的人生放入画中。她不仅用这些表示她的主观经验，还提出了关于墨西哥的社会和自问认同建构的问题，特别是性别、种族和社会阶层方面。为了通过艺术探索这些问题，芙烈达发展了一种复杂的肖像画，在他的画中广泛使用了前哥伦比亚时期和基督教的符号及神话。阿兹特克神话在芙烈达画作占有重要位置，其中芙烈达最常运用阿兹特克中的女神科亚特利库埃。芙烈达虽然很少画出整个雕刻形式，却反复用到断颈和骷髅项圈。除了科亚特利库埃的形象外，芙烈达在画中也用到心和骨架的意象。这三者在阿兹特克艺术和芙烈达的墨西哥精神中都是重要的象征，象征自黑暗中三发光明、自死亡而生，述说芙烈达不仅在自身健康和生命中挣扎，还有一个国家的奋斗。[14]
芙烈达的画作常具有墨西哥意识的双重性，以《爱拥抱著宇宙、地球、狄耶哥、我和艾克索洛托先生》这幅画中为例，穿著提瓦纳袍子的芙烈达怀中抱著如同婴儿般的里维拉，而两人又被身上长出墨西哥仙人掌的硕大而保护的地母还抱著。画中的小狗即艾克索洛托先生，是芙烈达的宠物。但在画中为狗取这个名字显然是有关生而死，必须看成是名字和动物两者所形成的双关语。艾克索洛托先生可代表阿兹特克在冥界的狗，狗可以代表战士艾克索洛托，也可以是叫做艾克索洛托的奎查可陀的他我。地母受伤的胸口和芙烈达割开的脖子，爱的拥抱也可能意味著死亡。而地母和穿著提瓦纳装的芙烈达乳房上的血滴，都暗指心脏。阿兹特克人通常以血滴或喷出的血来表示他们认为人类生命中的心脏。
纪录片
| 外部视频链接 | |
|---|---|
 个人照片，芙烈达·卡萝纪念馆[15] | |
| 与迭戈·里韦拉同在蓝色房屋，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16] | |
| 芙烈达·卡萝与迭戈·里韦拉，Smarthistory[17] |
脚注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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